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政治精英们，热衷于演伦理剧

县城婆罗门与刹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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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我收到县级两会的一些视频推送，发现县级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们在被采访时都在用朗诵腔背稿，于是写了一篇文章《目之所及，政治生态正在幼态化》发布于网易平台，提出我的观察和思考。

我发现，代表委员们延续了小学生的形态，把一个地方最重要的政治生活变成撒娇卖萌的场所，他们去参加两会，不是批评、监督、建言，而是去赞美、领取荣誉奖赏。

文章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有读者说“好久没有看到这么犀利的文笔了”、“这才是文人！这才是风骨！蓬莱文章建安骨！挺你！”感谢读者，这些肯定给了我莫大的鼓励，让我相信，对现实的批评仍然是有力量的，批评仍然是有价值的。

之后我继续收到县级两会采访的推送，发现代表委员们的发言千篇一律，其中，“倍感振奋”几乎是每个人都会说到的词。随便抄录一个人的发言如下：

“听了早上的报告，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会议报告总结全面，目标明确，举措务实，为我们今后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来自基层的代表，我将认真履职，把会议精神带回基层，落到实处，积极建言献策，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为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xx贡献力量。”

除了这样的朗诵，我没有看到有代表委员谈起自己的提案、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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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上海也开两会了，我也收到一些推送。一个很明显的差异是，上海的代表委员们，是用正常交流的方式在说话，他们不是在朗诵，也没有在背诵，就在正常地说一些事情。

比如一个人说，实体店经济衰退，一个原因是停车费，买一个饼3块钱，停车费要10块钱，不应该画一条线就收费。一个人说，现在福寿螺治理是个难点，农民都知道养鸭子就能吃掉，但农村不让养鸭子，所以这个规定应该改，农户可以养一定数目的鸭子。

这些问题虽然小，却是真问题，比上述那些幼态化的“倍感振奋”有着天壤之别。

县城的委员代表，其构成主要是党政干部、本地企业家、专业人员、基层骨干、社会贤达。按照制度设计，他们的职责是监督、批评政府，并提出建言建议。

但从接受采访的情况来看，他们全都是在歌颂，在感恩，在表忠，在寻求夸赞，监督、批评和建言建议一个都看不到。

于是我有了一个未经调研的猜想：县城的委员、代表们，在政治生态中选择幼态化的方式存在，是因为他们没有履行其监督、批评和建言献策责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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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县里副处级以上的人县城婆罗门，这部分人通常在20-50人，那么县级委员代表们，则可称为“县城刹帝利”。前者拥有制定规则的影响力，而后者则在县城的各个领域权力和实际利益。

虽然都是既得利益者，但县城婆罗门对县城刹帝利具有予取予夺的优势，比如一个乡镇干部，一个部门负责人，任免升迁由婆罗门决定，他会对婆罗门提出批评监督吗？一个私营企业主、医院主任、学校校长，他敢对县城婆罗门表达不敬吗？

当然，即使在更高级别的两会，也没什么人敢批评监督了，更何况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县城。婆罗门和刹帝利们具有利益一致性，高度捆绑，互相输送，大家一起把钱躺着挣了不好吗？

还讲什么监督批评。

另外，县城干部、私营企业主、教师医生等专业人士这个群体，他们的能力就是执行，加之知识储备有限，眼界有限，他们不具有质疑精神，难以产生不同意见，也难以提出有效提案议案，于是在两会上，能做的就是赞扬和“振奋”，当一个有糖吃的乖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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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这种政治生态，造成县城成为中国的法治洼地，婆罗门具有突破规则和法律的能力，县委书记更是一方土皇帝。

比如遵义仁怀县，一家投资8亿的民营污水处理厂建成不久就被政府强行接管，四川某县，“曾逼死教授的四川县委书记，如今又把招商企业逼向破产”，更多县委书记能随意抓捕举报他的人。

纪录片导演周浩曾跟踪记录了一名县委书记，展现了县委书记作为县域 “一把手”，集人事权、财权、决策权、维稳权、资源调度权于一身。那个县委书记在镜头里说：

“县太爷县太爷，就是要有爷的感觉。厅长再大，找一个处长办事，不过是从这个办公室叫到那个办公室，那不是爷，是大哥的感觉。在县里不一样，你下去看一个乡镇，警车开道，都在路边等着你，那是爷的感觉。”

从县城两会来看，县委书记们之所以有爷的感觉，一个重要原因是：

孙子们太多了，想当孙子的更多。

当然，也不仅仅是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