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后遗产：从海上女皇号看航运革命，为何现在的隐患更大了？

我在威尔士西南部的彭布罗克郡海滩长大。夏日的丹比曾是我们全家人的避暑胜地：脚趾间的细沙、岩石池中的戏水，还有淋上草莓糖浆的冰激凌，这些构成了童年的感官记忆。

我当时和母亲、祖母走在丹比的北海滩上，四周没有喧闹，没有笑声，只有海浪冲刷着被焦油染黑的沙滩，发出的阵阵沉闷声响。原本色彩斑斓的度假明信片，在那一刻仿佛褪成了灰色。

“海上女皇号”油轮因几分钟之差错过了进入米尔福德港的拖船护航。船只在港口入口处偏离航道，撞上了圣安角附近的岩石。

在随后暴风雨肆虐的一周里，油轮多次搁浅又复位，船体受损不断加剧。最终，约72000吨北海原油倾泻入海。这是英国整整一代人经历过的最严重的近海石油灾难。

这场反击战进行得异常艰难。随着天气恶化，当时的溢油应急系统近乎瘫痪。风暴和潮汐推着受损的油轮在彭布罗克郡海岸国家公园边缘徘徊，九次原油释放将海面染得一片狼藉。

为了分解溢油，飞机大面积喷洒了消油剂（分散剂）。汹涌的海浪虽有助于将石油分解成微小液滴，但也导致石油悬浮在水中而非仅仅浮于表面。即便肉眼可见的海面油层在减少，水下的动植物却因此暴露在更高的毒性风险中。

由于泄漏的原油含有大量易挥发的成分，加之风浪助力，约35%至45%的石油在头两天内便挥发殆尽。据估算，最终到达海岸的油水乳化液约为11000至16000吨，虽远低于潜在的规模，但依然污染了超过120英里（约190公里）的海岸线。当地的鸟类、贝类、海洋生境以及支柱性的旅游业，都遭受了毁灭性打击。

英国政府海事调查局发现，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引航员的操作失误，而深层原因则指向了培训薄弱、导航标识利用不当，以及缺乏统一的船长与引航员协作计划。

在海事污染控制中心监督下的打捞工作，在狂风大作的一周内展开。除了拖船动力不足和对潮汐流专业知识的匮乏，指挥权责的混乱也是核心问题。事实证明，当巨轮遇险时，必须有明确的指挥权和足够强力的拖船。

自“海上女皇号”灾难以来，许多领域都得到了显著改善。

首先是指挥链的直接化。为了在重大海上紧急状态中摆脱各方利益的博弈，英国设立了一个拥有绝对决策权的职位——国务大臣代表。

应急预案更加清晰。现行的英国国家海事污染事故应急计划明确了从接到首个报警电话到处理最后一袋废弃物的全流程职责。它将政府、港口、监管机构和科学顾问紧密联系在一起，确保在面对复杂事故时能迅速建立联合响应中心。

预防溢油已成为议事日程的重中之重。英国政府确定了包括彭布罗克郡在内的“海事环境高风险区域”，以警示这些地带的失误极易演变为灾难。

船舶设计也经历了进化。20世纪90年代后，通过修改国际和国内法，单壳油轮被强制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双壳设计。这种设计拥有两层完全水密的钢层，极大地降低了事故导致溢油的风险。到2010年代中期，单壳油轮基本从主流贸易中消失。这是一场沉默的革命，阻止了无数潜在的灾难。

并不是所有变化都是积极的。英国曾在大不列颠海岸线周围驻扎了由政府资助的强力拖船编队，但这支舰队因成本考量被撤销。尽管后来部分恢复了苏格兰地区的配置，但政府委托的一项研究承认，商业拖航能力并不能填补所有空白，部分海域依然暴露在石油灾难的高风险之下。

风险并未消失，只是发生了转移。如今，米尔福德港已成为欧洲液化天然气的关键门户，承担着英国高峰期近四分之一的气候需求。这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同时，也将核心基础设施集中在了那片曾被“海上女皇号”重创、雄伟却又暴露在自然伟力下的海域。

作为一名环境科学家，处理这场灾难的三个维度至今指导着我的思考：

三十年后，我依然能想起丹比那片本该熙熙攘攘却空无一人的海滩。威尔士与海洋有着深厚的纽带：贸易、度假、食物与欢乐。

通过更先进的船舶、更明确的指挥和更智慧的方案，我们可以将重大溢油风险降至最低。但“自满”是顺境时的假朋友。LNG运输、更大规模的船舶、日益缩减的预算以及更繁忙的海岸线，都在推高赌注。在暴风雨后的黑暗中，当无线电吱吱作响、信息匮乏时，任何事都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