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写入《宋史》的灵异事件，全国百姓人心惶惶，节度使：西京闹鬼

天禧二年，也就是公元1018年夏天，一桩从五月延续到六月的怪事，在两座相距约500里（按北宋里制）的城市之间来回“游走”，先后惊动了洛阳和汴梁两地数十万居民，也把年近50岁的宋真宗推上了舆论与政务的双重火线。

记载这一事件的《宋史》只写了14个字：“丙戌，西京讹言妖如帽，夜蛰，民甚恐。”时间是天禧二年五月丙戌日，地点锁定在作为西京的洛阳，关键字只有“妖如帽”“夜蛰”“民甚恐”三组，却足以让后人意识到，当时的恐慌绝不只是几户人家之间的小道消息。

把镜头拉近一点，另一部成书于南宋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补上了不少细节，同样定位在天禧二年五月：“有物如帽盖，夜飞入人家，有变为大狼壮，微能伤人。”这里出现了至少两种形态——“帽盖”与“狼”，再加上“微能伤人”的限定程度，说明在洛阳城内，真有若干起被视作“受伤”的具体个案在流传。

这座西京在北宋一度是四京之一，自五代十国以来便是要冲，人口至少在几十万级别，城内坊市密集。夜里一旦有类似“飞入人家”的谣言散开，带来的不是一两户关门闭户，而是成片街区提前上锁，各家按照“每夕皆重闭深处”的方式自保，这种对治安秩序的冲击，比史书寥寥几句呈现的要严重得多。

向朝廷呈报情况的是河南三城节度使张旻，此人掌管的辖区横跨数州，军政一肩挑，按制度每年需要向中央递交多次奏报，而这一次他选择在五月主动上书，说明谣言扩散速度和范围，都已超过一般“讹言”的常规水平。

与张旻的紧张相对的，是同样在西京任职的王嗣宗的淡定，这位曾经中第进士、做过多州长官的人，在接到属吏关于“帽妖”的口头汇报后，并没有在第一时间上奏，这一“拖延”后来被朝廷定性为“明知而不以闻”，成为他被逮捕归案的主要罪名之一。

王嗣宗的不信邪，并非始于天禧二年五月。早在他赴任邠州之时，当地已经供奉所谓“狐王庙”多年，前任官员上任前都要去祭祀一次，连同县中巫祝一道发动百姓捐钱，香火收入每年能以“数十缗”计。王嗣宗上任后，在一年内拆庙、封洞，亲自下令以烟火熏烧庙后的狐狸窝，抓出十几只野狐当众宰杀。

原本寄希望于“狐仙报应”的乡民，在接下来至少三五年里日夜观察这位新官是否遭殃，却发现他依旧身体康健、仕途未折，于是关于“狐王显灵”的旧故事快速冷却，原本每月初一十五必去上香的人数，短时间内锐减到原先的三分之一以下。

也正因为有这段邠州前史，天禧二年洛阳出现“帽妖”传闻时，王嗣宗按照以往经验判断，这更像是一场新版本的“狐王庙故事”，只不过这一次主角从“狐王”换成了“帽妖”，载体从固定庙宇变成了无形的谣言，他便选择在数十日内不向上面多报。

然而在50岁的宋真宗那里，情况完全不同。天禧年间他频繁举行郊祀、封禅等活动，天书故事至少被操作了3次以上，对“天象”与“祥瑞”格外敏感，因此当五月朝报里出现“妖如帽”四字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又一场民间误传”，而是“天谴”与“征兆”，随后在东京汴梁举行了一场规模不小的开坛祭天，以祈求“保一方平安”。

祭天之后，朝廷派出的调查使团奔赴西京，人数虽未在史书明记，但至少包括使臣吕言及随行军士、记录官等十余人。等他们抵达洛阳时，市面已经相对平静——所谓“帽妖”一夜之间销声匿迹，没有新的伤人报告，连“草帽状”飞行物的目击者也少了很多。

失去了“现行犯”，调查组只好从人事问责入手，王嗣宗首当其冲。吕言在奏章里用了一个颇具危言色彩的设问——“若非张旻先闻以闻，或至官家不知何日为其所叼。”这句借假设推至“皇帝有被叼走风险”的话，在当时足以让“失报”从一般过失上升为可能危及社稷的大罪。

王嗣宗最终被拘系，短期内失去自由，对应的罪名是“玩寇”一类的轻重之间的行政、刑事复合处分。与此同时，洛阳城里紧闭门窗的风气渐渐缓和，人们发现连续十几个夜晚没有再听到“帽妖吃人”“变狼咬人”的新故事，城中坊市恢复到与天禧元年差不多的夜间灯火水平。

但事件并未就此画上句号。短短一个月后，《续资治通鉴长编》在天禧二年六月乙巳又记下一条：“京师讹言帽妖至自西京，入民家食人，相传恐骇。”这一次，地点从西京西移约400余里，变成皇帝所在的东京汴梁，伤害程度从“微能伤人”升级到“食人”，恐慌范围陡然扩大。

汴梁在北宋中期人口已经突破百万，在这样一座城市里，当“帽妖自西京而来”的说法传开，很快就从几个街坊扩展到数十个里坊，夜间“聚族环坐，达旦叫噪”的景象，意味着每个家庭至少要多出4到6个守夜者，而禁军军营中“尤甚”的传播速度，则直接影响到都城防务。

到这一步，事件的性质从“可能的灵异传闻”，转变成实打实的治安与军心危机。朝廷若依旧停留在祭天、祈福层面，对于守在边防线上的近20万军队而言，无疑会产生“天子畏妖”的负面示范效应，因此这一次，宋真宗抛开祭坛，改用更世俗、更刚性的办法——悬赏。

悬赏的具体银数史书未写清，但从“重金酬报”的字样和北宋当时对告发盗匪一次赏银三十贯左右的惯例推算，针对“帽妖谣言”线索的奖励，很可能在这个基数之上有所提高，足以让普通市民在几天之内主动跑到官府报案，提供自己掌握的“异常人物”名单。

在这些报案人当中，有人点出了“和尚天赏、道士耿概、张刚”等名字，至少三人被锁定为重点嫌疑对象。《宋史》用一句“尝为邪法人”概括他们的履历，说明在天禧二年之前，这几人就已经因“邪法”或“惑众”被地方官留意过一次以上。

被押解到衙门的嫌疑人，很快在高压审讯下“供出实情”，只是具体口供内容和作案手段，今存史料没有留下哪怕一句直接引文，连“几人合谋”“传播时间是否跨月”等细节都成了空白，只剩下“帽妖为人造谣”的定性，以及“首恶三人斩首，余党流徙”的量刑结果。

按照北宋刑律，公开斩首往往要在城门外或市中执行，以示警戒，被判流放者则至少面临几千里外的迁徙，终身不得返乡。随着这场行刑在汴梁城外实施，关于“帽妖”的故事，在京师一带的传播速度突然减弱，多数茶楼酒肆在两三个月后不再拿它当头条话题。

尽管如此，民间关于“亲眼见过帽妖”的说法仍然存在，有人坚持自己在六月某个夜晚看见“一物如盖，径不盈三尺，自屋脊飞下”，也有人声称在一次约十余人的守夜中听到“似兽非兽”的嚎叫，把它与“帽妖”联系到一起，这些细碎的叙述在口耳相传中不断被放大。

为了阻止类似传闻在其他路分蔓延，应天府等地的地方官陆续下达禁令，明文规定“毋得妄言帽妖”，违反者会被以“造言”或“传播妖言”论罪，轻者杖责，重者下狱。甚至有地方衙门提醒百姓“夜勿闭户过严”，以示对“无妖可惧”的官方态度，与洛阳当初“夜皆重闭”的自保习惯形成鲜明对照。

从天禧二年以后至少八九十年的时间里，史书再未出现与“帽妖”规模相当的类似记载，说明在官方视角中，这次风波算是以“妖言惑众案”的形式告一段落。不过被处决的那三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负有责任，还是在政治与舆论压力下被当作“替罪羊”，后来者已难以通过现存的几页纸得出百分之百确定的判断。

进入20世纪后，一些研究宋代城市史和民间信仰的学者开始用新的概念解读此事，有人调出“飞碟”“外星生物”等现代词汇，把“如帽盖”“夜飞入人家”的描写与UFO形象进行类比；也有人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统计类似集体恐慌案例在不同时代出现的频率，用“群体暗示”“风险放大”去解释那一个夏天洛阳与汴梁的连锁反应。

在缺乏更多一手材料的前提下，“天灾”说、“人祸”说、“外星”说乃至“政治操作”说，都只能停留在假设层面。天禧二年的“帽妖”，究竟是某种真实的未明现象，被当时人以妖怪之名加以叙述，还是从头到尾就是几名“邪法人”顺势操弄的一场集体恐慌，恐怕只能留给后人继续比较不同证据、提出各自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