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精神病”查清了，“没病也能办住院”却成了罗生门

襄阳“精神病”事件终于迎来了官方的调查通报。正如你所说，调查像一场全面的“体检”，结果已经明晰：伪造病历、虚开诊疗项目骗保、虐待患者、殴打病人，甚至还有患者因长期住院心理压力过大而自杀。

这些被查实的问题，如同一份沉甸甸的诊断书，摆在了公众面前。公众欢迎的是不护短、不隐恶，而最忌讳的正是遮遮掩掩、讳疾忌医——毕竟，有病就必须治，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根据湖北省联合调查组发布的通报，这场“体检”的力度是空前的。官方调动了287名临床专家、654名医保监管骨干、991名民警以及795名纪检监察干部，对襄阳、宜昌两地的51家精神卫生机构进行了彻查。

最终确认了多重“病灶”：襄阳襄雅精神病医院等10家机构涉嫌违规诊疗骗取医保基金，涉及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高达348.59万元；襄阳宏安精神病医院等3家机构存在少数工作人员殴打精神障碍患者的问题；而备受关注的患者秦某自杀事件，经公安复核，确认系因长期住院心理压力过大所致，排除了他杀。

针对这些查实的问题，官方开出了“药方”：14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立案，9名公职人员因涉嫌受贿、滥用职权被立案调查并采取监察强制措施。从媒体监督引发公众热议，到地方成立调查组，再到省级联合调查组提级调查，乃至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紧急部署全国自查——这一系列动作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应对闭环，也再次表明今日中国的自净机制是有力有效的。

然而，再完备的制度，如果缺乏刚性执行，都容易沦为稻草人。这次的一记重锤，无疑是要砸出真正的敬畏之心。正如人民日报锐评所言：唯以严惩方能震慑，唯有敬畏方能知止。

然而，这份详尽的通报虽然证实了大部分媒体报道，但在最核心的“收治非精神障碍患者”这一指控上，却与原报道存在出入，这也成为了此次事件中最值得深思的地方。

此前新京报的卧底报道中，最令人震惊的画面莫过于“没病也能办住院”，甚至有护工、保安伪装成病人住院，医院将正常人强行制造成“摇钱树”。报道中提到，医生曾对暗访记者承诺，可以帮忙虚构出精神疾病。这种将正常人“精神病化”的操作，无疑是突破道德底线的最恶劣行径。

但湖北省调查组的结论却有所不同。通报明确指出，专家组依据ICD-10诊断标准，对两地51家机构共计9179名（在院8620人+近期出院559人）患者进行了逐一核查，最终的结论是：“没有发现收治非精神障碍患者入院情况”。

通报承认存在大问题，但将“正常人被收治”修正为：存在“临床治愈后继续住院”和“空挂床位”的问题。例如，通报中点名了襄阳宏安精神病医院的患者王某波，他因嗜酒入院治疗，症状缓解后竟被聘为该院护工，一边领着薪酬，一边占着床位骗取医保基金5341.55元。这属于典型的“假病人、真骗钱”，但官方认定其入院时确实符合“使用酒精引起的精神和行为障碍”的诊断标准，而非从一开始就是“正常人”。

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争议：究竟是记者看到的“护工、保安直接办住院”是虚假的，还是调查组在甄别时遇到了困难？

精神障碍的诊断本就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尤其是涉及酒精依赖、或是有过短暂情绪冲动的人员，是否符合“住院治疗指征”，往往存在解释空间。调查组依据的是静态的医学诊断标准，而记者看到的是动态的、赤裸裸的利益交换过程。

虽然官方结论否认了“蓄意制造精神病人”，但“临床治愈后不放人”以及“让病人当护工”的操作，本质上依然是为了利益圈禁个体，其恶劣程度同样不容小觑。

襄阳的“精神病”查清了，但问题是否就此根除？刑拘14人、处理9名公务人员，确实展现了雷霆手段。但正如公众所追问的，这张由“免费住院、免费接送”编织的商业网络，这张由招揽患者、伪造病历、虚报诊疗构成的利益链条，是如何在监管部门的眼皮底下运行三年五年甚至更久的？为何“一个襄阳市，居然有二十多家精神病医院，跟牛肉面馆一样多”却没人管？

这起事件虽是个别地方的违规操作，但暴露出的深层次问题令人深思——当地违规现象存在这么久，而日常监管、飞行检查、防骗保制度等却未能发挥有效监督作用，这是值得深入研究和解决的。这不仅是几个院长的疯狂，更暴露了医保审核机制的巨大漏洞、卫健部门日常监管的长期“失明”，以及对于封闭式医疗场所内患者人身权利的忽视。

通报提到，已对包括襄阳市市长在内的多名领导干部启动了问责调查。这说明，治病的“药”正在从治标向治本延伸。朗朗乾坤，法律面前，敬畏心不是口号喊出来的，而是重锤一锤一锤砸出来的。倘若每个守门人都为了私利大开方便之门、视制度为无物，其终极结果就是让每个人的利益都受损。唯有对骗保者、虐待者施以法律的严惩，对失职的监管者予以严肃追责，才能真正砸碎那些靠病人发财的“黑箱”，让精神病院回归救死扶伤、庇护弱者的本位。

诚如所言，治病不能只听宣传，更要看疗效。春节前给出这份交代，是亡羊补牢。但公众更期待的是，在专项整治之后，留下的不仅是一份份处理决定，更是一套能穿透高墙、让阳光照进每一个病房的长效监管机制。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这是更深层的治理逻辑。唯有如此，襄阳的这场“病”才算是真正药到病除，不再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