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颅被砍下后他的身躯却久久不倒，吓坏刽子手，亲外甥后成正国级

1939年，苏联莫斯科。

周恩来带着邓颖超踏进了国际儿童院的大门，专程来看望寄养在这里的两个中国男孩。

这两个小家伙身份不一般。

老大叫赵令超，老二叫赵施格。

名字也早就入乡随俗，变成了阿夫古斯特·拉金和谢尔盖伊·什巴托夫。

周恩来的神情顿时凝重起来。

他把两个孩子拉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道：“你们身体里流着烈士的血，早晚是要回家的，怎么能没有中国名字？”

邓颖超心疼地搂过老大，当场把自己名字里的“超”字分给了他，起名“令超”。

这不仅是个代号，更是认下了这门亲——按老理儿讲，这就是把孩子当亲生骨肉待了。

这对夫妇为何如此看重这两个孤儿？

根子全在孩子那个叫赵世炎的父亲身上。

要把日历翻回二十年代的留法学生圈，提起“赵世炎”三个字，那分量比当时的“周恩来”只重不轻。

说句不夸张的话，要是赵世炎没倒在一九二七年的那个夏天，中国革命史的后半本，没准得换个写法。

把时钟拨回1921年。

那会儿的法国，对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来说，根本不是什么浪漫天堂，而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窑。

随着“争回里大”运动折戟沉沙，几千名留学生心气儿散了，队伍也不好带了。

摆在热血青年面前的路，窄得可怜。

一边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路子，搞搞激进辩论，办几本杂志过过嘴瘾。

痛快是痛快，可顶不了大用。

另一边是走基督教青年会的路子，搞点慈善互助。

实惠归实惠，可救不了国家这个烂摊子。

赵世炎年纪虽轻，心里却跟明镜似的：人不抱团，就是一盘散沙，只有“组织”起来，拳头才硬。

那时，赵世炎身在法国，周恩来远在德国。

两人跨着国境线打配合，拍板了一件大事：组建旅欧青年团。

这事听着顺手，办起来全是刺儿。

当年的留学生圈子里，无政府主义那套“绝对自由”最吃香，谁愿意受约束？

可赵世炎在蒙达尼和里昂两头跑的时候，立下了一条近乎“不讲情面”的规矩：审查必须严之又严，眼里揉不得半粒沙子。

这招挺反常。

通常拉队伍起炉灶，都是先把门槛刨低，凑够人头壮声势。

赵世炎偏不。

他认准了宁缺毋滥的理儿。

他心里透亮：在大浪淘沙的节骨眼上，一个心思不定的投机分子，坏起事来比十个敌人都可怕。

他和周恩来硬是凭着这股劲，把陈延年、陈乔年这两位信奉无政府主义的才子，给争取了过来。

1922年6月，巴黎西郊布伦树林的一场集会上，“旅欧少年共产党”挂牌成立。

班子搭得很有讲究：赵世炎坐头把交椅，当书记；周恩来管宣传，对外发声。

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

赵世炎负责定调子、抓管理；周恩来负责挥笔杆、打舆论战。

这简直就是一对完美的搭档。

后来赵世炎接到调令去莫斯科深造，接他班的正是周恩来。

就连他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住过的那间小旅馆，周恩来也接着住了进去。

正是这份从死人堆里滚出来的交情，才有了二十年后，周恩来在莫斯科看到战友后代只会说俄语时，那份难以释怀的焦灼。

1927年，上海滩。

四一二政变过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城。

身为上海党组织核心人物的赵世炎，成了国民党特务眼里的肥肉。

这种关头，撤退保命是常理。

可赵世炎没走，他钉在了上海。

7月2日下午，一张大网悄悄张开了。

因为叛徒出卖，特务们摸进了赵世炎的家。

算他运气好，当时人不在。

但这帮特务没撤，扣下了赵世炎的岳母和妻子夏之栩，就在屋里蹲守。

这会儿，只要赵世炎不进家门，或者在楼下瞅出不对劲掉头就走，命就能保住。

岳母是个明白人，挪到窗户边，死盯着楼下。

她心里盘算好了：只要女婿露头，就把窗台上的花盆推下去。

这是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

没过多久，赵世炎撑着伞来了。

岳母手起盆落。

可偏偏老天爷在这时候开了个要命的玩笑。

那天上海正下着瓢泼大雨。

哗哗的雨声，把花盆摔碎的动静吞得一干二净。

赵世炎一点没察觉，收了伞，一步跨进了那扇鬼门关。

刚进屋，几个特务就扑了上来。

换做一般人，这时候要么吓瘫了，要么就拼命。

赵世炎咋反应的？

他开始“装傻”。

他装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大喊：“你们抓错人了吧？

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这一嗓子，不光是为了给自己开脱，更是在拖延时间，找空子。

特务们开始翻箱倒柜找证据。

就在这一屋子乱糟糟的时候，赵世炎做出了这辈子最后一个、也是最惊险的决定。

当时，另一位领导人王若飞也藏在这个据点，虽说此刻不在场，但随时可能撞枪口上。

赵世炎趁着特务乱翻的当口，偷偷冲着妻子夏之栩递了一句话：

“想办法，把若飞弄走！”

这才是他“装傻充愣”的真实意图。

要是被捕那会儿他直接表现得视死如归，特务立马就会把他跟家人隔开，甚至直接堵上嘴，那他就彻底没机会传信了。

他用“演戏”换来了眨眼间的空隙，把保全战友的命令发了出去。

这一刻，他算的是一笔“大账”：自己既然陷进来了，止损的唯一办法，就是保住还没掉进坑里的同志。

1927年7月19日，枫林桥刑场。

那一幕悲壮得很。

赵世炎被刽子手押着，嘴里高喊“打倒蒋介石”，直到枪响倒地，身子骨还挺了好一阵。

他走的时候，大儿子赵令超才三岁，小儿子赵施格刚满一岁零两个月。

几十年后，这两个孩子的活法，没给赵世炎丢脸。

1951年，赵施格从苏联回到了北京。

这时的他已经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可看着跟个“老外”没两样。

在机场，接机的蔡畅赶紧给夏之栩拨了电话。

母子分别二十九年。

夏之栩一眼就认出了儿子，可除了那声“妈妈”，娘俩剩下的话全得靠翻译。

这下子，一个现实难题摆在了桌面上：这个烈士遗孤往哪儿安顿？

他是赵世炎的骨血，总理的义子，又是喝过洋墨水的“海归”。

按老规矩，进机关、下部队、搞外交，那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

中组部的帅孟奇大姐问夏之栩：“你想让施格干点啥？”

夏之栩给出的答案硬邦邦的：“从基层干起。”

这话不是场面话，是玩真的。

赵施格连汉字大字都不识几个，就被直接塞进了鞍钢，从最普通的翻译干起，后来一辈子都泡在一线，老老实实当个普通劳动者。

至于那个被邓颖超寄予厚望、改名“令超”的长子，虽说早年在苏联病逝了，但他名字里那个“超”字，替父辈们记下了那段生死之交。

赵世炎的人生停在了26岁。

搞政治，这个岁数太嫩了，好多抱负都没来得及施展。

可搞革命，这26年的分量沉甸甸的。

从剪辫子跟旧时代决裂，到在欧洲以此铁腕建党，再到上海刑场上的最后周旋。

他留下的不光是“总理外甥”（李鹏）这类家族背景，更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决断力”。

在最乱的学生运动里，他挑了最难走的“严密组织”这条路；在生死关头，他挑了牺牲自己保全战友的下策；而在身后，他的家人挑了最不起眼的“基层”活法。

这一家子心里的算盘，珠子从来都是拨给国家、拨给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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