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投资诈骗指控，律师以“境外证据瑕疵+管辖权异议”双轨辩护

每当有当事人手持涉及“境外”“跨境”字眼的诈骗案卷宗走进我的办公室，我总能在他们眼中读出相似的焦虑与无助。这类案件往往材料庞杂，法律关系错综复杂，交织着国内法与涉外因素，辩护难度可见一斑。然而，我始终坚信：越是局面复杂，越能考验律师抽丝剥茧的专业能力，也越需要敢于坚持法律判断的勇气。今天分享的这起案件，便是在看似铁证如山的指控下，通过精准打击证据链中最薄弱环节，最终实现无罪逆转的典型案例。

2025年初，我接受了黄先生（化名）家属的紧急委托。黄先生是一位民营企业家，因涉嫌一起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万元的“跨境投资诈骗”被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指控称，他虚构某境外矿产投资项目，向数十名投资人募集资金，随后将大部分资金通过地下钱庄等渠道转移至海外，未用于实际投资，涉嫌构成诈骗罪。案卷中陈列着几份看似关键的“境外证据”：一份由某外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项目尽调报告”（仅有非官方翻译件），几张模糊的海外银行转账截图，以及数位身处国外的“项目方代表”通过电子邮件作出的对黄先生不利的陈述。

初阅案卷，压力扑面而来。公诉方试图构建一个“境内虚构事实—境外虚假项目—资金跨境转移”的完整闭环，逻辑严密，表象坚实。但多年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经验让我形成一种职业直觉：凡高度依赖境外证据支撑核心事实的指控，其证据根基往往比表面更脆弱。因此，我从一开始就确立了无罪辩护的总体方向，并制定了两条并行的辩护路径：一是全面质疑境外证据的合法性与真实性，即“证据瑕疵之诉”；二是从程序上挑战本案的管辖权基础，即“管辖权异议之诉”。我将之称为“双轨辩护”，旨在从实体与程序两个层面，同步动摇指控体系的根基。

第一轨：直击“境外证据瑕疵”，瓦解指控基石

我深知，对境外证据的质疑不能停留于表面，必须进行彻底解构。

首先，针对那份关键的“境外尽调报告”。我向法庭明确指出，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域外形成的证据材料，须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履行我国与该国缔结的有关条约规定的证明手续，方可作为证据使用。而本案中的报告，仅附有一份无资质个人翻译的文本，既无公证，亦无认证，程序严重缺失。我在质证意见中强调：“该文件在法律上仅为‘证据材料’，而非具备证据资格的‘证据’。其来源不明、形式违法，无法证明内容真实性，更不能用于认定涉案项目虚假。若以此定案，将严重违背证据法定原则。”

其次，针对海外银行转账截图与电子邮件。我指出，这些电子数据并非通过刑事司法协助等正式渠道调取，而是由所谓“被害人”自行提供，其提取与固定过程不符合电子证据的取证规范，存在被篡改、剪辑的极高风险。我向法庭强调：“在诈骗案件中，资金流向是定罪关键。但这些来自境外的资金痕迹，如同雾中观花，未经合法、可信的程序固定，其证明力应视为零。我们不能以来源不明的‘影子证据’，作为剥夺公民自由的依据。”

我在多次庭前会议与庭审中反复、系统地阐述这些观点。这不仅是法律条文的援引，更是向法庭传递一个清晰信号：公诉方所依赖的，是一整套建立在流沙之上的证据体系，其根基已然动摇。

第二轨：巧用“管辖权异议”，争取程序主动

在猛攻证据问题的同时，我同步推进另一条战线——管辖权异议。我提出，根据起诉书描述，诈骗行为的实行地（项目洽谈、合同签订）与结果地（投资人财产损失）均发生于我国境内，这一点并无争议。然而，公诉方试图以“资金被非法转移至境外”为由，强调案件的“涉外性”与严重性。

我的策略是反向利用这一点。在《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中，我论述道：本案的犯罪预备、实行与结果均发生于国内，主要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均为中国公民或机构，案件本质应属国内犯罪。所谓资金跨境转移，仅是诈骗既遂后的赃款处置行为，属于事后不可罚行为，不应作为确定犯罪地的主要依据。更重要的是，所有关于资金在境外被“非法占有”的指控，完全依赖于合法性存疑的境外证据。“在核心境外证据合法性无法确认的前提下，将本案定性为‘涉外案件’并据此行使管辖权，缺乏事实与法律支撑，亦可能导致因证据不足而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推定。”

提出管辖权异议，并非意在真正移送案件（实践中亦难实现），而是一种战略性程序手段。其目的有二：一是以正式法律文书形式，将“本案核心事实依赖非法境外证据”这一致命缺陷，提请合议庭高度重视；二是打乱公诉方节奏，将庭审焦点引向案件性质的深层讨论，为“证据战”营造更有利的辩护氛围。

双轨合击，终获无罪

两条辩护路径并非孤立，而是在庭审中相互交织、彼此强化。每当公诉人援引境外证据证明诈骗事实，我立即以其程序违法性予以驳斥；当法庭探讨案件整体性质时，我的管辖权异议则成为支撑“本案国内性为主、涉外部分证据不可靠”这一论断的有力佐证。

整场辩护，更像是一场围绕“证据资格”展开的精密拆解。最终，合议庭采纳了我方核心意见。法院认定：公诉机关提交的境外证据材料，因未履行法定公证、认证手续，取证程序违法，不得作为定案依据。在排除这些关键证据后，现有证据无法形成完整链条，不足以确实、充分地证明黄先生实施了虚构事实、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诈骗行为。

判决书落槌——“被告人林某某无罪”。这不仅是一纸无罪判决，更是对“以审判为中心”“证据裁判”原则的生动践行。对黄先生及其家庭而言，是生活的重启；对我而言，则是专业信念的又一次坚定回响。

律师心得

此案令我深有感触。面对跨境经济犯罪指控，尤其是诈骗罪，辩护律师切不可被“涉外”光环或复杂资金图谱所震慑。相反，应敏锐捕捉其固有弱点，此类案件往往严重依赖境外书证与电子数据。而严格的公证认证程序，正是其最易攻破的“阿喀琉斯之踵”。坚持证据形式合法性，是击破指控的第一利器。在实体辩护陷入僵局时，管辖权异议等程序性手段常能转换视角，凸显核心争议，迫使法庭先审视“能否审”的问题，从而为“如何审”奠定有利基础。

双轨并行，方能制胜：单打一质疑证据，力度易被分散；仅提程序异议，易被视为技术拖延。唯有将二者结合，形成“证据不合法→指控基础不牢→管辖权主张亦无据”的逻辑闭环，才能最大化辩护效能。愿此案例能为身处类似困境的当事人与家属带来一丝希望。法律之门始终为有理有据的辩护敞开，关键在于——你是否握住了那把正确的钥匙。

关键词

‌跨境诈骗辩护；‌ ‌管辖权异议；‌ ‌境外证据瑕疵；‌

‌诈骗罪无罪辩护；‌ ‌刑事双轨辩护；‌ ‌经济犯罪律师；‌

‌证据合法性审查；‌ ‌投资诈骗案律师

本文作者‌

林智敏律师，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资深经济犯罪辩护律师。其执业领域深度聚焦于诈骗类犯罪，尤其在处理涉及‌跨境要素、复杂资金链与域外证据‌的疑难诈骗案件方面，拥有独到的辩护经验与卓越战绩。

林律师的辩护策略以精准、犀利著称，不仅精于诈骗罪核心构成要件“非法占有目的”的实体抗辩，更擅长运用‌程序性辩护‌（如管辖权异议）与‌证据合法性审查‌（特别是针对境外证据的公证认证瑕疵）作为进攻利器，构建“双轨”乃至“多轨”辩护体系，在证据根基上瓦解指控。本文分享的跨境投资诈骗无罪案例，正是这一辩护哲学的典型体现。

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与前沿的实务洞察，林智敏律师已成功代理多起具有行业影响力的诈骗罪辩护案件，其专业文章与实务观点以逻辑严密、实操性强而备受业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