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的泛滥与安澜——《中国共产党治理黄河研究（1946-1949）》序

《中国共产党治理黄河研究（1946-1949）》，赵光辉著，人民出版社，2025年12月版

赵光辉博士这本著作是他在2019年获准立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结项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专家反馈的鉴定意见略作修订而成。光辉说：“这个项目是从博士论文衍生出来，在申请立项和后续的研究过程中您又提供过许多具体的指导意见，这篇序必须由您来写。”他说的是实情，我当然也知道这项课题本身的重要性，可是我自己并不研究黄河变迁史，只能就这本著作的缘起及光辉为此所付出的努力谈点我所了解的情况，权以为序。

事情还得从他2014年考入华东师大历史学系读博说起。读博之前他本已有相当不错的工作，但他放弃了，选择比想象更为艰难的深造之路。因此，读博伊始，他明显比其他同学更专注更投入。除了完成应修的课程外，头两年他还参与我主持的《二战中的上海》一书的编纂，承担其中第二章“孤岛岁月”和第十章“上海审判”的写作，约6万字。该书出版后，他继续研究战后对日审判，撰写并发表了包括《国共舆论战与国民党的大战略——以审判冈村宁次为中心》（《新闻与传播研究》）在内的多篇颇受关注的论文。我原本建议他以“战后对日审判研究”为题撰写学位论文，他自己也有兴趣，且已累积了相当的研究基础，但他考虑到自己没学过日语，短期内很难完成。后来他在上海市档案馆发现一批从未有人使用过的有关大业贸易公司的档案，一度想以此为题做贸易史研究。那段时间他几乎天天跑档案馆查阅这批档案资料，摘录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但并不足以支撑一篇学位论文。时间到了2016年，他打听到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有丰富的黄河水利史资料，他便利用暑期前往郑州该馆查阅档案。令他大感振奋的是，该馆不但藏有有关民国时期黄河治理的大宗档案，而且几乎没有被利用过。于是他便在郑州与几个青年打工人合租了一处房子住下，天天两点一线往返于合租房与档案馆之间，一连数月，把档案馆所藏有关黄河治理的史料查了个遍，能拍的拍，只能抄的就抄，所获至丰。回到学校后，即着手整理，最后确定以“国共黄河重归故道谈判研究——基于中共视角的考察”为题，对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围绕黄河重归故道问题所展开的政治博弈进行细致的考察。因为有这批档案资料打底，光辉的学位论文进展神速，仅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初稿，后又经数月反复斟酌修改，于2018年顺利通过答辩。答辩委员会决议如下：

赵光辉的博士学位论文《国共黄河重归故道谈判研究——基于中共视角的考察》以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所藏档案资料为核心史料，并参酌报刊、文献等相关史料，对国共围绕黄河重归故道问题所展开的谈判详加考察，重点关注在黄河重归故道过程中国共两党各自的战略意图及其与新闻报道之间的关系。论文透过对治黄补偿款、堵口复堤进度等问题始末原委的钩沉与分析，清晰地揭示出国共两党政治博弈的复杂过程，进而较为深入地探讨中共的战略目标与其政治宣传之间的互动关系，选题新颖，视角独特，史料翔实，解释框架较为合理，是一篇既有学术价值又具现实意义的学位论文。

博士论文受到肯定，光辉当然是高兴的，但对他的黄河史研究而言，这还只是开始，他所掌握的相关档案资料也仅利用了一小部分。在博士论文的写作和相关档案史料的搜集与整理过程中，他发现尽管黄河史研究历来备受关注，相关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有关革命时期中共治黄史的研究却未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几乎无人问津。因此，他决心弥补这一缺憾。在本书的“绪论”中，他写道：

博士论文写作完成后，笔者开始尝试了解中共早期治黄这个话题。这个话题是如此有趣，很快就促使笔者下决心进行相关研究。黄河滋养中华民族数千年，也泛滥了数千年。中国历代王朝都将黄河治理作为头等大事，然而却始终无法如愿安澜。至清末民国，西法治黄的引入也没能改变黄河频繁溃决的局面。然而，随着中共接手黄河治理，黄河很快安澜，直至今日。这使我极为惊诧：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治黄经验的政党，又身处在人力、物资极端匮乏的战争环境，中共成功实现黄河安澜不啻为一个奇迹。我开始追问，革命时期的中共是如何实现此等奇迹的，这与其此后所坚持的“人民治黄”理念有何关系，又体现了中共的哪些优势，该时期的治黄经验又给建国后的黄河治理留下了什么宝贵的遗产。带着这些疑问，笔者正式开始了本课题的研究。

光辉的这些想法跟我反复讨论过，我不仅支持，而且建议他写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幸运的是，这个课题当年便获准立项。这对一个博士刚毕业的年轻学人而言，是一个莫大的鼓励！于是就有了这本著作的写作和出版。

黄河泛滥频繁，曾是困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难题。黄河安澜，却是在中共接手黄河治理以后实现的。这个奇迹是如何创造的？本书以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所藏的革命历史档案为主体史料，并旁涉大量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包括报刊、方志、官书、工具书，以及各类相关文选、选集、日记、回忆录、年谱等，仅报刊资料即有近二十种之多。在此基础上，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组织管理学与历史学，通过组织运作、组织耦合、组织激励、组织学习、组织领导等多个维度深入剖析中共治黄机关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为我们展现了一幅革命时期中共治黄的全息性图景。

从组织学的角度看，一个组织机关的创设与完善，包括其组织架构、制度规定、人事安排等，一定是以其职能的具体实现为导向的，亦即它是为解决具体问题而设的。因此，对问题解决过程的观察，展现其如何利用既有资源、协调各类关系以适应所处环境，才能真正体现该组织的效能。本书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以总体性思维谋篇布局，选取几个重点面向加以考察，并分别以典型个案加以呈现。借助对一个个典型个案如请示报告制度、护堤委员会、双重领导体制、民工工资制度、安澜大会、黄河学委会，以及宋家圈出险与贯台抢险等等的深入考察与分析，一方面清晰地反映出中共治黄政策究竟是如何落地并取得具体成效的，另一方面充分彰显中共治黄机关的治理能力和“人民治黄”理念的伟力。这无疑将增加史料整理与写作的难度，但同时也提升了论证的说服力与本书的可读性。且以第三章对民埝问题的处理为例，民埝是黄河两岸民众为保护黄河滩地内的田庄与村舍而修筑的挡水墙。民埝未经统一规划，质量参差不齐，高矮不一，严重影响黄河的行洪安全。然而，彼时民生艰难，民埝所保护的黄河滩地却是当地民众的生计与家园所在。由此，一个有如顽症的治理难题摆在面前：为了黄河大堤的安全，应当拆除民埝；而为了保障当地民众生活，则应当保留民埝。对于民埝，地方干部、当地群众与治黄机关各有立场和态度，很难统一，风潮不断。历经多次三方博弈后，中共治黄机关最终找到了一个务实有效且为各方所接纳的解决方案，很好地兼顾了黄河安全与当地民生。民埝问题的最终解决凸显了黄河治理不仅是技术问题，更需要协调各方利益并寻找平衡。

当然，就个人的偏好而言，我更感兴趣的是本书结论部分关于“现代性”与有效性关系的讨论。在中共成立治黄机构并着手黄河治理的同时，国民政府的治黄机构早已存在并继续运转。结论部分从“现代性”与有效性关系的角度出发，将国民党治黄与中共治黄进行了对比分析。国民政府所采用的治黄工具、技术与管理理念远较中共“现代”，而其治理效果却远逊于中共。对比结果表明，“现代性”与有效性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系。那么，应该如何解释中共的治理成效呢？本书认为：

决定黄河治理成效的主因，是人，准确来说，是已被充分调动各类积极因素以适应所处环境的人。这些经过充分组织与动员的人，具备改造所处世界的巨大潜能……革命时期的中共治黄，在经验全无、技术与人才匮乏、物资短缺，且处于战时等诸多不利因素下，积极利用自身优势，如内部的统一与协调、组织动员、宣传动员等优势，扬长避短，积极调适与提升其在关系协调、学习、激励、危机应对等方面的潜能，为此在各方面均采取了多种灵活策略，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类治黄群体为治黄服务。

中共治黄的成功实践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相当典型地反映了革命时期中共自身的特质，也可以说是中共自身特质在治黄实践中的生动展现，这也是中共治黄与国民党治黄的根本区别所在。就此而言，中共治黄实践又为我们理解中共特质和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微观视角。而“现代性”并不等于有效性这一结论，也颠覆了对国民党治黄的既有认知。该结论还提示我们：无论身处何种时代，都不要低估人的主体性。这对于当下因人工智能的快速迭代而焦虑不安的我们，尤具启示意义。

光辉好学善思，又肯下死功夫。好学善思，指他善于从纷繁复杂的史料中发现有意义的问题；肯下死功夫，则指他发现问题之后总千方百计地用最有力的证据穷根究底，不达目的不止。这本著作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具备这样的素质，我坚信光辉的治学之路一定会越走越远。

本文系作者为赵光辉著《中国共产党治理黄河研究（1946-1949）》所作序言，该书已于2025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来源：周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