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火车票该不该涨价

——《大师说》春节特别企划

马东：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师说》。又到春节了，每年这个时候，咱们中国人的心头大事儿，除了团圆饭，就是那张回家的火车票。抢票难，难于上青天啊。

当年，我的老朋友、经济学家薛兆丰老师说过一句“名言”：提高火车票票价，是解决春运紧张问题的有效办法。

这话一出，那可是炸了锅，言犹在耳，争论至今。很多网友说这是“资本家的冷血逻辑”（资本家：蛤？这个锅也要算在我们头上？阿薛你收手吧！），但也有不少薛教授的拥趸们认为这是“尊重市场规律”。

今天，我们《大师说》把这事玩大一点。我们请来了两位绝对重量级的经济学泰斗，让他们来做一次真正的“华山论剑”。

坐在我左手边的这位，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先生。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有些距离感，但我告诉你们，他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他提出的“科斯定理”和关于“交易成本”的理论，直接重塑了我们对企业、市场和产权的认知。在科斯先生看来，只要产权界定清晰，交易成本足够低，市场总能找到最有效率的解决办法。

而坐在我右手边的这位，是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先生。塞勒先生是行为经济学的宗师级人物。他最著名的观点就是把传统经济学里那个绝对理性、冷酷无情的“经济人”，还原成了有血有肉、有情绪、有偏见的“正常人”。他告诉我们，人类的经济决策往往不是为了追求绝对的利益最大化，而是受到各种心理账户和公平感知的左右。

今天，我们请两位大师分别从各自对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来探讨春运火车票到底该不该涨价。

科斯先生，塞勒先生，欢迎你们。我们直接进入正题。科斯先生，当年薛兆丰说“提价解决春运紧张”，这听起来像是您的门生弟子啊。作为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您怎么评判他这个观点？

罗纳德·科斯：

谢谢主持人。关于小薛的观点，如果我们抛开情感因素，仅仅从资源配置的效率来看，他的基本逻辑是无可挑剔的。

春运的问题，在经济学上叫做“短期的严重供求失衡”。在春节那几天，对于火车座位的需求呈现指数级爆炸，而火车的物理运力——铁轨的数量、车厢的数量，在短期内是绝对刚性且无法增加的。当需求远远大于供给时，必然面临一个问题：这有限的资源，到底应该分配给谁？

而火车票的定价，却被死死地按在了一个较低的水平线上。这就形成了一个“价格上限”。在这个低价下，所有人都想买票。但是，座位并没有变多。于是，那些真正急需回家、且愿意为这个座位支付更高价格的人，买不到票。

马东：

但是，科斯先生，如果不涨价，大家靠抢票软件、靠排队，至少在外谋生的低收入人群还有机会买到票啊。如果涨价了，他们岂不是彻底回不了家了？

罗纳德·科斯：

这最大的错觉。马东，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交易成本”。价格没有在售票窗口上涨，它就必然会在其他地方以其他形式上涨。

当你把火车票的价格压低，看似公平，但其实引发了极其庞大的、隐性的交易成本。人们为了买票，需要彻夜排队，这消耗了巨大的体力；后来变成了网络抢票，人们需要在手机app上主动加价抢票，或者耗费大量的工作时间去刷新网页。这些时间成本、精力成本，难道不是钱吗？这是全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经济学上叫作“无谓损失”。简单说就是：大家都很累，但谁都没得到好处

而黄牛的存在，恰恰证明了火车票的真实市场价格远高于票面价格。低收入人群看似能以低价买票，实际上呢他们往往抢不过黄牛的软件，最终还是要以高出票面几倍的价格从黄牛手里买。

所以，低票价并没有保护低收入人群，它只是创造了一个庞大的灰色寻租空间，增加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如果直接由铁路部门提价，让价格反映真实的供求关系，黄牛就会自然消亡，排队的时间成本就会归零。这才是最有效率的做法。

理查德·塞勒：

马东，听听这番话。科斯先生的逻辑，就像是一台运转良好但没有温度的计算机。这就是传统经济学的通病：你们总是假设市场里交易的是毫无感情的“经济人”，但实际上，我们在市场里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类”。

我当然懂供求曲线，我不仅懂，我还教了几十年。但薛兆丰先生的观点，以及科斯先生刚才的论述，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完全忽视了“公平感知约束”。

马东：

塞勒先生，什么是“公平感知约束”？经济学不是只谈钱吗？

理查德·塞勒：

不，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决策。我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调查，也被称为“雪铲实验”。假设马上要下暴风雪了，五金店里的一把除雪铲平时卖15美元。现在老板知道需求大增，把价格涨到了20美元。按照科斯先生的理论，老板做得对极了，这是价格信号在发挥作用，能让最需要雪铲的人买到它。

但是，当我们去问真实世界的消费者时，超过82%的人认为这个老板的行为是“极其不公平的”，甚至是“趁火打劫”。结果是什么？暴风雪过后，这家五金店的声誉彻底破产，顾客们为了惩罚他，再也不去他那里买任何东西了。

回到春运。春节回家，在中国人的心理账户里，根本不是一次普通的“交通消费”，而是一种带有深厚文化属性的“刚性情感需求”。当铁路部门在春节这个特殊节点，利用自己近乎垄断的地位，将火车票大幅涨价以“出清市场”时，在民众眼中，这就是对基本亲情和文化权利的剥削。翻译一下就是：你连我回家看父母、孩子都要收税，你还是人吗？

这种被剥夺的愤怒感、这种对社会不公的极度失望，会带来巨大的“负效用”。这种负效用，难道就不是成本吗？科斯先生，你计算了排队的成本、黄牛加价的成本，但你唯独没有计算全社会因为感到被系统背叛而产生的心理成本和社会摩擦成本！

罗纳德·科斯：

塞勒先生，你的“雪铲实验”很有趣，但它恰恰掩盖了问题更残酷的本质。

我们顺着你的逻辑想：如果那个五金店老板为了所谓的“好名声”，坚持15美元不涨价，会发生什么？第一个走进店里的顾客，会买下所有的雪铲。然后出门，在雪地里以30美元一把的价格把雪铲卖给后面来的人。他就地转型成了黄牛，连店面租金都省了。

这公平吗？老板因为害怕触犯“公平感知约束”而不涨价，结果只是把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让渡给了第一个进店的投机者。春运不也是这样吗？那些不用上班、有大把时间排队的人，或者掌握黑客技术的抢票黄牛，拿走了一切。

经济学是一门关于真实世界的科学，而不是关于乌托邦道德的童话。你谈到的“愤怒感”确实存在，但我必须指出，这种愤怒感来源于对产权和市场规律的无知。如果社会公众能够理解，春运运力是一种极端稀缺的资源，没有任何人天生就拥有“必须在除夕夜以低价坐火车回家”的自然产权。如果我们不通过价格来分配，我们就只能通过“权力”、“走后门”或者“暴力”——也就是谁体力好能排队，甚至是插队——来分配。相比之下，用价格来分配，才是最优解。

理查德·塞勒：

科斯先生，你这是在偷换概念！你把“产权”这个词当成了万能的挡箭牌。

我必须引入行为经济学里的另一个重要概念：“禀赋效应”。当一个人认为自己理所当然拥有某样东西时，你如果要把这样东西拿走，或者给他设置极高的门槛，他所感受到的痛苦，远远大于他最初获得这样东西时的快乐。

对于大量在城市打工的劳动者来说，他们可能一年只有春节这一次机会回家看望留守的父母和孩子。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买得起的春运火车票”虽然难抢，但在他们的认知中，这是国家给予的一项基本福利，是他们应得的“禀赋”。

现在你告诉他们：“对不起，根据供需曲线，现在的票价要涨五倍，你们买不起就别回家了，这也是为了优化全社会的交易成本。”

科斯先生，你知道这在现实世界中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你在用价格机制对低收入人群进行残酷的驱逐！你所谓的“黄牛成本”，至少在随机性上给低收入者保留了一丝希望；而你提倡的“市价出清”，则是用一道冰冷的金融高墙，直接宣判了低收入人群春节无法与家人团聚。当财富成为衡量“回家资格”的唯一标准时，这个社会的基石就会动摇。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维系，不仅仅是因为效率，更是因为我们有底线的同理心！

马东：

两位大师稍微控制一下情绪。我觉得我听懂了。科斯先生的观点是：不涨价带来的“排队、黄牛、低效”是实质性的社会资源浪费；塞勒先生的观点是：涨价带来的“社会不公感、愤怒、底层被剥夺感”是不可承受的社会心理崩溃。

那咱们总得找个解决办法吧？如果完全按市场价会激起民愤，完全按低价又会养肥黄牛，有没有折中的方案？比如，我们把涨价多赚来的钱，拿去补贴那些买不起票的穷人？这算不算是符合经济学的办法？

罗纳德·科斯：

马东，你提到的这个办法，实际上是福利经济学中经常讨论的财富转移。从我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更好的思路。

我并不是一个冷血的人。如果你觉得低收入群体在春运中受到了损害，最有效率的做法是政府直接给他们发放“现金补贴”，而不是扭曲火车票的价格。

请记住：不要用扭曲价格体系的方式去实现社会福利。一旦你人为压低火车票价格，你不仅补贴了低收入人群，你同时也补贴了那些完全有能力支付高票价的富人！一个年薪百万的高管，也跟着穷人一起享受几百块钱的低价票，这才是真正的资源错配和不公平。

正确的做法是：让火车票涨到市场出清的真实价格，比如涨到平时的五倍，让那些时间比金钱更宝贵的人买到票。然后，铁路部门将这部分庞大的超额收益收归国库，通过精准的社会保障系统，以现金的形式发放给低收入群体。他们拿到这笔丰厚的补贴后可以选择：是花高价买春节当天的票回家，还是错峰在节后回家，把这笔补贴省下来给孩子交学费。这才是尊重个人选择，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

理查德·塞勒：

完美。这真是一个教科书般完美的“理性人”推导。但很遗憾，科斯先生，现实世界的人类根本不是这样运作的。

你提到了发“现金补贴”。这就是你忽视“心理账户”的典型表现。

在你的数学模型里，发给低收入人群一千块钱，和火车票涨价一千块钱，加减相抵等于零。但对真实的人来说，这完全不是一码事！

在人的大脑里，钱是不能随意跨账户流动的。如果低收入人群平时买一张票只要200块，现在因为春运涨到了1200块，就算你政府提前发给了他1000块钱的“春运补贴”，他在买票的那一瞬间，依然会感到极度的愤怒和被剥削。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回家心理账户”里，这趟车就只值200块！多出来的1000块，在心理上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敲诈。

而且，你给低收入者发现金，他们真的会用来买高价票吗？不会的。由于“损失厌恶”，他们会把这1000块钱存起来或者花在更紧迫的生活必需品上，然后为了省钱，去选择更危险的黑大巴，或者干脆几年不回家。你这叫尊重他们的选择？你这是在用生活的重担倒逼他们放弃情感需求。

马东：

那塞勒先生，既然科斯先生的市场定价法不行，发现金补贴也不行，从您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您有什么锦囊妙计？难道就任由大家继续抢票吗？

理查德·塞勒：

我的建议是运用行为经济学中的“助推”理论。我们不需要用粗暴的价格大棒，而是可以通过设计更好的选择架构，引导人们做出改变。

首先，火车票绝不能在临近春节时进行无底线的“市场出清式”暴涨，这触碰了公平红线。但是，我们可以引入“分时段阶梯定价”和“奖励机制”。比如，对于那些愿意在非高峰期（春运前十天或后十天）回家的人，不仅不涨价，反而给予极大的折扣，甚至附赠返程的车票优惠。

其次，对于除夕前两天的绝对高峰期，不能采用纯粹的价高者得，而应该引入“彩票机制”结合实名制。这就跟买房摇号一样。在人类的公平感知里，“运气”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公平。富人没有摇中，穷人摇中了，富人只会觉得今天运气不好，而不会觉得这个系统在压榨他。

虽然摇号在绝对的资源配置上不是最“高效”的，但它最大程度地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感知”和情绪稳定。这正是行为经济学追求的——在不过度牺牲效率的前提下，最大化人类的整体心理福祉。

罗纳德·科斯：

摇号？！塞勒先生，你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竟然推崇摇号这种最原始、最反智的资源分配方式？

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你的摇号结果最终还是会被市场推翻。那个摇到票却其实不那么想回家的人，必然会把票私下高价卖给那个没摇到票但家里有急事必须回去的人。如果你用极其严苛的实名制，比如人脸识别绑定座位，强行切断了这种私下交易，你就是在人为制造巨大的悲剧！

试想一下，一个要赶回家见父母最后一面的儿子没有摇到号，而一个只是想回老家闲逛的大学生摇到了号，并且系统不允许他们交换。这叫你所谓的“心理福祉”吗？这是反人性的制度暴力！

价格，只有价格，才是衡量一个人对某种资源需求紧迫程度的唯一客观标准。你用“运气”来代替“价格”，是在抹杀人类通过努力工作去换取所需资源的权利。如果连回家过年这种事都要靠摇号，那我们为什么不把所有的房子、汽车甚至食物都拿来摇号？

你所谓的“助推”，只不过是给低效的系统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但在面纱之下，资源依旧匮乏，需求依旧得不到满足，人们依旧要在复杂的规则中浪费大量生命。小薛是对的，供需不平衡，只能靠价格来调节。任何试图绕过供求曲线的道德设计，最终都会以另一种更隐蔽、更痛苦的方式让全社会买单。

理查德·塞勒：

科斯先生，你总是把“真实需求”等同于“支付能力”。这是老派经济学最冷血的傲慢。

那个想回家见父母最后一面的儿子，如果他恰好是个一贫如洗的破产者，在你的“价格出清”系统里，他一样买不起那张涨了五倍的票！你的系统不是在衡量“谁更需要”，而是在衡量“谁更有钱”。

真实的市场永远是镶嵌在社会伦理之中的。如果一个经济学理论只能推导出“穷人没钱就活该不回家”的结论，那么这个理论就应该被扔进垃圾堆。

我承认摇号不完美，但它捍卫了一个核心底线：在面对带有基本权利色彩的稀缺资源时，每一个公民的机会应该是平等的，而不是被资本量化的。行为经济学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提醒你们这些满脑子公式的人——别忘了，市场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人为市场服务的。如果市场价格摧毁了人类社会的道德契约，那这个市场就是失败的！

罗纳德·科斯：

道德契约不能变出多余的火车车厢。你用道德绑架了经济规律，最终受害的恰恰是你想要保护的那些低收入人群。他们依旧回不了家，只是多了一个抱怨“运气不好”的借口罢了。我的理论只相信逻辑与效率，因为它才是创造长期财富、最终解决运力短缺的唯一途径。

理查德·塞勒：

而你的逻辑与效率，如果忽略了人性和公平，在短期内就足以引发社会的撕裂与崩溃。经济学如果学不会理解人类的眼泪和愤怒，那它就只是一门精算学——精算师可以算保险，但算不出人心！

马东：

好的、好的……今天这期节目真是火药味十足啊。

我们本来期望两位诺贝尔奖级别的大师能在这个舞台上给我们一个终极的、完美的答案，甚至希望他们能在辩论后握手言和。但是很遗憾，或者说很庆幸，我们看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世界观的激烈碰撞。

科斯先生代表着极致的理性，他告诉我们价格是唯一的信号，强行扭曲价格只会带来无尽的交易成本和效率损失。

塞勒先生代表着人性的考量，他提醒我们人类不是机器，市场的运作必须受到社会公平感知和心理账户的约束。他的世界里，每个人都会冲动、会后悔、会在双十一买一堆没用的东西。

春运火车票到底该不该涨价？是通过冰冷但有效的市场价格来分配，还是通过维护底线但可能低效的公平机制来分配？这两位大师谁也说服不了谁，他们各自的理论基石，在春运这个极其特殊的场景下，碰撞出了最耀眼的火花。

也许，真正的答案并不在非黑即白之中。这个两难的困境，留给在座的每一位观众，也留给未来的决策者去思考。

无论如何，祝那些买到票和还没买到票的朋友们，都能在春节，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暖。

这就是本期的《大师说》。感谢罗纳德·科斯先生，感谢理查德·塞勒先生。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