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朱镕基和孙飞虎合影：你是委员长，我比你低两级，你站中间

1992年前后，北京中南海的一次会议间隙，走廊里短暂安静下来。工作人员端着相机等在一旁，一位身材高挑、神情严肃的副总理站定，又招手示意一位略显拘谨的中年男士靠近些——这场后来被反复提起的合影，就这样开始了。

站在朱镕基身边的那个人，不是部长，也不是局长，而是一位特型演员——孙飞虎。镜头按下之前，他下意识向旁边退了一步，双手背在身后，客客气气地想把“C位”让出来。出乎意料的是，朱镕基笑着说出那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你是‘委员长’，我比你还要低两级呢，你应该站中间。”一句玩笑，听起来轻松，却把几十年荧幕形象和观众记忆，一下子都点透了。

从那张照片往回看，这位“银幕委员长”的命运轨迹，其实并不波澜壮阔。没有惊险的起伏，没有离奇的转折，却在一部部作品里，把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演到了连熟悉蒋介石的人都感到“眼熟”的地步。这种“像”，背后有相当扎实、甚至有些苦涩的铺垫。

有意思的是，孙飞虎本人，既不是军人世家出身，也没有什么显赫背景，只是抗战末期出生在上海的一位普通孩子。后来能走到特型演员这一步，多半靠的是一点机缘，一点坚持，再加上一点时代给的机会。

一、从上海学生到贵州话剧团

1941年前后，上海还在战火阴影下，一个普通工薪家庭添了个孩子，取名“飞虎”。解放后，他在上海念书，成长在城市转型的年代。少年时期，常去电影院看新中国早期的影片，对舞台和银幕并不陌生，但那会儿谁也想不到，他未来会和“蒋介石”这个名字牢牢捆在一起。

1960年，高中毕业的孙飞虎赶上了一个转折点。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在上海内招学生，这个学校后来改制为上海戏剧学院，在当时已经是文艺青年口中的“圣地”。凭着身材、气质和不错的台词基础，他顺利被录取，又在上海多待了四年，系统学表演。

试想一下，那个年代能进戏剧学院，已经算是相当体面的前途。但现实并没有立刻给他鲜花和掌声。1964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贵州话剧团——从繁华的上海，到了西南山区。当时电影业还远没到后来那种繁荣，剧团多是深入工厂、农村演出，在台上换戏服，在台下搭板凳。

刚到贵州的几年里，他演过工人、农民、干部，也演普通小人物，什么戏都接，什么角色都尝试，却始终没在全国范围内“冒头”。舞台经验在慢慢积累，人还是那个默默无闻的青年演员。不得不说，这段漫长的“无名期”，是后来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段。

转机出现在1978年前后。文艺舞台逐步恢复活力，各地剧团开始排演重大历史题材的话剧。贵州话剧团筹备《西安事变》《四渡赤水》，团里讨论“蒋委员长”这个角色时，眼光落到了孙飞虎身上。团领导找他谈话，他先是愣了半天，下意识就觉得“和自己不搭界”。

从生活经历，到道德观念，再到性格气质，他都清楚自己和蒋介石差得很远。正因为差得远，这个角色对他来说反而成了极具难度的挑战。也正是这种心理，让他不敢敷衍。

为了这个角色，他开始下功夫琢磨。能找到的资料，他一一翻看；照片、文字、当事人的回忆，尽量往脑子里装。可纸面上的东西总归是外壳，要真正把这个人立起来，关键还在舞台上那几十分钟的“活生生”。

二、“吓出冷汗”的化妆间与银幕首战

在话剧排练的过程中，有一件小事流传得很广。贵州话剧团里有位男演员，解放前当过国民党中校军官，真实见过蒋介石。他对那副面孔、神态非常熟悉。一次演出前，他匆忙走进后台化妆间，迎面看见一个剃了光头、穿着制服的人，愣是被吓了一跳，条件反射般往旁边一站，差点抬手敬礼，随即才反应过来，这是孙飞虎。

这种本能反应，并不是一句“像”就能解释的。对那些曾经亲眼见过蒋介石、甚至和国民党打过交道的老民主人士来说，台上的人物如果是空洞的“板像”，他们一下子就能看出来。但话剧《西安事变》在贵州一连演了70多场，省内一些上了年纪、同蒋介石有过接触的人，看完后给出的评价很简单：“还真有那么个意思。”

这句“有意思”，背后是舞台调度、动作细节、眼神变化的日复一日打磨。舞台上没有镜头切换，没有特写，一旦站上去，整个角色要靠演员自己撑满全场。孙飞虎在学校时的基本功，在这时算是真正派上用场。他从走路的节奏到停顿的时间，从端茶、翻文件的小动作，到发怒时眼神里的暗涌，都一点点抓。

值得一提的是，他并没有试图“美化”或者“妖魔化”这个人物，而是按角色的历史处境和心理路线来处理。那时的创作要求，强调尊重史实，也强调人物的复杂性。这种创作导向，为他后来在电影中的表现打了底。

舞台上的成功，很快传到了圈内。导演成荫在筹拍电影《西安事变》时，对“蒋委员长”这个角色非常头疼。一部重大历史题材影片，如果核心人物不对味，整部片子的质感都会打折扣。几经打听，他听说贵州有个演员把“委员长”演得惟妙惟肖，立刻把孙飞虎请到了北京。

试镜时，孙飞虎心里并不轻松。他非常清楚，电影和话剧完全是两套语言。舞台要“放”，电影镜头却会把细微表情全部放大，任何过度夸张、用力不匀，都会变成观众眼里的“做作”。短短几场试戏，他不敢有一点松懈，只能把舞台上积累的东西收缩、内化，再重新分配到镜头前。

结果对他来说是个好消息。成荫看完试镜，当场拍板定人。这下，“委员长”从话剧舞台，走上了大银幕。

三、从“蒋介石第一人”到“曾国藩第二次革命”

1981年，电影《西安事变》正式上映。对很多中年观众而言，这部片子不仅是对那段历史的一次视觉复现，更是在银幕上第一次较为完整地呈现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等多方人物的复杂关系。影片拿下金鸡奖，剧组多位主创获得认可，而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恰恰是这个眼神阴郁、脊背挺直、说话带着特殊节奏的“委员长”。

有观众说，电影中的蒋介石一出场，整场气氛就变了；也有老者看完后摇头感叹：“太像了。”据公开报道，当时蒋经国在看到孙飞虎的表演后，也用了“太像了”三个字。虽然这是短短一句，但足以说明，这个形象在历史亲历者眼里，并非简单的外形模仿。

从创作方法上看，孙飞虎并没有只停留在“形似”上。他在接受访谈时提到，演这样的历史人物，必须给自己建立一个足够坚固的“信念支点”。在已经掌握大量图片、文字资料的基础上，他尝试的，是沿着角色内心的轨迹来行动。简单说，就是把功夫更多地放在“心理逻辑”上，而不是机械地模仿语调动作。

“动于衷而形于外”，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先让内心“动”起来，再让表情、动作顺势往外长，这样角色才不会变成僵硬的符号。这种处理方式，使得他演出的蒋介石，不再是脸谱化的“对立面”，而是一个处在历史关口、心思复杂的人。

《西安事变》之后，他离开话剧舞台，调入西安电影制片厂，正式转向电影行业。1985年前后，他在西安安家落户。妻子戴辉瑶是贵州话剧团时结识的同行，很巧，她曾在舞台上扮演宋美龄。一个演“委员长”，一个演“宋美龄”，戏里戏外都成了夫妻，这段因戏结缘的经历，被同行笑称是“缘分写在剧本里”。

此后十几年里，孙飞虎在不同影片、电视剧中一再出演蒋介石，纵跨北伐、抗战到解放前夕等不同历史阶段。观众几乎形成了固定印象：只要屏幕上出现那个熟悉的眼神、略带沙哑的嗓音，十有八九就是他。评论界干脆给他加了个称号——“蒋介石第一人”。

不过，他并没有把自己困死在一个角色里。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大型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开拍，剧组邀请他出演湘军统帅曾国藩。这个人物和蒋介石完全不是一类，生活时代、行事风格、精神气质都差别很大。他把这次挑战称为自己表演上的“第二次革命”。

有人问他，演惯了“委员长”，突然去演曾国藩，会不会有影子重叠。他半开玩笑地说：“这回可得让观众多说几句‘演曾国藩演得像’，别又说我演了一个蒋委员长。”这句话说得轻描淡写，其实藏着不小压力——一旦观众出戏，人物就立不住。

为了曾国藩这个角色，他又开始新一轮资料搜集和体验积累。曾国藩的形象一直有争议，有人看重他“中兴名臣”的一面，有人强调湘军镇压太平军的残酷。剧中要呈现的，是一个有文化、有城府、也有矛盾的复杂人物。孙飞虎在处理时，刻意弱化浮于表面的“威严”，更多从读书人的克制、对局势的忧虑来找切口。那种低头写信、仰头沉思的片段，不少观众印象深刻。

从“委员长”到“曾督师”，这次角色跨度，让他摆脱了可能固化的银幕标签，也让观众意识到，他不只是一个“特型演员”，而是能撑住不同历史人物的表演者。

四、“甘当绿叶”的态度与一生收束

回到文章开头那张照片。90年代初，孙飞虎受邀到北京开会，会议空隙与朱镕基合影，那一幕既让他“受宠若惊”，也带着一点幽默的时代气息。面对副总理发来的善意玩笑，他先是连忙摆手，说哪能站中间。朱镕基那句“我比你还要低两级呢”，既是调侃，也是对他多年银幕形象的一种肯定。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这种肯定来得不算早，但来得不算差。此时的孙飞虎，已经演过不少片子，对“名气”这回事，多少有点淡然。他在接受采访时，有一句话被频频引用：“我要演绿叶，就要把红花衬得更红。”

他说得很直白：在话剧舞台上，自己演过不少主角；可到了电影里，“蒋介石”往往不是第一主角，在其他影片里也经常演配角。有人替他觉得遗憾，他却看得很通透——从艺术创作上讲，没有所谓“主配角”的高低之分，只要人物是真实生动的，位置前后并不重要。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把该做的事做到位，这才是演员该有的态度。

这番话，并不算什么华丽的宣言，但和他的履历放在一起看，分量就重了许多。几十年间，他不仅反复饰演蒋介石，还尝试了“管家”“陆老爷”“甘龙”等不同类型角色。影视剧中，这些人物有时只是推进情节的小齿轮，却被他演出了形象层次。

有意思的是，当后来越来越多中青年演员加入到历史人物塑造的行列时，他并没有摆出“前辈”的架子。面对有人问到“后辈演蒋介石是否到位”，他用了一个颇为形象的说法——过去特型演员是“三足鼎立”，指孙飞虎、王铁成、古月三人；到了90年代后，已经变成“遍地开花”。在他看来，像唐国强、陈道明等中青年演员，虽然在外形上和伟人有些差距，但是在神韵的捕捉上各有特点，“很有看头”，这是他公开表达过的态度。

这样的说法，说轻松也轻松，说真诚也真诚。没有“一枝独秀”的孤芳自赏，更多是一种看见行业整体进步后的欣慰。站在他那个年纪，不难理解这份心情。

2014年11月22日，73岁的孙飞虎在西安病逝。消息传出时，曾经看着他演《西安事变》《太平天国》长大的一批观众，已步入中年。对很多人而言，他并不属于那种“天天出现在娱乐新闻里”的演员，却在记忆深处占着一个不容易被取代的位置。

回望他的艺术生涯，有一个细节很值得记住。他谈到自己多次抓住机会时说过一句话：“命运之神随时都可能降临到你身边，关键就看你能不能抓住机会迎接挑战，为自己的事业拓出一条通向成功之路。”这句话听起来略带鼓励意味，但放在他的经历里，它显得很实在。

1960年的上海考学，是一次机会；1978年在贵州话剧团接下“蒋委员长”，是一次机会；1981年被选进电影《西安事变》，又是一次机会；90年代从蒋介石转向曾国藩，是另一重选择。每一步，他都没有把机会当成“运气的施舍”，而是当成必须用功去承受的考验。

从上海学习表演，到贵州蹉跎岁月，再到西安扎根拍片，最后在历史题材剧里留下多重背影，孙飞虎的一生，并没有多少惊心动魄的转折，却用一种比较沉稳的方式，把“特型演员”这四个字，演绎得既专业又厚重。

至于那张与朱镕基的合影，如今再被提起，人们记住的不单是一位副总理的幽默，更是一位演员几十年如一日的扎实创作。照片中站在中间的那个人，衣着并不起眼，表情也算不上夸张，只是略显拘谨地微笑。可对熟悉那段影像资料的人来说，这个身影背后，连着的是一整段新中国影视史里，关于历史人物塑造的努力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