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幕亮得刺眼,晚上九点三十七分,一条短信像把淬了冰的刀子扎过来:“我在楼下,但我就不上来,让你也尝尝滋味。”发信人是周伟平,我那法律上的丈夫。那时候我正躺在医院病床上,脑梗让半边身子像灌了铅,麻、木、沉,动弹不得。这哪是短信,分明是判决书,判了我们这十八年名存实亡婚姻的死刑。
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我和周伟平这对冤家,把日子过成了这副鬼样子,还得从十八年前说起。那时候咱们的宝贝儿子晓阳才十岁,一场病毒性脑膜炎,说没就没。天塌了,人心也就死了。他躲进书房抽烟发呆,我守着卧室以泪洗面,两口子硬生生把家过成了冰窖。十八年啊,六千五百多个日夜,咱们就像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客气、冷漠,睡成了上下铺的兄弟。
这心里的疙瘩解不开,最后就成了仇。去年七月中旬,天热得跟蒸笼似的。他在家修空调,从梯子上摔下来,胫腓骨粉碎性骨折。那天我在干啥?我在闺蜜家搓麻将,手气正顺。他打了三个电话,我愣是一个没接。后来邻居叫了救护车,我也就在手术签字的时候露了个面,转头借口出差,溜之大吉。那时候我想着,咱俩早就两清了,谁也不欠谁,这叫互不打扰,各自安好。
谁曾想,风水轮流转,今年转到我家。我脑梗住院,医生说得做介入手术,还得家属签字。我这唯一的直系亲属就是周伟平。我不求他,甚至想找律师咨询能不能自己签,可法律认的是那个红本本,不认咱们心里的沟沟坎坎。就在我准备硬撑的时候,护工张姐手机响了,我看了一眼,心里咯噔一下。又是周伟平发的:“张阿姨,麻烦多照顾她,她晚上爱踢被子,空调别开太低。”
这叫什么事儿?一边发短信说要让我尝尝滋味,一边背地里嘱咐护工照顾我?这人是不是精神分裂?没过多久,病房门开了。周伟平提着个保温桶站在门口,胡子拉碴,眼圈通红,看着像老了十岁。他没那个狠劲儿了,整个人透着股狼狈和心虚。他支支吾吾半天,最后竟红了眼眶,说那短信不是报复,是求救。他那心里苦啊,不知道怎么说,只能用这种笨办法,想激我一下,想让我知道他也疼,他也怕。他说他在楼下坐了一下午,就是不敢上来,怕我不见他,怕这层窗户纸捅破了更难堪。
那一刻,我心里的冰山算是化了个角。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什么深仇大恨?无非就是那点委屈没处说,那点疼没人懂。他签了手术同意书,手抖得比我还厉害。出院那天,他非要背我上楼。趴在他背上,我听着他粗重的喘气声,心里五味杂陈。为了方便照顾我,他把那睡了十八年的破折叠床扔了,搬进了儿子生前住的房间。他说没动孩子的东西,就是腾个地儿,离我近点。
你说咱们这是何苦?十八年的冷战,差点把两条命都搭进去。这夫妻之间,最怕的不是吵架,而是把嘴闭上,把心门关死。那一纸婚书不仅仅是法律约束,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半辈子算是交了学费了,以后的日子,得换个活法。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就图个知冷知热吗?别等到躺在病床上,才看清身边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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