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市佛教协会第八届理事会负责人名单

金山寺前的晨钟刚落，我听到的却是镇江佛协这届班子的另一声“警钟”：一群在祖庭里长大的法师们，把名山名寺的资源握在手心，却也背着全国性的期待。

这套班底是在2019年秋天被推到台前的。新任会长心澄法师，既是金山江天禅寺和焦山定慧寺的方丈，又是中国佛协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说他忙是真忙，从83年在金山出家，到后来读完中国佛学院研究生，再从1992年起在金山佛学院教书、做监院，身上的“标签”越贴越多。2025年又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这种层层叠加的身份，让他天生就难以只盯镇江一亩三分地。

镇江佛协的秘书长慧忠法师同样不简单，他坐镇宝华山隆昌寺，这座寺院被称为“律宗第一名山”，对传戒制度有着自己的话语权。只隆昌寺一向里外受牵制，既要维护古刹的清规，又得回应周边游客、信众的期待。大家常说宝华山四季都有香客往返，可寺里僧团的人力其实紧张，尤其在每年戒会期间，场地安排一个波动就会被放大。

其余的副会长们分布在镇江几个重要寺院：礼相法师负责金山寺日常管理，常辉法师和慧忠法师一起守着宝华山的律宗传统，曙正法师扎根扬中永和寺，传义法师则在谏壁梵音寺主持日常事务。每位法师都代表着一个片区、一群信众的诉求，这种排列组合让第八届理事会的座位挺紧张。

这届班子最大的特点是“祖庭出身”。金山、焦山、宝华山都是全国知名古刹，过去靠着这些名头承载镇江旅游名片，现在更多被放在文化传承的架子上。心澄法师在教学时就强调过“丛林规制”：真正能让寺庙走得长远的，不是象征性的文化活动，而是僧团管理和教育体系。可现实里，他们还得面对景区化运营带来的尴尬，比如门票收入由谁分摊、宗教活动范围该怎么划线。

在佛教界里，心澄法师的影响力不仅来自寺院，还有他在学术和书法上的研究。早在《百论初探》发表的时候，同行就注意到他赋予古文本新解读的方式。2016年还出版了《心澄法师行书写心经》，书法圈不少人收藏。外界对他的评价常常提到“文化桥梁”四个字，因为他多次赴美加、欧洲、台湾参加交流，镇江佛协的国际化形象主要凭他撑起来。

但资源集中在几位法师身上也带来另一种焦虑：基层寺院能分到多少注意力？曙正法师在扬中永和寺做社区活动时，就有居民直接问：“佛协是不是只盯着金山？”这种质疑不是没有道理。与之类似的场景在别的地方也出现过，我前几天还听一个苏北寺院的住持吐槽说，自己的寺里要修法堂也得等协会审批，再赶上热门节气，整个项目就被“挤掉”。

这届班子提出的工作重点，是让金山、焦山、宝华山的文化相互融合，同时加强教风建设、人才培养。看纸面计划挺漂亮，但落地阶段的“细节掉队”时有发生。像金山寺在做讲经活动，招募志愿者比预想难，一部分原因就是年轻人宁可去城市里参加短期禅修营，也不愿留在老寺院做长期服务。协会只能一边在高校招生，一边联系社会团体，最后凑出来的队伍仍旧紧缺。

在外界镇江佛协的领导班子似乎掌握了足够多的牌。心澄法师还是多届全国政协委员，意味着他在国家层面能为镇江话事。可这种“跨级别”身份，也容易把想法摊得太散。协会要面对的主体不只是寺庙，还有民众的精神需求、地方文化的传播任务。这些事务重叠，搞得内部会议时间越开越长，基层反映的事情反而要排队。

我倒不觉得这些法师不关心普通人，只是他们所处的位置决定了必须兼顾太多面向。比如宝华山隆昌寺的传戒活动，需要一套完整流程，而镇江市区里的寺院又想借着“律宗第一名山”的光芒引人来访。谁能先用上资源、谁能说了算，就是一场看不见的拉锯。换句话说，这届理事会是在“拿祖庭当旗帜”的也在学着平衡市区和县域、景区与社区之间的关系。

有人分享过一个细节：去年深夜，心澄法师仍在金山寺陪年轻法师对课，讲的是《僧伽律》。他讲完之后感慨，祖庭的故事讲了一百遍，也得有人去听。听起来很励志，现实却是那些听课的人第二天还要当导游解说、还要处理信众咨询。镇江佛协若不把“人才培养”做成系统工程，这些年轻法师只会越来越累。

我能理解他们希望重塑祖庭传统的雄心，可现在每件事都需要落到具体细节里，哪怕小到寺内垃圾分类，也有人会把它当作衡量寺院管理的尺度。说真的，规划挺好听，就怕最后落实跟不上。

这届班子未来几年是继续把目光放在金山焦山的品牌重建，还是更细致地照顾其他寺院的需求？这已经不是内部的事，每个信众、每个游客都在观望。你如果是镇江佛协的决策者，是继续把重点砸在祖庭品牌上，还是先给基层更多时间和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