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草堆里的“历史”：襄阳说的濒死求生式考据

在诸葛亮躬耕地的千年争论中，“襄阳说”早已陷入一种近乎荒诞的濒死求生式考据。面对诸葛亮亲笔“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铁证，面对正史与历代官方祀典的明确记载，他们不再坚守严谨史学，转而钻进故纸堆的犄角旮旯，把碎纸残片、孤证私记、无名之论，统统当作“救命稻草”，拼凑出一套自欺欺人的“证据链”，丑态毕露。

他们的考据，是无底线的拾荒。正史不支持，就翻野史；官修典籍不认可，就找私人笔记；名家定论不附和，就挖无名小辈的只言片语。东晋习凿齿一句“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被奉为圭臬，全然不顾这是地方文人的私撰，既无三国原始文献佐证，又与汉代行政区划、地理方位相悖。他们无视《后汉书·郡国志》明确记载邓县与襄阳分属不同郡境，无视汉江为界的地理常识，硬把“南阳”拆解得面目全非，只为把隆中塞进南阳郡的版图。

他们的论证，是循环式的自证。从习凿齿的私记，到裴松之的引注，再到郦道元《水经注》的转述，最后落到唐宋地理志的沿用，一条从头到尾源于孤证的链条，被他们包装成“历代共识”。他们刻意隐瞒：三国至盛唐，无任何正史提及“隆中躬耕”；诸葛亮去世后，黄权率先祭祀的是南阳卧龙岗，而非襄阳隆中；元明清三代朝廷，多次钦定南阳卧龙岗为诸葛藏修发迹之所，遣官致祭、载入祀典，这些铁证，他们一概视而不见。

他们的取材，是饥不择食的乱抓。不管是地方志里的附会文字，还是民间传说的演绎笔记，不管是清末民初的零散杂记，还是当代非专业人士的片面解读，只要有半句看似贴合，就如获至宝、大肆宣扬。一块年代存疑的残碑，一张模糊不清的老图，一段断章取义的引文，都能被他们吹成“颠覆性证据”。

正史《三国志》通篇未提隆中，他们便避而不谈；诸葛亮自述、刘备屯新野、三顾行程的地理逻辑，他们统统抛诸脑后，只剩“抓到一句算一句”的慌乱。

这种考据，早已脱离史学本义，沦为立场先行的诡辩。不是用史料还原历史，而是用立场筛选史料；不是以逻辑论证观点，而是以数量堆砌存在感。他们翻遍历朝历代的边角料，把无名之辈的只言片语奉为圣旨，把自相矛盾的孤证当作铁律，本质上是史学底气尽失后的求生欲作祟——明知正史不站在自己这边，只能靠捡破烂式的考据，勉强维持争论的姿态。

历史从不是犄角旮旯里的碎稻草，更不是断章取义的文字游戏。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自述，历代官方的认定，地理与逻辑的自洽，才是经得起检验的史实。襄阳说这种“饥不择食、乱抓救命稻草”的做派，看似热闹，实则苍白；看似考据，实则诡辩。

真正的历史，从不需要在故纸堆里捡破烂求生，更不需要用无名小辈的只言片语，去掩盖白纸黑字的真相。稻草终究是稻草，撑不起颠倒的史实，更骗不过清醒的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