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老"潮席卷中国？警惕！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在我们身边重演！

中国是否正步入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式的长期停滞？

这一疑问，正随着网络上悄然蔓延的“厌老”情绪，迅速席卷公共舆论场。

但必须清醒认识到：中日两国的社会结构、发展阶段与制度逻辑存在本质差异，历史不会简单复制，悲剧亦无重演基础。

所谓“厌老”，并非对老年群体的整体否定，而是部分青年在现实重压下，借由社交平台释放焦虑的一种表达方式，其焦点高度集中于几类具体困境。

据国家统计局2025年1月最新发布数据，截至2024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1031万人，历史性突破3亿关口，占总人口比重升至22.0%。

老龄规模持续扩大，最直接的连锁反应便是照护供给体系承压——专业养老护理力量严重短缺。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权威测算显示，当前全国养老护理员缺口高达550万人，供需失衡已成系统性短板。

更值得警惕的是，新入职护理人员年流失率普遍处于40%至50%区间，稳定性极低。

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已将养老护理员明确列入《重点产业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目录》，足见该岗位缺口之深、补缺之难。

或许有青年会问：护理员不足，与我何干？实则息息相关——这一缺口终将以隐性成本形式转嫁至家庭与个体。

当下典型家庭结构已是“421”模式：一对育龄夫妇需同时赡养四位长辈，并抚育一名未成年子女，压力强度远超常人想象。

白天职场奔波，晚间育儿照料，还要抽空探视体弱父母；若老人罹患慢性病或失能，要么自掏腰包聘请专业护工，要么频繁请假居家陪护——无论哪种选择，都意味着收入缩水、职业中断与身心透支。

除却养老责任，青年自身生存空间亦被持续压缩，压力层层叠加，令人窒息。

应届毕业生尚未站稳脚跟，便直面就业市场的激烈竞争；即便成功入职，多数起薪仍徘徊在每月数千元区间。

在一线城市，单是房租就吞噬近半收入，再扣除基本饮食、通勤及通讯支出，月度结余往往趋近于零。

至于安家置业、缔结婚约、养育后代等人生大事，更是横亘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一线核心城区房价动辄每平方米七八万元，一套百平米住宅总价轻松突破七百万元，首付门槛高达百万元级，许多青年倾尽两代积蓄仍难企及。

婚俗中的彩礼负担亦日益沉重，部分地区索要金额达二三十万元，外加车辆、金饰等硬性要求，“准新郎”被视作移动提款机，心理与经济双重承压已成常态。

而那些已步入职场的青年，长期困于“996”“007”工作节奏之中，深夜加班、周末待命已是日常；既要应对上级指令，又要承受客户苛责，归家后常连开口交谈的气力都不复存在。

纵使如此全力以赴，薪资增长缓慢、晋升通道收窄、职业前景模糊，未来图景愈发黯淡，希望感日渐稀薄。

当现实无处突围，个别缺乏边界感的长辈言行，便成为情绪出口的具象投射，“厌老”话语由此在虚拟空间加速发酵、扩散。

提及此，公众自然联想到日本——那个以“失落三十年”闻名于世的邻邦，其代际张力之尖锐、青年疏离感之强烈，确为全球镜鉴。

我们不妨深入剖析日本路径：这场旷日持久的衰退究竟如何发生？其青年为何产生真实而深切的代际怨懑？又与中国现状存在哪些根本分野？

日本的“失落三十年”，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的轰然崩塌。

回溯1980年代，彼时日本经济狂飙突进，东京地价三年翻三倍，日经指数峰值较十年前暴涨近三倍。

亲历者回忆，在东京留学期间，彻夜排队替人购房竟成最赚钱兼职，通宵值守可获2万日元酬劳，足见市场癫狂程度。

全民陷入“房价只涨不跌”的集体幻觉，工厂主抵押厂房购入多套房产，白领借贷加杠杆杀入股市，笃信资产增值即财富自由。

然而1993年起，地产价格断崖式下跌，多地房价缩水超50%，昔日天价豪宅沦为负资产。

曾斥资1亿日元购置住宅者，数年后估值仅余数百万，尚不足以覆盖银行贷款本息，终生背负债务枷锁。

更有实业主押上全部身家炒房炒股，泡沫破裂后厂房易主、房产归零，连子女高等教育经费都化为泡影，最终黯然退场。

泡沫破灭引发连锁反应：企业大规模裁员、银行坏账激增、投资意愿冻结，日本经济自此陷入长达三十年的低增长泥潭。

青年一代遭遇“就业冰河期”，毕业即失业成为普遍命运，只能辗转于非正规雇佣岗位，收入微薄、保障缺失、上升无望。

租房尚属奢侈，购房结婚几成奢望，整整一代人被困在生存线边缘，至今未能挣脱。

日本青年“厌老”情绪的深层根源，在于老年群体的高度同质化及其对社会资源的结构性垄断，实质阻断了青年向上流动的可能。

“团块世代”——指1947至1949年战后婴儿潮出生人群——恰逢经济腾飞黄金期，普遍享有终身雇佣、优厚年金、低价置业等多重红利。

如今这批人平均年龄已逾七十五岁，手握丰厚养老金、持有大量优质不动产，生活从容富足。

反观当代日本青年，就业不稳定、薪资停滞、无房无产、储蓄匮乏，连维持基本体面生活都捉襟见肘。

绝望之下，“蛰居族”现象愈演愈烈，据日本内阁府统计，全国约146万青年长期闭门不出，折射出系统性挫败感。

更关键的是，日本社会保障体系呈现显著“倒金字塔”结构：财政支出大幅向老年端倾斜，青壮年缴纳的税费中，超六成用于支付养老金与老年医疗支出。

而他们自身却对未来退休待遇充满疑虑，甚至担忧年老后将面临“零养老金”窘境。

在此背景下，“厌老”早已超越情绪宣泄，升华为对代际公平缺失的理性抗议与价值质疑。

由此催生恶性循环：代际对立加剧社会撕裂，社会撕裂抑制创新活力，创新乏力进一步拖累经济复苏，形成难以打破的闭环。

那么，中国是否会步其后尘？代际矛盾是否将持续深化乃至不可调和？

答案是否定的——中日之间存在一个决定性分水岭，也是最不可忽视的本质区别：

我国老年群体绝非铁板一块，更不存在日本式的“清一色富裕长者”，其内部差异之大、阶层分化之深，构成理解中国老龄化问题的关键前提。

我国老年人口呈现鲜明的“光谱式分布”，无法用单一标签概括。

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确有部分退休干部、高校教师、央企高管等群体，月均养老金达八千至万元级别，晚年生活宽裕无忧。

但更广大的老年群体，尤其是农村户籍老人，普遍缺乏制度化养老保障。

其基础养老金每月仅百余元，即便年届古稀，仍需躬耕田亩、种植蔬果以贴补家用，毕生辛劳却难享真正颐养天年。

民政部2024年度公报指出，全国农村老龄化率达23.0%，显著高于城镇的17.0%。

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务工，留守家庭中常见“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组合，老人既要自我照料，又要承担隔代抚养重任，生命晚期仍在负重前行。

此外，众多城市普通职工退休后月领养老金仅两三千元，仅够覆盖基本食药开销，一旦遭遇重大疾病，家庭财务即刻面临崩盘风险。

尤为可贵的是，中国多数老人展现出极强的家庭责任感与代际共情力：主动承担育儿家务、节衣缩食补贴子女、将毕生积蓄托付下一代——这种朴素而坚韧的付出，构成了中国家庭韧性的底层支撑。

所谓倚老卖老、蛮横无理者，实为极少数个案，绝不能代表十四亿人口中两亿多老年人的整体形象。

与此同时，国家层面正系统性构建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制度框架。

教育端发力明显：全国已有770余个高等院校设立老年服务管理、智慧健康养老服务等新兴专业点，定向输送复合型养老人才。

政策端同步加码：多部门联合推动养老护理员薪酬改革，明确落实夜班津贴、失能照护专项补贴、职业年金覆盖等激励机制，着力提升岗位吸引力与职业尊严。

民生端持续托底：全国23个省份已出台育儿现金补贴政策，虽尚处起步阶段，但释放出切实减负的明确信号。

归根结底，当下青年与老年间的张力，既非真正的“厌老”，亦非不可调和的代际仇恨，本质是不同生命阶段对现实的认知错位与沟通断层。

老一辈亲历物质匮乏年代，饥饿记忆塑造了极度审慎的消费观与储蓄本能。

而新生代成长于高速工业化与信息化浪潮中，所承受的压力维度远超父辈想象：房价通胀、教育军备竞赛、职场内卷、技术迭代焦虑……

他们渴望人格独立、价值认同与程序正义，拒绝被传统孝道话语绑架，抗拒以牺牲个体发展为代价换取家庭稳定。

其对长辈的质疑，并非否定亲情本身，而是困惑于：为何历经时代剧变，部分观念仍固守旧有范式？为何不能以更包容的姿态，理解新一代的生存逻辑？

网络空间泛滥的“厌老”段子与夸张吐槽，正是这种认知鸿沟的戏剧化投射。

青年借虚拟身份诉说委屈，老人读到言论顿感寒心，误判为道德沦丧，双方情绪不断累积，误解螺旋式加深。

但必须重申：青年与长者从来不是对立阵营，而是血脉相系的命运共同体。

长辈以青春奠基今日基业，青年以奋斗托举明日银龄——没有前者的筚路蓝缕，难有今朝发展成果；没有后者的创新突围，亦难有未来养老质量跃升。

我们无需被碎片化舆情裹挟，更不必陷入非黑即白的情绪站队。

至于“中国重蹈日本覆辙”的论调，实属过度悲观。

我国经济虽面临转型阵痛，但基本面依然稳健：14亿人口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全球最完整工业体系、持续强化的科技创新能力、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机制，共同构筑起抵御系统性风险的坚实堤坝。

只要代际之间增进倾听、重建信任、协同行动，完全有能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积极老龄化之路。

最后想说：世上并无真正的“厌老潮”，只有被现实围困的青年，和亟待被看见、被理解的长者。

放下对立执念，回归共情本心，以尊重为桥，以理解为舟，一家人同心同行，方能共渡时代风浪，共享发展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