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指认赵尚志的汉奸李华堂被活捉，没等上刑架就吓死了

1946年冬天的东北，雪下得特别厚。刁翎镇附近的道路上，解放军的雪地行军声此起彼伏，冻得发硬的车辙深深印在地里。就在这一年，那个曾经替日本人指认赵尚志遗体、臭名昭著的“上将司令”李华堂，被活捉在林海雪原深处，还没等押上刑场公审，竟在半路吓得断了气。

有意思的是，这个在日伪、国民党、土匪之间多方倒腾的人物，最后并不是死在枪口、刀下，而是死在自己心里。他曾经在审讯室里认出赵尚志的遗体，也正因这一幕，被不少人牢牢记住了名字。要说清他的结局，就绕不开赵尚志牺牲前后的那段血雨腥风。

一、从尸检室里的“指认”说起

1942年2月，黑龙江的隆冬格外阴冷。就在这一年，东北抗联名将赵尚志在一次突袭行动中被出卖，中弹受伤后落入敌手。日军和伪警察把他押到审讯室里，试图套出大量情报。

突审持续了很久。赵尚志只承认自己姓名，对部队情况、组织联络一概封口。伪警官烦躁不休地盘问，言语间夹着威胁。赵尚志怒火上涌，大骂他们是出卖同胞的败类，还直言自己伤重活不久，不必多问。几小时之后，他因伤势过重牺牲，年仅三十出头。

日军不放心，担心杀错了人。为了“证明战果”，他们把已经投敌的原东北抗联第九军军长李华堂叫来，让他辨认尸体。审讯室里的灯光昏黄，赵尚志的遗体横陈在担架上，血迹已经发黑。李华堂走近后，提到赵尚志左眼曾受伤，不是完全失明，却有明显痕迹。日军趴在遗体面前仔细查看，发现左眼下方果然有几块月牙形的枪伤疤痕，这才确认被杀之人正是赵尚志。

接下来的一幕，异常残忍。敌人先对遗体拍照存档，然后当场砍下赵尚志的头颅，作为邀功的“战利品”送往伪治安部门。站在旁边的李华堂，被这一情景震得心神不宁，赶紧退到暗处，不停抹眼泪。日军见他有些失态，把他匆忙拉了出去。

不得不说，这一瞬间很难判断他是真心难过，还是被场面吓住。但事实摆在那儿——他已经投敌，反过来替日本人服务，且在此后多年内不断作恶。这次“指认”，成了他人生轨迹上的一个标记，后来也成为很多人记住他、痛恨他的开始。

赵尚志本人对汉奸极度警惕，其实并不是偶然，而是一路被背叛、被出卖逼出来的。

二、“南杨北赵”的警惕与被出卖

在东北的抗日岁月里，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南杨北赵”。南，是指在通化、抚松一带作战的杨靖宇；北，则是黑龙江北满抗联的赵尚志。杨靖宇于1940年2月被汉奸出卖，最终寡不敌众牺牲，胃里被检查时竟没有一粒粮食，只有草根和棉絮。两年后，赵尚志也在叛徒暗枪之下倒在冰天雪地里，这种戏剧性的相似，很难不让人感到心里发凉。

东北沦陷长达14年，汉奸多得数不过来。有的人是主动投靠，有的人是被鸦片和金钱控制。黑龙江的一些老同志后来回忆，哈尔滨街头当年烟馆林立，日本人故意大量种植和贩卖鸦片，用“白面”钩住人，再把其中的软弱者、沉沦者弄去当伪军、特务。这种手段看似肮脏，却极为隐蔽。

在这样的环境里，要维持一支游击队生存已极其困难，更别说发展壮大。赵尚志起初用人心切，有时审查不严，也因此吃过大亏。1934年前后，他领导的“珠河反日游击队”刚成立不久，队里来了个自称共青团员的“周亚光”，书生模样，口才不错，说自己组织被破坏，跑来参加抗日。

赵尚志看他有文化，很快就任命他为司令部秘书。谁也没想到，这人竟是日本派出的潜伏特务。期间，他一直伺机刺杀赵尚志等领导人。直到有外来办事的人认出他的真面目，他这才心虚，连夜拉上队里另一名潜伏特务“医生”，杀了游击队的经济部长，带着钱财潜逃。

悲讯传到赵尚志耳中，他极度悲愤，立即追查。那名“医生”没能跑掉，被抓后承认自己也是特务，原本计划通过投毒等办法将赵尚志一网打尽。这次教训太惨烈了，队伍里有战友突然倒下，而凶手却是睡在身边的人。

一连串这样的经历，让赵尚志在提防“自己人”这件事上，几乎敏感到极点。他后来想出一个看似冷酷，却带着无奈的方法：春节前，他问战士谁想请假回家过年，主动站出来的几个，年后回来时，却被直接拒之门外。他解释说，这是用来判断谁有动摇想法。听上去心狠，但在敌人和汉奸无处不在的环境里，确实是一种自保方式。

到了1936年前后，在他的率领下，东北抗联第三军逐渐扩展到近十个师约六千人，先后给日伪军造成上千人伤亡。日军内部甚至流行一句话——“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算是半公开承认对他的畏惧。

有意思的是，就在他势头正盛的时候，又一次来自“自己人”的背后黑手伸了出来。抗联第六军一师代理师长陈绍滨勾结敌人，设计把赵尚志骗往苏联，以所谓“外出工作”为名，让他离开东北战场。结果赵尚志在那里被关押了一年多，错失了同部队并肩作战的宝贵时间。等他辗转回到东北时，原属部队已经伤亡惨重，大部被打散，不少原先收编过来的武装投降日伪。

在陈绍滨的污蔑和挑拨下，他在一些人眼中反而成了“有问题的人”，被孤立排斥。无奈之下，他再次去了苏联，心里却一直惦记着黑龙江的山林。大约一年后，他带着仅有的几名战友重返东北，这时候，抗联已经是强弩之末。他急于恢复力量，吸收队员时较少细致审查，某种意义上为后来敌人安插特务留下了缝隙。

1942年初，日军和伪政权敏锐地觉察到赵尚志“又回来了”，非常紧张。伪鹤立县兴山镇警察署的特务主任东城政雄和署长田井久二郎反复研究后得出结论：光靠大兵力“讨伐”难以抓住他，因为老百姓支持他。于是换了一种思路——不再一味围剿，而是派特务潜入他的队伍，寻找机会在日伪能控制的区域内诱捕。

就这样，一个叫刘德山的特务被推上前台。

三、刘炮一枪，翻开另一页

刘德山绰号“刘炮”，枪法极好。1942年1月中旬，他乔装成收山货的老客，在伪装和情报网配合下，摸进鹤立县北部山区。不久，他“偶遇”赵尚志带领的小分队。赵尚志一眼就看出这人来历可疑，有意处决他。但偏偏命运就卡在细节上——副官认出刘德山是旧相识，替他说了情面，使他顺利混入队伍。

为了取得信任，刘德山时不时拿出一点“半真半假”的消息，提醒部队注意日军动向，让人觉得他确实掌握路数。过了一段时间，伪警署又派来了另一名特务张锡蔚，同样伪装成熟人，由刘德山出面担保，就这样，两名特务都贴到了赵尚志身边。

他们提出一个建议：梧桐河金矿里有一个日伪警察驻在所，兵力不多，如果能端掉，既能打击敌人，又能缴获武器。赵尚志起初有些犹豫，仔细斟酌之后，认为有可行之处，便同意一试。

依照他们的“计划”，张锡蔚先一步“探路”，实际却是去报信。2月12日清晨，赵尚志率小分队从老白山一带出发，往梧桐河方向行进。天气极冷，路边的树挂沉甸甸地压在枝头。接近一个叫“吕家菜园子”的地方时，刘德山提议，在附近的屋子里暖和一下，再继续前进。众人走得疲惫，都没多心。

谁料，这个看似平常的停顿，就是陷阱的起点。刘德山让大家先往院里走，自己说要去“解手”，实际上躲到赵尚志身后，举枪开火。子弹从赵尚志腹部穿过，鲜血瞬间浸透棉衣。他意识到遭到暗算，忍痛拔出手枪，反手连开数枪，把刘德山击毙当场。

短暂混乱后，副官赶紧把他扶进附近一间农家小屋。屋里只有一对新婚夫妇，年轻的女主人被吓得不知所措，听说是“赵司令”受了伤，赶紧把新做的被褥拿出来，给他包扎、取暖。她双手冰冷，却拼命捂着这位久闻其名的抗联首脑的手。这一幕后来一直在当地流传，那条被褥也被小心收藏。

很快，枪声引来了真正的围捕力量。张锡蔚带着日军和伪警察，悄悄合围过来。短兵相接中，赵尚志伤势加重，最终昏迷，被敌人俘获，再之后，就是审讯室里的最后一幕。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赵尚志牺牲、被砍头颅那天，认出他遗体的人，正是李华堂。很多年以后，人们再说起他时，往往会提到这件事——一个叛变的原抗联军长，替敌人指认昔日上级的遗体，而自己终有一天，也要面对群众公审的压力，只不过他没挺到那一步。

日本战败投降后，东北局势急剧变化。部分过去的伪军、土匪头子迅速寻找新靠山。李华堂就是典型。他不是仅仅“投降日寇”这么简单，而是长期配合日军镇压抗日力量，战后又和国民党地方势力勾连，拉拢山林土匪，继续祸害百姓。

国民党方面给他封了个“合江省第一集团军上将司令”的头衔，听上去很响亮。可在百姓眼里，这不过是给一个大匪徒披上了另一件外衣。有传言说，他在控制地区内短时间内屠杀过大量群众和地方干部，手段极为残酷。虽然具体数字在不同说法里略有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名字在东北不少山村里极其刺耳。

四、雪地追缉与“吓死”的结局

1946年冬，大势已然不同。解放军在东北战场上节节推进，不少土匪武装被歼灭或改编。就在这一年冬天，著名匪首谢文东被活捉，给整个东北的大小股匪带来巨大震动。约半个月后，林彪下达命令，把李华堂列为重点目标，要求在一个月内务必将其抓获。

接到命令的是359旅。旅里研究后，将具体追捕任务交给了五团。五团的干部开会商量一整天，才定下大致方案：一部分兵力大规模拉网搜山，分头出击；地方独立团驻守重点村镇和交通要道，像钉子一样把住据点；同时抽出一支小巧灵活的飞行分队，深入林海雪原，负责侦察和突击。

李华堂老于行军打仗，又多次与正规部队周旋，行踪诡秘。他身边只带了参谋长张黑子和几十名骨干，沿着茫茫雪原东一头西一头地乱窜，时常利用山沟、密林、隐蔽地道躲避追击。五团收到的情报碎片很多，却很难拼出完整路线。

飞行分队出发后，走了约五十里左右，按军用地图标注，那一带有个叫“喜鹊窝”的小屯。他们决定先到那里歇脚，顺带问问老乡有没有新的线索。就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关姓老农。

老农提起近来传闻时，显得颇为忧心。他说有人说李华堂又聚了几万人，国民党接收大员到了哈尔滨，很多百姓担心战乱再起。李连长一听，马上表示那些是特务散布的谣言，说李华堂身边不过几十人，只要老百姓帮忙，不出一个月一定能抓到人。

听到这里，关老大爷的眼神突然变了。他犹豫片刻，还是指了一个方向，说从这里往西五十多里，有条叫“大黄沟”的地方，是日本人当年修秘密设施的所在，那里有碉堡有房屋，很隐蔽。他亲眼见过，记得日军曾在那里抓了三百多个木匠、石匠修建地道和仓库，完工后又把这些人秘密处死，几乎无人生还。他自己也是拼命逃脱的少数幸存者之一，因此对那条沟和地道印象极深。

飞行分队的战士对大黄沟并不陌生。早在一个多月前，他们就在那一带反复搜剿，却没发现什么异常。这次听老农提起“几里路长的地道”，心里都有些意外。老农说起当年被抓去修地道的情形时，语气里带着明显的沉重与愤恨，最后干脆让他们去看看，坚称自己所说句句属实。

飞行分队决定再去摸一遍。到了大黄沟，李连长带一部分人钻进地道，其余战士分散在各个山头、沟口，严密观察四周。地道里漆黑阴冷，他们摸索着前进，看到不少弃置的高粱秸，还有尚未完全冷尽的炉灰、草垫残片。结合经验判断，这里不久前肯定有人住过，而且停留时间不短。

正在大家斟酌追击方向时，一个衣衫破旧的“老乡”被侦察员带了回来。此人说自己是被李华堂挟持给匪伙带路，刚从他们眼皮底下逃脱。他一边喘气，一边比划路线，说李华堂最近的行动轨迹，实际上一直围绕着大黄沟兜圈。飞行分队这才意识到，对方利用他们之前的搜剿习惯，刻意在附近地形反复穿插，让追兵摸不清真正的落脚点。

此刻已经不能再拖。李连长命令这位刚逃出的老乡带路，往匪帮临时休整点急行军。天寒路滑，战士们踩着厚厚积雪，借着脚印一路追踪。走出十几里，他们终于在一个山坡附近发现了一行人的影子——正是李华堂和他的亲信。

按原意，飞行分队想悄悄绕到侧后，形成包围阵势，再突然合围。但山林里视野复杂，行动间还是惊动了对方。匪徒立刻开火反击，双方在雪地里打起了拉锯战。

这一仗，既拼枪法，也斗耐力。李华堂那年已经五十九岁，却在雪地里跑得异常快，一边跑一边回身射击，借地形掩护撤退，颇有黄鼠狼窜行的味道。飞行分队中，四班班长一直紧紧咬住不放，中间隔着六七十米的距离，双方你追我逃，拉出了一条明显的脚印带。

追击到一处小土包附近，地形突然变化。前面是缓坡，后面是沟洼。李华堂不敢再往坡上冲，干脆就地一蹲，利用小土包当掩体，朝后方追来的解放军射击。占据高一点的位置后，他一时把几次试图冲近的战士压了回去。

时间拖长下去，对追击一方不利。四班班长见状，单手提枪，另一手攥着两枚手榴弹，绕着坡势往侧面的一处洼地匍匐接近，打算靠近到有效投掷距离。李连长远远看在眼里，忍不住大吼：“抓活的，抓活的！”他担心班长一急，直接把人炸死。

靠近到一定距离后，四班班长抢先开枪，飞行分队趁机全线压上，形成半包围。枪声、喊声混在一起，战斗持续了不短时间。最终，李华堂被扑倒在雪地上，匪兵或死或俘。确认身份时，李连长看到他右耳朵附近那撮显眼的黑毛，脱口而出一句：“不用问了，他就是‘一撮毛’李华堂。”

这一刻，不少战士心里都有种特别的感受——多年来在传说里、情报里反复出现的“大匪首”，竟然这样踉跄着被按倒，只剩下满身污雪和惊慌失措的眼神。

被押出大黄沟的时候，附近地区参与搜山剿匪的部队陆续赶来。消息很快在山村传开，百姓敲锣打鼓庆贺，很多人跑来看这个曾经让他们提心吊胆的大恶人。有些人站在远处望一眼就掉头走开，表情复杂，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出气感。

李华堂非常清楚自己干过什么。他知道，一旦押往刁翎镇，面对的将是公开的审判和群众的控诉。在押解途中，他不断装死耍赖，倒在雪地上不肯挪步。有人劝也不听，只是瑟缩在车上，双眼呆滞。

“以前杀共产党、杀老百姓的时候，你怎么不怕？”押解的战士冷冷丢下一句。李华堂听到这样的反问，整个人更发抖，嘴唇发青，不再吭声。车轮在冰面上缓慢碾过，每走一段路，他的身体就缩得更紧一些。

等到队伍行进了一程，押解人员察觉不对，靠近查看才发现，他已经停止呼吸。没有刑架，没有公审，没有听众，也没有法庭上的对质与指控，这个曾经在审讯室里指认赵尚志遗体、在东北多方翻云覆雨的汉奸头子，就这样窝在车板的一角，静悄悄地死了。

从1942年审讯室里的那次“指认”，到1946年冬天雪地里的这具尸体，时间不过四年。人物已非当年，却又互相牵连。赵尚志倒在叛徒偷袭的枪口之下，没能看到东北重获解放的那一天；李华堂活到“改朝换代”的关口，却没能等来真正意义上的审判。

在东北漫长的冰雪岁月中，这两个人的名字常被并置。一个以抗日名将为人所敬重，一个以汉奸匪首遭人痛恨。相隔几年的生死交错，背后是一段血与火写成的历史，冷静地摆在那里，不多说一句，也不需要多做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