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亡国之思

大明亡国，四百年来，多少人回头去看。

1944年《甲申三百年祭》一出，柳亚子、翦伯赞、鲁西良接连发声，那一年，对明亡的思考成了一股热潮。而热潮退去，思考并没有停，一直延续到今天。

明因何而亡，能说的太多了。

崇祯是历史上发罪己诏最多的皇帝。翻开那些诏书，他对官僚队伍的塌方式腐败，看得清清楚楚。

他说：国家设官，为的是安民。可今天的官员，做官就是为了捞钱。朝廷免了税，他们照收不误；朝廷要修工程，他们立刻扑上去分肥。勋贵们贪得无厌，在京城横行无忌，无赖奸民成了他们的爪牙，小吏衙役是贪婪的蛀虫，处处生事。这样的世道，百姓怎么活得下去？

你看，他什么都明白。

可明白归明白，事到临头，还是办不成。

崇祯元年，新君即位，大臣们纷纷上书。给事中黄承吴说：东南老闹水灾，是因为水利常年失修，请皇上拨钱修一修。

崇祯把这事拿到内阁议。大学士周道登、钱龙锡说：修水利当然是好事，可要花很多钱粮。

崇祯沉默了一会儿，问了一句：“要修水利，可扰民否？”

大学士们一听，立刻接话：那当然扰民，太扰民了。

于是，东南水利，以“扰民”为由，搁置了。

十六年后，崇祯下旨免除河南五府田租三年。河南旱了多年，百姓易子而食，这道免租诏，若在太平年景，是天大的恩典。

可那五府，早已不在明朝手里了。免的是他收不到的税，实惠一点落不到饥民口中。而那些还在明朝控制下的土地，农民终年劳作，不吃不喝也交不起租，只能逃荒，只能饿死。

万历末年，山东举人陈其猷进京会试，一路所见，触目惊心。他在《饥民图》序里写：

臣自正月离家北上，出境二十里，见道旁刮人肉者如屠猪狗，不少避人，人视之亦不为怪。于是毛骨懔懔。又行半日，见老妪持一死儿，且烹且哭。因问曰：“既欲食之，何必哭？”妪曰：“此吾儿，弃之且为人食，故宁自充腹耳。”臣因此数日饮食不能甘，此时苟有济于死亡，直不顾顶踵矣。乃入京之初，恶状犹横胸臆间。越二三日，朋俦相聚，杯酌相呼，前事若忆若忘。既而声歌诱耳，繁华夺目，昨日之痛心酸鼻者，竟漠然不相关矣。

然而更让他心惊的是——进京两三天后，朋友们聚在一起，杯酒相酬，歌声入耳，繁华夺目，前几天那些痛心酸鼻的场景，竟渐渐记不真切了。

这样的世道，民变是迟早的事。

李自成曾被打得只剩十八骑，张献忠也投降过。朝廷的军队，打流寇还是能打的。

改变发生在崇祯十三年。

那一年，大旱。

李自成从山里出来，进了河南。每下一城，开仓放粮。

有个被裹挟的明朝官员记下了当时的场景：粮仓里的粮食，因存放太久，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麻袋里的米也已发红。李自成打开仓门，赈济饥民。远近的饥民扛着锄头涌来，像流水一样，日夜不绝。一呼百应，百万之众，燎原之势，再也扑不灭了。

《豫变纪略》里这几个字，读来冰凉。

大明走到这一步，谁也拦不住了。

许多人说，明朝的藩王坐拥财富，却坐视国亡。

翻翻史料，并不尽然。

崇祯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鲁王捐禄佐军。 崇祯三年四月初五，惠王捐賚入援将士，帝以其谊切同休，嘉奖之。 崇祯三年四月初十，沈王捐禄犒师，优旨命银到覆收 崇祯三年四月二十六，惠王捐赀犒师，复率诸宗及府属员役并行输助，优旨命银到覆收。 崇祯三年四月二十八，肃王报助兵饷，优旨照数覆收。 崇祯三年五月十九，唐世孙聿键捐银助饷，帝以其体承先志，输助军兴，纯孝急公，深可嘉尚，命银到覆收。 崇祯三年六月十二，瑞王进节搜银助饷，优旨覆收 崇祯三年七月十五，荣王输资助军，优旨覆收 崇祯三年十二月十一，瑞王捐资助饷，优旨覆收。

那一年，藩王们捐了很多钱。

他们不是没努力过。

那为什么还是亡了？

朱元璋定的田赋不高，百分之五到十五，放在哪个时代都算轻徭薄赋。

可收税是要成本的。朝廷定的税额低，又要足额上缴，便不承担征收成本，让地方自行解决。于是各种加征、摊派、杂费，层层加码，胥吏也要吃饭，他们没有编制，就靠这个活。

制度上一个不起眼的缝隙，能被挖成溃堤。

结果，农民根本承担不起。

李定国在云南收七成税，百姓反而能活。大明收一成税，百姓却要逃亡。

这其中的道理，比税赋本身复杂得多。

明亡，不是一个人的错。

皇帝、藩王、太监、文官、武将、胥吏，都是这个王朝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看着这锅水渐渐煮沸，不是没伸手，只是扬汤止沸无济于事，釜底抽薪又办不到。每个人都翻滚其中，谁也无法抽身。

1644年正月初一。

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大典之日，风沙弥漫，黄雾四塞。李自成面露不悦，学士姜学一进言：大雾正好，正预示着大王要掩盖明朝呢。

李自成听罢，大感宽慰，张灯结彩，大宴将士。

同一天，北京也起了沙暴。

正在接受群臣朝贺的崇祯，望着昏黄的天空，心神不宁。群臣交头接耳，朝会草草收场。

崇祯召来道士，设坛作法。

同一场风沙，一端是序幕，一端是尾声。

人与人的心境，隔着整座王朝的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