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将甘祖昌迎娶小18岁龚全珍， 婚后脱军装回村种地， 清苦一生

1986年，江西莲花县一间简陋的农舍里，一位81岁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气息微弱。弥留之际，老人拉着老伴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出了生命中最后的嘱托。这位老人不是普通的庄稼汉，而是一位曾经佩戴少将军衔的开国将军。到底是什么样的嘱托？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人生故事？

脱下将星扛起锄头

很多人听到这个故事的第一反应是不信。一个开国少将，放着好好的部长不当，非要回老家种地？是不是脑子出了什么问题？说实话，当年确实有人这么想过，甚至连组织上都反复劝了好几次。可甘祖昌这个人，认准了的事情，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甘祖昌是江西萍乡莲花县坊楼镇沿背村人，1905年出生在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家庭。那个年代，穷人家的孩子没有太多选择，要么饿着肚子熬日子，要么站出来拼一条活路。1927年，22岁的甘祖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从此，这个井冈山脚下走出来的农家子弟，跟着部队南征北战，一走就是大半辈子。

长征的时候，甘祖昌负责后勤保障。别人打仗冲在前面，甘祖昌跟在后面筹粮筹款、管钱管物。有人可能觉得后勤工作不够光鲜，可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后勤就是部队的命脉。甘祖昌有两个外号，一个叫"铁脚板"，走路飞快，长途跋涉从不叫苦；另一个叫"铁算盘"，精打细算，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这两个本事，后来被带回了老家，用在了完全不同的地方。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甘祖昌跟着部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组织上把甘祖昌调到了新疆，担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

1955年全军授衔，甘祖昌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获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授衔那天，别人高高兴兴地庆祝，甘祖昌回到家却对妻子说了一句话："比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老战友，我的贡献太少了，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

这句话不是客套，是甘祖昌的心里话。这个从农村出来的老红军，骨子里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大官"。在新疆工作期间，一次外出检查工作的时候出了事故，敌特分子破坏了木桥，甘祖昌坐的吉普车从桥上翻了下去，头部严重受伤，留下了脑震荡后遗症。从那以后，甘祖昌经常头晕目眩，同时还患上了严重的肺气肿和气管炎。

身体垮了，甘祖昌心里开始琢磨一件事——回老家。在给组织写的申请书里，甘祖昌这样写道："我自五一年跌伤后患脑震荡后遗症，时常晕眩，不适合做领导工作。但我的手脚还健，可以劳动。请组织批准我回江西省莲花县当农民。"

组织上不舍得放人，安排过上海疗养、青岛休养，全被甘祖昌一一拒绝了。报告写了三次，甘祖昌的态度一次比一次坚决。

1957年8月，组织终于批准了甘祖昌的请求。52岁的少将带着一大家子，从遥远的新疆启程，踏上了回乡的路。随行的除了家人，还有从新疆带去的六头猪、十五只鸡和十五对兔子。当年离家时，甘祖昌还是个年轻小伙子；如今归来，两鬓已经花白。

在当地民间，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故事：甘祖昌回乡那天，乡亲们听说来了个大将军，纷纷跑到村口去看。大伙儿满心期待着看到一个威风凛凛的军官，结果等来的是一个穿着旧军装、挑着扁担的黑瘦老头。有人小声嘀咕："这真是将军？看着跟咱们庄稼汉也没啥两样啊！"

没有人能理解，一个少将为什么要回来当农民。可甘祖昌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回家第二天，就领着孩子们下地干活去了。

一个大学女教师为何嫁给满身伤病的老红军

甘祖昌回乡种地的故事够传奇了，可更让人好奇的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愿意跟着一个满身伤病的老红军，从城市跑到穷山沟里过苦日子？

龚全珍，1923年出生在山东烟台。如果没有那场战争，龚全珍大概会在山东过上安稳的生活。可1937年，日军占领了烟台，14岁的龚全珍被迫开始了流亡生涯。从山东到安徽，从河南到陕西，一边逃难一边读书，颠沛流离了好几年。这段经历在龚全珍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国家不强，百姓就没有好日子过。

1945年，抗战胜利那年，龚全珍考入了西北大学教育系。四年后新中国成立，大学刚毕业的龚全珍参了军、入了党，响应号召去了新疆，在新疆军区八一子弟学校当老师。一个山东姑娘，跑到大西北去教书，这份勇气在当年不是谁都有的。

1952年的一天，龚全珍正在给学生上课，校长李平匆匆跑来打断了课堂，说军区后勤部甘部长要来学校调研，让龚全珍去汇报工作。龚全珍当时并不知道，这次汇报工作的背后，其实是一场精心安排的"相亲"。

原来，甘祖昌的原配妻子因为多年音讯全无，以为甘祖昌早已牺牲，便改嫁了。担任后勤部部长的甘祖昌一直是单身，军区代司令员王震知道后，一直张罗着给甘祖昌找对象，这才托校长李平帮忙牵线。

李平找到龚全珍，没有遮遮掩掩，直接说："有一个老同志，二万五千里长征过来的，思想品德很好，就是身体不太好，需要人照顾。你愿不愿意？"龚全珍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李平接着讲了甘祖昌的经历——长征、抗战、解放战争，身上大大小小十几处伤，脑震荡后遗症、肺气肿、气管炎……龚全珍听得心里一震，没想到那个看起来像铁塔一样的硬汉，身上竟然带着这么多伤痛，而这些伤痛全是为了革命留下的。

两个人第一次正式谈话的时候，甘祖昌把自己的"家底"全抖搂出来了：气管炎、肺气肿、脑震荡后遗症，还有前面婚姻留下的儿子和孙子。甘祖昌比龚全珍大18岁，身体又不好，按照世俗的眼光来看，这桩婚事怎么看都不般配。可龚全珍偏偏说了一句："如果是这样，我愿意照顾一辈子。"

1953年，两个人结了婚。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小会议室里摆了两桌饭菜，同事朋友来了，吃顿饭就算成了。没有花前月下，没有甜言蜜语，只有两颗赤诚的心和一份相守终身的承诺。

结婚四年后，甘祖昌要回老家种地。对甘祖昌来说，这是回归故土；对龚全珍来说，这是走向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甘祖昌告诉龚全珍"老家什么都有"，龚全珍信了。

等到了江西莲花县沿背村，龚全珍才发现，这里跟甘祖昌说的完全不一样。山高路远，穷得连像样的路都没有。当地人说的方言，龚全珍一个字都听不懂。吃的东西也不习惯，米饭是糙米，菜里几乎见不到油水。

龚全珍在日记里写过这样一句话："人生，各自选择自己的路。我选了物质生活简陋，而精神生活富裕的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背后是多少次委屈和不适应。村里的乡亲们对这个"将军夫人"充满好奇，龚全珍出门总是躲着人，觉得沾了甘祖昌的光不好意思。

龚全珍后来回忆说，跟甘祖昌结婚有一个前提条件——不能随便调动自己的工作。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龚全珍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不愿意做谁的附属品。

安顿好家里之后，龚全珍一个人徒步走了25公里，找到县文教局，毛遂自荐要当老师。文教局把龚全珍分配到了九都中学任教，后来又调到南陂小学当校长。不管在哪里，龚全珍都是吃住在学校，只有周末才回家一天。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十三年。

龚全珍教书的同时，还把自己大部分工资交给甘祖昌。每月80元的工资，留下20元给自己和四个女儿花，剩下的60元全给了丈夫搞建设。回到莲花的头几年，龚全珍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学校里哪个学生家里困难交不起学费，龚全珍就自己掏腰包垫上；哪个学生生了病没钱看，龚全珍就带着去看病。

29年捐出七成工资，临终遗言只有一句话

甘祖昌回到沿背村以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搞水利。莲花县的沿背大队是个山穷土瘦的地方，三分之一的土地是冷浆田，粮食产量很低。老百姓种地靠天吃饭，遇上旱年颗粒无收。甘祖昌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当务之急是修水库、建水渠。可那时候资金匮乏，甘祖昌二话不说，把自己的工资拿了出来。

经过五个多月的苦干，一座蓄水550万立方米的浆山水库建成了，43华里长的水渠也同时完工。从那以后，几千亩农田变成了水浇地，水稻产量翻了一番。尝到甜头的甘祖昌一发不可收拾，接下来的20多年里，领着乡亲们修了3座水库、25公里长的渠道、4座水电站、3条公路、12座桥梁。这些基础设施，彻底改变了沿背村贫困落后的面貌。

其中有一个故事特别能说明甘祖昌的为人。沿背河上要架一座公路桥，国家拨了3万元经费。甘祖昌精打细算，带着乡亲们自己干，最后只花了1.2万元就把桥按标准建好了。省下来的钱怎么办？甘祖昌没有装进自己的口袋，而是拿去支援其他地方，一口气又建了11座小型水泥桥。一座桥的钱变成了十二座桥，这件事在当地传为美谈。

甘祖昌的生活节俭到了什么程度呢？每件衣服至少穿十年，破了补、补了穿，实在补不了了就拿去做鞋底。出门的标配是挎包、水壶、旱烟杆、白罗布手巾搭在肩上，打着赤脚走路。

乡亲们编了顺口溜形容甘祖昌："一身补丁打赤脚，一根烟斗没有嘴，白罗布手巾肩上搭，走路笔挺快如风。"谁能想到，这个跟老农民一模一样的人，是个正儿八经的开国少将？

当地政府几次提出要在县城给甘祖昌盖房子，都被甘祖昌谢绝了。自己花钱在村里盖了几间简朴的农舍，连窗户上的玻璃都不安。有一次省里来人看望甘祖昌，发现窗户没玻璃，就送了几箱来。甘祖昌还是不装，理由特别朴实："农村乡亲们的房子大多数没安上玻璃，如果我安上了，那就是搞特殊。"一直等到村里家家户户都安上了玻璃，甘祖昌才让自家也装上。

从1957年回乡到1984年，27年间甘祖昌用在扶贫济困和生产建设上的钱有79032元，占到了全部工资总额的八成。七个孩子没有一个沾过"将军后代"的光，谁也没搞过特殊待遇。龚全珍曾动员二女儿甘仁荣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了一个贫困的退伍兵。

1986年3月，甘祖昌病重。弥留之际，老人拉着老伴龚全珍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出了最后的话："领了工资……先交党费……其余的买化肥农药……送给贫困户……"这就是一个开国少将留给世界的最后嘱托，没有提到自己的儿女，没有提到任何私事，满心满眼都是乡亲们的庄稼。

甘祖昌走了，龚全珍把丈夫的嘱托刻在了心里。此后几十年，这位"老阿姨"靠着微薄的退休工资，捐资建了8个教室，资助贫困学生上百人，捐赠图书近万册。离休以后，龚全珍住进了莲花县琴亭镇的幸福院，既不给组织添负担，也不给子女添麻烦。90多岁的高龄，龚全珍还在到处做报告、讲革命传统，讲了一千多场，从不收一分钱报酬，从不要单位派车接送。

2013年，龚全珍发起成立了爱心救助基金会，每年拿出七八千元用于捐赠。基金会成立以来，累计募集资金90多万元，帮助了上千名困难群众。三女儿甘公荣成了母亲的得力助手，也成为了志愿服务队的骨干。更让人感动的是，甘祖昌的90后曾孙女甘迪，放弃了城市里月薪八千的工作，回到沿背村，在甘祖昌干部学院当了一名红色讲解员，月薪只有两三千。

龚全珍的日记本上有一句话，也许是对这一家人最好的注解："人生，各自选择自己的路。我选了物质生活简陋，而精神生活充实的路。"

2023年9月2日，龚全珍在江西去世，享年100岁。从1953年嫁给甘祖昌到2023年离世，整整七十年。前三十三年，龚全珍陪着甘祖昌修桥铺路、建设家乡；后三十七年，龚全珍一个人守着甘祖昌的遗愿，走完了余生。遇到大事小情，龚全珍都会站在甘祖昌的遗像前问一句："祖昌啊，我这样做对吗？"这句话，龚全珍问了三十七年。

这对夫妻，一个是从将军变成农民的开国少将，一个是从城市走进山村的知识女性。在那个年代选择了最艰苦的路，也选择了最充实的活法。甘祖昌和龚全珍的故事不需要修饰，也不需要拔高，朴素的事实本身就足够打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