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毛主席关系如何？抵押房产支持毛主席，坐着参加其追悼会

1935年冬天，上海法租界的石库门里总是格外阴冷，街口巡逻的军警来来回回，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就是在这样一种日子里，宋庆龄在自己的寓所里，悄悄会见着各路进步人士，替被通缉、被迫转移的革命者四处奔走。那时候，很多人不知道，在几千里外的陕北延安，有一位正在艰难开辟革命道路的领袖，已经把她视作最值得信任的朋友之一，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有意思的是，宋庆龄和毛泽东之间的情谊，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热络得惊天动地，而是在几十年动荡的历史风云中，一点点积累出来的。既有政治上的相知，也有个人情感层面上那种彼此倚重、彼此托付的信任。抵押房产筹款、力挺国共合作、互相邀请、相互惦念，到老年时在病痛中坚持参加追悼会，两个人的交往被紧紧嵌在中国近代史与新中国诞生的关键节点上，几乎每一个时间点，都透着沉甸甸的分量。

一、从广州到上海：情谊的发端与信任的种子

1924年初，广州黄埔江边比往年更加热闹，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会议的主角是孙中山，孙中山在会上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搭起了框架。在代表席中，有一个来自湖南的代表，他就是时年31岁的毛泽东，第一次以这种身份走上全国性的政治舞台。

宋庆龄那时候在广州，日夜陪伴着孙中山，帮他修改文稿、整理材料、接待来客，事务极多，没有像其他代表那样全程参与会议。但不得不说，她对会议精神与方向非常清楚。孙中山在会前会后，同她多次谈起要团结共产党人、发动工农群众，毛泽东提出的一些有关农民运动、地方实际情况的建议，也常常出现在孙中山与她的讨论里。可以说，虽然双方在广州并没有多少面对面的长谈，但对彼此的政治立场和理想，已经有了一个清晰轮廓。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时年32岁的宋庆龄遭受了人生中一次最沉重的打击，她在短时间内从国家领袖的夫人，变成了独自扛起“中山先生遗愿”的守护者。同年，她南下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她来说，参加这次会议不仅是政治责任，更像是一种精神告慰。

会场上，她再一次与来自各地的革命者并肩而立，其中也包括当时已经在党内有一定影响的毛泽东。那时期，毛泽东大力推进工农运动，而宋庆龄不断强调要防止党内右倾、要坚持联共路线。两人虽然分属不同组织，但在维护国共合作的大方向上，显然站在一条线上。这种政治上的共鸣，为后来的深度信任埋下了伏笔。

1927年春夏之交，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血雨腥风中失败。宋庆龄得知消息后，愤怒不已，不仅公开发表声明谴责，还坚决与蒋介石集团决裂，参与发起“讨蒋”运动。要知道，在那样的背景下，选择与掌握党政军实权的蒋介石翻脸，不是一般的风险。

也正是在这一阶段，毛泽东在湖南、江西一带发动秋收起义，转向农村，走上井冈山道路。宋庆龄则被迫离开国内政治中心，后来一度赴苏联活动。一个在南方山林里摸索武装斗争道路，一个辗转各国与海内外进步人士联合，但两个人心里的那条主线并没有改变——反对独裁专制、坚持革命到底。不得不说，这种在大方向、一大是大非问题上的一致性，是他们之后关系越来越紧密的重要基础。

1932年以后，宋庆龄长期居住上海，牵头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保障同盟”等团体，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为抗日和民主运动四处奔走。她的这些行动，延安方面都在密切关注，毛泽东对她的态度也从敬重，逐渐升级为“可以托付”的程度。延安需要了解国际舆情，需要联络海外舆论，也需要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上海找到可靠的联系人，宋庆龄几乎是顺理成章的首选对象。

二、抵押房产的那封信：倾囊相助与革命同道

1936年11月，延安黄土高原已经开始结冰。物资匮乏、医疗落后、对外联络不畅，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道道难关。当时的毛泽东并不只是关心战场上的枪炮，也在思考怎样让全世界更准确地了解这支队伍。于是，他托人从延安带出一封信，转交给远在上海的宋庆龄。

信里有一段非常关键的请求：希望宋庆龄出面，向她的弟弟宋子文借5万美元。宋子文在那之前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是有名的“金融大亨”。按正常思路，从他那里筹到一笔钱，确实可能性不小。但是，毛泽东当时并不完全清楚，宋家兄妹在政治立场上早已产生严重分歧。宋庆龄因为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与部分家族成员关系紧张，和宋子文更是长期疏远。

这就有点尴尬了。对于宋庆龄来说，开口求弟弟这么一笔钱，不仅仅是家庭层面的为难，更涉及政治原则。她不能在立场问题上向任何人“示弱”，但延安的困境又摆在眼前。试想一下，她拿着这封信坐在灯下，反复权衡，心里恐怕非常清楚：毛泽东若不是到了难以解决的地步，是不会轻易写下这种请求的。

经过多方了解，她得知当时延安的困难远比外界想象的严峻。战士们衣食紧张，棉衣、药品极度短缺，延安需要向外界采购大批必需品，还希望邀请一些西方记者、医生到边区实地采访和工作。5万美元在当时是个巨额数字，但对于改善边区整体局面却极为关键。

宋庆龄首先拿出了自己从广东省国民党政府处得到的抚恤金，那是孙中山逝世后发放的。她几乎没有犹豫，就把这笔用来保障个人生活的费用全部拿出来，准备先寄往延安。然而，算了一下数目，这点钱距离5万美元仍然差很远。她没有退缩，而是做出了一个非常不易的决定——将自己在上海的房产拿去抵押，用以筹足所需款项。

抵押房产，在很多人看起来是“伤筋动骨”的事，对一个身处国统区、无实权在手的政治寡妇来说，更是风险巨大。一旦局势变化，甚至有可能连基本的居所和生活保障都受影响。但在宋庆龄心里，把这笔钱送到延安显然更重要。她明白，那是一线希望，是让共产党人撑过去的一根支柱，也是她本人对孙中山“联共、扶助工农”遗愿的持续践行。

值得一提的是，她并没有在回信中详细说明自己是如何筹到钱的，也没有提“抵押房子”这回事，更没有谈及“何时偿还”的问题。钱送到就好，这就是她对这段友谊的处理方式。毛泽东在延安收到这笔款项后，对宋庆龄的感激之情，长期藏在心里。很多年后，当这段往事逐渐公开，外界才知道，当年的那封求助信背后，是宋庆龄默默承担的巨大代价。

可别以为宋庆龄只是在经济上给予支持。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她留在上海，眼看淞沪会战打响，战火逼近。毛泽东和周恩来从延安、汉口多次托人转达希望她尽快撤离，避免落入敌人之手。宋庆龄起初坚持不走，仍在租界里与各界人士联络，直到上海沦陷在即，才在共产党人安排下辗转前往香港。毛泽东得知她已安全抵港后，才稍稍放下心。

到香港后，宋庆龄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广泛动员海外华侨及国际友人，为抗日前线募集物资、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战，坚持战斗到1945年抗战胜利。在这段时间里，她和毛泽东虽然相隔千里，但通过各种渠道保持着互通信息。两个人在同一个目标下，以不同方式参与民族救亡，政治盟友的关系越来越牢固。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共关系再度进入微妙阶段。那年秋天，毛泽东应邀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期间特地抽空前往宋庆龄寓所拜访。两人上一次见面，已经是18年前的大革命时期了。时光流逝，环境翻天覆地，但两个人谈起抗战、谈起中国前途，却仍然觉得话题顺畅。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这位坚持多年反对独裁、又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孙夫人”，是未来中国政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宋庆龄也看得很清楚，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已经牢牢赢得了人民的信任。

三、从开国大典到“国母”尊称：相互邀请与深厚敬意

时间来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前夜。1月1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西柏坡共同起草并签署了一封信，发往尚未完全解放的上海。这封信是写给宋庆龄的，在信中，他们诚挚邀请她北上，参加将在华北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希望她对“如何建设新中国”提出宝贵意见。

信里专门提到，中山先生遗志即将实现，希望她能“命驾北来”，参与这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这不是普通客气话，而是明确把她视作“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和新中国政治建设不可或缺的一员。然而，当时上海尚在国民党控制之下，通信极不安全，这封信只能先辗转寄到香港，再由宋庆龄最信任的人秘密转交。

在信件送达之前，周恩来特地叮嘱：“一定不能有半点强求之意，全凭她本人意愿。”可以看出，中央方面对宋庆龄有着极深的尊重。她收到信后，仔细读了几遍，最终写信婉拒，给出的理由很朴素：“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在她看来，与其此时冒险北上，不如留在上海，等解放军进城后，直接在新中国的实际场景中参加建设。这看似退一步，实际上是她对时局和自身处境慎重衡量后的选择。

到了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在北京开幕，宋庆龄能否出席，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周恩来了解她的顾虑之后，决定请一位对宋庆龄极为熟悉的老友亲自登门邀请——邓颖超。与此同时，宋庆龄当年的英文秘书廖梦醒也受托同行，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再一次来到她的寓所。

那天见面的时候，宋庆龄非常激动，久别重逢，握着邓颖超的手说了很多家常与旧事。等到气氛略微平缓，邓颖超这才说明来意，希望宋庆龄能与自己一道北上北京，参与新中国筹建。宋庆龄沉默片刻，只说：“让我再考虑几天。”表面上是一句客套，实际上背后有着浓重的情绪色彩。

不难理解她的心理。1925年，孙中山病逝于北京；1929年中山陵落成，她也曾经北上参与相关活动。在她的记忆里，北京这座城市与丧夫之痛紧紧联系在一起。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对她而言是一种精神上的撕扯。所以，即便明白这是一段新历史的开端，她仍需要时间说服自己跨出那一步。

邓颖超没有就此放弃，而是一次次登门看望，陪她做公益、聊民生，减少她心理上的负担。可以想象，两位女性革命者坐在沙发上，一边谈起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一边慢慢解开那层压在宋庆龄心头的阴影。凭借这种耐心的陪伴与交流，宋庆龄最终点头答应同行北上，这一决定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重磅消息。

1949年8月26日，宋庆龄与邓颖超等人悄然乘火车启程，行程全程保密，以防出现意外。8月28日中午，列车抵达北京后，毛泽东特意换上一身整洁的中山装前往迎接。站台上，他和周恩来一直望向远处，见到宋庆龄下车，立即快步迎上前。经过简单而真诚的寒暄，他们一同返回住处，这种对待“老朋友”的礼遇，在当时已足以说明毛泽东心中对她的高度尊重。

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典礼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那一天，宋庆龄站在毛泽东、周恩来的身旁，亲眼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大典礼炮在广场回响。她的眼眶湿润，一再抬手擦拭，既有为国家重获新生的欣慰，也有对孙中山遗志得以部分实现的慰藉。此时的她，不再只是“孙中山夫人”，而是以新中国重要领导人的身份，参与到一个新政权的创建之中。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作中，毛泽东与宋庆龄虽然因各自繁忙，并不常有机会长时间会面，但双方始终保持深厚的互相敬重。1957年11月，他们一道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返程时，两人同机回国，机舱里发生了一段颇有意味的小插曲。

那次航班安排宋庆龄坐头等舱，毛泽东本准备坐二等舱。他坚持说：“头等舱给她，她是‘国母’。”宋庆龄却笑着回应：“你是国家主席，更应该坐头等舱。”两人谦让来回，最终还是按照原先安排就座。所谓“国母”之称，并不是哪一个正式职务，而是全国上下对宋庆龄长期坚持革命、无私奉献、德望俱高的一种民间与政治层面的综合认同。毛泽东在公开场合和私下场合多次对她表达尊重，这种发自内心的敬意，使他们的关系并非单纯的“统一战线伙伴”，而是带有感情温度的“战友加亲友”。

1950年代、1960年代，宋庆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家副主席等职务。毛泽东在很多重大问题的处理上，也非常注意争取她的支持与理解。在这些年里，两人的情谊并没有因为距离与职务差异而变淡，反而随着共同面对的挑战越来越多，而变得更加牢固。

四、1976年的三次白发送黑发：守到最后一刻的友情见证

进入1970年代中期，宋庆龄和毛泽东都已年事已高，身体状况每况愈下。遗憾的是，政治斗争的风浪并没有完全停息，他们在重压之下仍需坚持工作。1976年，是宋庆龄生命中极为沉痛的一年，这一年，她接连送走三位革命路上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病逝，享年77岁。消息传到上海，宋庆龄几乎不敢相信。她明白周恩来的病情很重，但真正听到噩耗时，还是不能接受。当天下午，她立刻向有关方面提出要赴京吊唁，在养女搀扶下赶往北京医院。1月10日，她站在周恩来的遗体前，忍不住失声痛哭。她记得当年在黄埔军校见到的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指挥官，也记得几十年里周恩来一次次周旋于复杂局势中坚持原则的身影，如今回头看，一切仿佛都凝结在病榻旁的那一刻。

1月15日，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追悼大会。宋庆龄提前到场，全程神情悲恸，多次用手帕轻轻按住眼睛。别人劝她注意身体，她只是微微摇头。回到上海后，她一边继续治疗，一边密切打听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她很清楚，在失去周恩来之后，毛泽东承受的精神压力只会加重。

没过多久，另一个噩耗袭来。7月6日，开国元帅朱德因病在北京逝世。7月7日中午，宋庆龄再一次从上海飞到北京。那时，她的身体状况已明显恶化，却仍坚持亲自向这位并肩多年的老战友告别。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时，她泪流不止，眼睛几乎被哭得通红。7月11日，朱德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宋庆龄全程出席，随后返回上海继续治疗。

短短半年，先后送别周恩来与朱德，这种打击对于年逾古稀且身患重病的她来说，几乎到了极限。医生和工作人员反复叮嘱她一定要静养，家人也竭力让她远离悲痛消息，然而真正让她无法防备的一次，仍然到来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噩耗传开，全国陷入巨大哀痛之中。治丧委员会紧急成立，各地领导人、部队代表和群众代表纷纷赶往北京。有人回忆，当时许世友在南京听到消息后，当场失声痛哭，“几乎站都站不稳”。

宋庆龄得知消息时，人已经非常虚弱，冠心病和肝癌同时折磨着她。但她没有犹豫，立刻表示要赴京吊唁。9月10日，她在工作人员陪护下抵达北京，与她同机而来的，还有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儿媳邵华以及孙子毛新宇。刚下飞机，她整个人几乎站不稳，只能让人死死扶着胳膊。

在向毛泽东遗体告别时，宋庆龄凝视着这位革命路上相互支持、相互成全的老朋友很久，现场哭声此起彼伏，她的表情里既有伤痛，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重。有人轻声劝她：“身体要紧，别站太久了。”她只是轻轻摇头，坚持守在灵前。华国锋看到她的状态，很担心，安排专人全程照顾，并再三叮咛要注意她的心脏情况。

9月14日，党中央组织集体吊唁活动。宋庆龄带病参加，从头到尾没有中途离场。那时，她已经很难长时间站立，但出于对毛泽东的敬重，仍咬牙坚持，哪怕回到住处时人几乎虚脱。更为人所铭记的，是9月18日下午举行的毛泽东追悼大会。

追悼大会当天，全国实况转播。宋庆龄在工作人员杜述周的搀扶下走进会场，还拄着拐杖。走到指定位置时，她已经几乎抬不起脚步了。华国锋当即为她安排了一张椅子。仪式开始后不久，她突然“扑通”一声坐下，这不是失礼，而是她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中途她多次试图站起，却屡屡失败，只能一直坐到大会结束。

那一幕，令许多在场者唏嘘不已。会场上，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坐着参加追悼会。有人后来回忆说，那一张椅子背后，是几十年风雨同舟的见证，也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用自己的方式为这段情谊画下最后的注脚。

两年之后，1978年，在整理情绪与身体稍稍稳定后，宋庆龄写下《追念毛主席》一文。她在文中评价毛泽东是“目光远大，举世无双的领袖和导师，是大事业的引路人”。这句话出自她对长期接触和观察的真切感受，不带任何修饰。对她来说，毛泽东既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组织者，也是与她并肩为理想奋斗几十年的亲密战友。

随后几年里，宋庆龄仍在岗位上坚持工作。1981年5月15日，已经重病在身的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多年以来的愿望，这一年她已接近生命的终点。可以说，从20世纪20年代与毛泽东同场参与国共合作，到30年代抵押房产支援延安，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长年共事，最终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走完人生，这一整条线，把她与毛泽东的关系完整串联了起来。

从政治立场来看，他们是同一事业的坚定同路人；从个人感情来看，他们是相互欣赏、彼此托付的老朋友。在多次危机时刻，毛泽东把最重要的信函、最关键的请求交给她；而在她生命最后的阶段，也用尽全力赶赴他的灵前，哪怕只能坐着参加追悼会。这种经历，使得“宋庆龄与毛主席关系如何”这件事，远远超出简单的“好”或“不好”能概括的范围，更像是一段穿越几十年历史风云、被时代反复印证的深厚革命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