毛主席畅游天坛，笑问前清翰林张元济：你见过几次慈禧太后？

1949年9月的北京，空气里已经有了秋天的味道。离开国大典只有十来天，城里一边在忙着搭建观礼台，一边在张贴各种布告，街头巷尾都在议论新政府的样子。就在这样的节骨眼上，毛主席却抽出一个下午，离开香山的办公地，跑到天坛去散步聊天，看上去有点“悠闲”，实际上别有深意。

那天安排的，是和几位重要的民主人士、起义将领一起同游。地点选在天坛，并不是简单的游玩，更多像是在一座古老祭天建筑之间，给即将诞生的新政权做一次安静的“预演”。走在青砖甬道上，看着几百年风雨未倒的殿宇，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也悄悄发生了变化。

有意思的是，同行的人里，有前清翰林，有国民党上将，也有解放战争中叱咤风云的人民解放军将领，身份背景全不相同，却都聚在了一起。这一幕，如果放在三五年前，很难想象。

一、“老上司”再相见：从新军列兵到革命元老

要说这次天坛之行的缘起，得从当年春天讲起。1949年3月，毛主席从西柏坡进驻北京，在香山住下后，很快就开始密集会见各界人士，筹划新中国的政治框架。程潜，就是其中最受重视的一位。

程潜出身辛亥元老，早年追随孙中山，后来在国民党军界和地方政坛都颇有声望。1948年3月，他被任命为湖南省政府主席，表面风光，实则权力有限，与蒋介石之间积怨已久。随着解放战争形势急转直下，他开始暗中寻找出路，湖南和平解放的想法越来越明确。

在共产党这边，毛主席对程潜的态度非常鲜明——一定要争取，而且是“全力争取”。一个重要原因，是早年的那段“旧缘”。辛亥革命之后，年轻的毛泽东在湖南新军当列兵，而当时的程潜已是湖南督军府的参谋长、军事厅厅长，算起来确实是“上司”。

几十年过去，风云变幻，当年的小兵已经成了中国革命的领袖，昔日的长官却要在一个新的政治格局里重新选择站队。身份倒了个个，但人情始终还在，这一点，毛主席看得很重。

1949年8月4日，程潜与陈明仁等37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联名通电，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共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份起义通电，在当时的全国局势中，是一个很醒目的信号。

不久之后的8月30日，毛主席亲自给程潜发电报，邀请他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邀请，不只是客气话，更是对其政治选择的肯定。

到了9月4日，程潜等人乘火车抵达北京。毛主席提前叮嘱周恩来、聂荣臻，要密切注意程潜一行的安全，自己还打算亲自去车站迎接。这种规格，在当时已非常罕见。

有同志疑惑：程潜毕竟是国民党起义将领，是否有必要如此隆重？毛主席不紧不慢，说了一句颇有人情味的话，大意是：程潜是革命元老，又是老乡，以前还是“上司”，如今请他来参加新政协，亲自迎接，是对人的尊重。“你们的老朋友来了，会让别人去接吗？”一句反问，把态度讲得很明白。

程潜到站下车，刚踏上月台，就见毛主席迎面走来，两人紧紧握手。毛主席笑着说：“多年不见，想不到您历尽风霜，身体还是这么硬朗，这可是福气。不但要请您来开会，还得请您这位‘老上司’多提意见。”

那句“老上司”，半真半玩笑，却把两人之间几十年前的上下级关系、如今的政治平等，与将要共同承担的历史责任，连在了一起。

二、天坛饮料棚：前清翰林与新中国领袖

9月19日清晨，毛主席按计划去北京饭店看望即将出席政协会议的起义将领和民主人士，一起简单用过午餐，随口一提：“下午到天坛走走吧，大家也该放松一下。”一桌人当场应下。

下午，毛主席先一步从北京饭店启程。汽车到了天坛东门，他下车后信步而行，走到第二道门后约百米的一处饮料棚前停下来。那是用木板和席子搭起的小棚，南面是柜台，北面和东面敞开着，秋风穿堂而过，沙土裹着落叶在地上滚动。

天气突然阴下来，天色发暗，风有点冲，却没影响他的兴致。他就在棚里坐下，像是在静静等人。

不久，几辆汽车鱼贯开进东门，在对面马路边停住。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先一步走来，和毛主席寒暄几句，站在一旁等后面的人。

又过了一阵，傅作义、程潜、张元济、陈叔通、陈明仁、李明杨等民主人士陆续到齐。毛主席招呼大家：“这几天又是开会，又是走动，真不轻松。大会开幕以后更要忙，现在难得有空，就当换口气。”

几句简单话，让在场的人心里都松了一些。许多人从国民党那边转过来，刚刚摆脱旧身份，难免还有一点拘谨。这样的氛围，有助于他们慢慢适应新角色。

说着说着，毛主席忽然指着身边的两位年长者，语气一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两位前清翰林。一位是张元济先生，一位是陈叔通先生。”

人群中立刻响起掌声，带着几分兴致，也带着一点好奇。毕竟，当年科举制在民国初年废除，到1949年，距离清朝灭亡也已经近四十年，真正见过科举时代翰林的人，已经不多了。

张元济是光绪年间的进士，入翰林院出身，后来在出版界和教育界长期工作，是近代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陈叔通同样是科举出身，辗转清末、北洋、南京国民政府，一路走到新中国门口，算得上“三朝见过的人”。

毛主席看着张元济，故意带着点调侃：“听说张老先生是光绪朝的进士，还被光绪皇帝破格召见。今天就请张老讲讲，当年怎么考上翰林的？在北京见过几次慈禧太后？她到底摆不摆架子？”

周围的人听得很起劲，声音一下子活跃起来。有人半是玩笑地附和：“讲讲嘛，张老！”

张元济略微一顿，咳了一声，笑着回答：“清朝的翰林，说起来也没那么神。要按照现在的规矩讲，大概就相当于大学里当个教授。我一个普通教书匠，哪里轮得到见慈禧？那位是在高处的。”

话说得不疾不徐，既谦虚，又把当年皇权与士子的距离点得很清楚。众人一听，忍不住笑作一团。有意思的是，这笑声里，并没有对清朝简单的嘲弄，而是一种站在历史另一头的淡然。

毛主席又转向陈叔通，握着他的手：“陈翰林，你如今再到天坛这地方，有什么感想？”

陈叔通认真想了想，才慢慢开口：“我和张翰林，算起来也算三朝的人。清朝科举考过，袁世凯见过，与蒋介石也打过交道。只是那时候，总觉得他们和我们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现在一样是国家大事，却不那么陌生了。”

他说得含蓄，实际意思很明白——旧制度下的统治者往往带着高高在上的傲气，而眼前这位领导人，坐在简陋的饮料棚里，和众人一同等车，一起散步聊天，气氛完全不同。

毛主席听到这里，语气忽然正起来：“可不能说些奉承话。鲁迅讲过‘捧杀’，这种东西要当心。”一句提醒，把友善和警觉同时摆在桌面上，让人听着心里踏实。

随后，他提议大家在天坛合影留念，再自由结伴游览。那一刻，前清翰林、新中国的领袖、起义将领、解放军将领，站在同一片古柏之间，留下了一张别有意味的合照。

三、陈明仁的照片“任务”：一场不动声色的劝说

合影结束，大家准备散开时，毛主席忽然叫住陈明仁：“子良将军，你过来，我们单独拍一张。”

这一声招呼，让陈明仁有些愣。按照他过去在国民党军中的资历，哪怕立过战功，也难以接近最高层，更别说单独合影。即便偶尔能在照片里露个面，也通常挤在一大群人之中，只能在角落里找自己的影子。

站在一旁的陈毅看出了他的不自然，笑着推了一把：“明仁兄，你和毛主席都是湖南老乡，还缩什么？”

气氛一下活了。毛主席望着陈明仁，眼神里带着一点探询，顺势问了一句：“听说蒋介石在台湾还给你开了追悼会，是不是真的？”

陈明仁冷笑了一声：“那是他们一贯的手段罢了，做给别人看的。”

两人说着话，向祈年殿西侧走去，在离殿约两百米处站定，请摄影师再次按下快门。这张照片，日后成了不少人津津乐道的历史影像。

拍完，毛主席看着陈明仁，话锋一转：“外面说法很多，说你被扣押，还说杜聿明、王耀武都被我们杀了。你这次参加政协，眼见为实。会后能不能辛苦一趟，去济南看看他们，再写几封信给你那些尚未转过来的老同事老同学？”

这话说得既坦率，又颇具分量。杜聿明、王耀武被俘后，确实都被集中管束，但并没有被处决。外界谣言四起，国民党内部许多人半信半疑。毛主席此时把“澄清事实”的任务交给陈明仁，是很有针对性的安排。

陈明仁当场答应：“可以，我一定去。”

毛主席又补了一句：“还有，这次的合影，你也多洗几张，寄一些给黄埔的同学，只要送得到的，就送去。”

这个提议，听上去仿佛是随手一说，其实不简单。一张照片，往往比一封政治声明更能打消疑虑：曾经在战场上交火的对手，如今站在一起微笑合影，这本身就是一条无声的信息——“情况变了，可以考虑走另一条路了。”

“那你打算印多少张？”毛主席问得很仔细。

陈明仁略一盘算：“先印十打，一百二十张。”

毛主席摇头：“十打怕是不够，至少要五十打。”

这个数字大得惊人。五十打，就是六百张。以当时的通信条件，将这些照片散布到原国民党军队系统的各个角落，需要时间，更需要心思。可以想见，毛主席非常清楚这件事的传播效果。

陈明仁郑重回答：“照办。”

从军人的反应也能看出来，他明白这是一次“特殊任务”。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命令，却同样关乎战争的收尾和人心的归向。

有意思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天坛这一片古建筑里。过去的帝王在这里“祭天”以求“天命”，而此刻，通过一张照片、一趟探访、一封封手写信，新政权在争取的是人心的认可。形式迥然不同，目标却异常清晰。

四、回音壁与奖章：一个将军与一座古城

合影散开之后，毛主席找到了另一个要“单聊”的对象——傅作义。

两人一前一后，沿着石路向回音壁方向走去。傅作义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关键人物，这一点，毛主席内心清楚得很。他随口说：“宜生，我们在附近转转吧。”

走到回音壁那一段修复的墙边，毛主席停下脚步，抚着墙面，看了看接缝的位置：“你觉得补得怎么样？”

傅作义细看了一会，说：“挺好。若不是特别留心，很难看出是后来补的。”

毛主席接着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要是那时候真在这里硬打起来，这墙怕是也补不成了。”

话里提到的“那时候”，指的就是1948年底至1949年初的北平围城。东北野战军的炮兵已经就位，要打下北平并不算难事。天津战役就是前车之鉴，数千门大炮一起开火，守将陈长捷最后成了俘虏。

然而北平不只是一个军事据点，它同时还是一座堆积着明清古建筑的老城。城墙、城楼、宫殿、坛庙，哪里都离不开“百年古物”这四个字。如何在战争中尽量减少破坏，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当时，解放军炮兵司令员专门带着地图去请教住在城外的梁思成。梁思成是梁启超之子，长期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对北平城里的宫殿坛庙如数家珍。他在地图上，用红圈一个接一个地标出需要重点保护的建筑。

炮兵一看这地图，难免犯愁：红圈遍地都是，几乎无处下炮。加上毛主席多次强调的原则——宁可让城里的权贵跑光，也要保住古城——这让军事指挥显得更为谨慎。

另一边，傅作义在天坛附近征用民夫，修了两个简易机场，一个在东单公园，一个在天坛南侧，砍掉不少古树。南苑机场早已被解放军控制，傅作义需要新的起降场地。天坛一带也被当成军需仓库，炮弹和飞机零件都堆在那里，就连壕沟里也埋着不少弹药。

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炮兵设定标尺时格外小心，把射击坐标定在天坛附近的小树林，尽量避开主体建筑。地下党组织起护联队，经常到天坛一带巡视。有一次，两位老工人在巡查时发现，回音壁的一角被一发炮弹炸塌，情况立即由地下渠道传到城外。

经核查，那发炮弹是己方误差造成的，负责标定的人因此受了处分。这一细节，普通人不一定知道，却从侧面说明，当时“打得准，打得慎”远不只是口号。

如果北平最终选择死守，城破之日，回音壁和祈年殿是否还能完好无损，很难说。和平解放保住的不仅是数十万军民的生命，还有这座城的整体风貌。不得不说，这一点相当关键。

站在回音壁前，毛主席说：“你是和平解放北平的大功臣，本该赏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你说呢？”这句话并不是简单的夸赞，而是对傅作义关键抉择的明确评价。

傅作义连连摆手：“不敢当。不追究我以前的错，我已经感激了。”这个反应，既有自知之明，也带着一种卸下包袱后的轻松。

后来，在第一届政协大会上，傅作义总结自己的转变时，公开承认在和平解放前自己仍是国民党在华北的重要负责人，执迷不悟，与解放军对立。他说，是辽沈战役的结局，让他真正意识到形势的变化和自己的错误，于是才下决心顺应民意，交出北平。

他也提到，北平和平解放，既有利于革命进程，也保住了这座承载数千年文化的古城。对过去所造成的损害，他认为自己仍应承担责任，而毛主席和人民不仅没有追究，还让他出席政协，他感到羞愧，同时又觉得幸运。

这些话，在会场上显得颇为真诚。对许多观众而言，这是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听到一位曾经的大员如此公开地反省。表面上是个人的忏悔，实则折射出旧势力向新政治结构的调整。

回到天坛那一刻，毛主席和傅作义缓缓走向祈年殿。当地向导介绍，这座大殿建于明永乐年间，到那时已有五百多年历史，却只靠二十八根木柱支撑。这个数字一下子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二十八根柱子。”他轻声重复了一遍。中共自1921年在上海、嘉兴秘密成立，到1949年已经走过二十八个年头。从小小船舱中的几位代表，到如今筹建一个新国家，时间和数字在这一瞬间微妙地重合。

走进殿内，毛主席对傅作义说起天坛的来历。他提到，以前皇帝在这里祭天，一方面是祈求风调雨顺，另一方面是借“天命”说法来巩固统治，借着神权来锁住人心。随着封建制度土崩瓦解，老百姓的觉悟提高，这种仪式自然失去了原有的权威。

他随口说，如果严格一点算，真正值得致敬的，不是天上的“神”，而是历朝历代辛苦劳作的百姓。若真要行礼，也该对人民鞠躬。这个说法，把天坛从“神圣禁地”变成了“历史见证”，背后的价值观转变不言自明。

这一番话，引来众人笑声，回荡在穹顶之下。笑声本身很平实，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端。

五百多年以前，皇帝们走上这片坛台时，心中想着的是“君权天授”。到了1949年的秋天，走在石路上的这些人，谈论的已经是如何让更多普通人参与国家的建设。天坛依旧在，制度却已经完全不同。

有时候，一场看似随意的秋日散步，藏着的，是关于历史走向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