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的鹰派思维

回顾二战结束以来的历史，中国应该算是美国的第三个竞争对手，之前两个分别是苏联和日本。
苏联对美国的挑战主要发生在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日本对于美国的挑战则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
与之相对应的，美国在跟苏联竞争时侧重于军事地缘，在跟日本竞争时侧重于经济、科技与贸易。
2025年8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了《日本经济新闻》独家采访，期间他有这样一段表述：
“ 从历史来看，过去的美国在经济方面有同盟国这样的竞争对手，在军事方面有苏联这样的竞争对手。中国是一个新的存在，既是经济方面最大的竞争对手，同时也是军事方面最大的竞争对手。”
即中国是1945年以来美国首次遇到的“综合性竞争对手”，涵盖军事、经济、科技等方方面面，可以认为是苏联和日本的结合体。

由于中美两国的实力自2014年开始逐步接近——这一年中国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超过美国，导致激烈竞争的紧张氛围笼罩在太平洋上空。
2015年，奥巴马在一次关于经贸框架TPP的演讲中这样说道：“We can’t let countries like China write the rules of the global economy. We should write those rules.”（我们不能让中国去书写国际经济规则，我们美国必须做这件事。）
作为全球化主义者，奥巴马应对挑战的思路是打造高水准WTO 2.0（TPP），用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贸易框架来压制中国经济崛起。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这已经属于相对温和的想法了。
有朋友可能会产生疑问，为什么奥巴马时期美国还存在各种不同对华关系论者，而到特朗普时期开始就一边倒地“反全球化”了呢？
岛内知名学者吴玉山的解释是：美中实力接近是“因”，美国反全球化思潮大流行是“果”，奥巴马是在2008年全球化思潮下筛选出的政治人物，而特朗普是在2016年反全球化思潮土壤上长出来的政治人物……
拜登团队的许多人员和理念均继承自奥巴马第二任期。
可预期的未来十几年间，国际体系迎来震荡与重构将是必然的事情，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在这种背景下，华盛顿对华政策团队只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鹰派，另一种也是鹰派。
虽然整体竞争性框架是鹰派框架，但具体到思路上却存在分歧。
经济鹰派认为，中美竞争大局从根本上讲是由中美两国自身国力的消长决定的，而国力的基础即经济实力。
因此美国应当以保证国内经济活力为第一目标，排除各种政治因素的干扰，对外全力打压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竞争对手，不应该任由美国的传统战略伙伴攫取美国的经济利益。
按照特朗普的实操做法，就是把美国对外贸易清单给拉出来，按逆差从大到小排序一个一个国家去谈，以消除贸易逆差为最终目标。
战略鹰派则认为，美国需要利用好已布局多年的盟友体系和海外军事基地，从战略和地缘政治角度打压中国，短期的经济利益需要从属甚至让步于战略利益。
相对于贸易逆差等短期经济利益，战略鹰派更加重视高科技等大国竞争的长期资产，视野较为深远。
举个最简单的政策选择题：你是否认为美国的盟友可以在与美国保持战略一致的过程中额外牟取经济利益？
战略鹰派的答案是“Yes”——对待盟友可以做部分经济让步，以战略大局为重。
经济鹰派的回答是“No”——亲兄弟也要明算账，我们之所以保持战略一致是因为大家利益相同，你不能在这一过程中再额外牟利。
长期以来，美国国内的两种鹰派是彼此交织、共同发挥作用的，像永久最惠国待遇、贸易逆差、关税等议题就属于经济鹰派的阵地，而像“重返亚太”“印太战略”以及台湾等议题，则是战略鹰派的阵地。
之所以大家觉得“特朗普1.0→拜登→特朗普2.0”期间美国外交政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因为拜登和特朗普分别为“战略鹰派”和“经济鹰派”的极端代表性人物。
从本质上讲，二人对国际秩序演变的认知是一致的，都是美国霸权遭到挑战，只不过开出的药方不同罢了。
换言之，美国大选结果不会改变中美两国结构性竞争的态势，但却可以决定竞争的领域以及冲突激烈程度。

目光转向中国。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国内也曾经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美战略思想：一种是对美合作派，另一种是对美竞争派。
当前第一派已经式微，剩下的都是“对美竞争派”，不过“对美竞争派”内部发生了分化。
经济鹰派认为同美国的竞争应侧重于经济和科技层面，通过经济发展的方式最终击败美国，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路径是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与扩大对外开放。
基于该指导思想，经济鹰派主张尽可能延长战略机遇期，保持稳定的外部环境。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2012至2017年间中美竞争的议题，主轴其实是RCEP（中方主导）与TPP（美方主导）的PK。
在这一仗上，替中美分出胜负的是特朗普——2017年1月特朗普正式签署命令退出TPP。
而中方在完成RCEP协定签署后表示：“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里程碑，该协议表明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是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发展的正确道路。”
经济鹰派非常看重自贸协定的作用，认为可以有效压制竞争对手或对特定目标进行杀伤。
比如中国台湾地区，由于它既没有参加TPP也没有参加RCEP，因此很容易被边缘化——RCEP是一道“经济封锁围墙”。
事实也的确如此，台湾传统产业在面对RCEP的时候只有迁厂或者关厂两条路可走，现在剩下的只有以半导体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
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链很短，只能保证一小部分高端人员就业，所以才出现近几年经济数据很好但普通民众感受不明显的特征。
另外，经济鹰派对于高科技、制造业和虚拟经济、服务业并没有太强烈的偏好。
从提升社会整体效率的角度看，外卖、快递、社区团购等都是十分优秀的模式创新，游戏、直播、影视综艺也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跟航空航天、船舶高铁同样不可或缺。
无论是“高科技”还是“低科技”，能创造财富就是“好科技”。

战略鹰派认为，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获得相应的战略态势，否则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宏观目标方面，战略鹰派的“底线思维”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谋发展，使自身具备应对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突发状况的能力，官方表述叫作“备豫不虞，为国常道”。
更高一点的追求是在军事地缘领域有所作为，集中力量突破地缘封锁，迅速达到战略层面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状态，然后再展开经济竞赛。
关键时刻不排除采用“以战止战”“以小打促谈”等方式，像1950年的朝鲜，1979年的越南，都是类似思路。
与经济鹰派相比，战略鹰派更加重视高科技和先进制造业，尤其是可以直接转化为军事实力的先进制造业，对于服务业则没有那么重视。
回顾过去几年的中美关系发展，中国的战略鹰派其实是在美国战略鹰派的激励之下逐渐凝聚变强大的，两国内部政策跟对外政策呈现一定的“互动性”。
比如美国实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围绕“第一岛链”组建准军事同盟，自然而然就会壮大中国国内的战略鹰派。
某种意义上讲，特朗普时期反复发起的关税战为战略鹰派提供了现实理论支撑依据——全球化自由贸易秩序极度不稳定。
正因如此，战略鹰派的观点是经济层面必须“去风险化”，这一点中美两国的认知并无根本性不同。
前驻华大使伯恩斯曾这样说道：“美国限制对华科技贸易是为保护国家利益而采取的有限与常识性措施，在两国竞争之际，美国没有道理协助中国提升军事实力。”
科技产品的民用与军用界限正日益模糊。
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奋勇前进，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织局面。
然而任何一项制度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一定在制造问题，比如：霸权国家的长臂管辖、金融与贸易制裁、能源依赖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等。
渐渐地，几个主要大国和一些地区强国开始希望分散风险——主要大国试图打造属于自己或己方阵营的完整产业链，地区强国则尝试做风险对冲，不再将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
在上述调整的过程中，人们会感受到一些之前几十年里没有出现过的氛围和变化。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经历过热情洋溢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后，世界最终会在安全与发展之间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