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诗人集体学杜甫，而不学李白？

读文学史发现，古代诗人（今人也是）作诗都倾向于学杜甫，而且成功者还挺多。难道学李白的都仆街了吗？

这个答案得拆两层说。第一层是中国诗歌这条河自己拐了弯，第二层是两个人的手艺压根不是一个教法。

先说河的拐弯。

明朝有个学者叫胡应麟，讲过一句很厉害的话：“子建以至太白，诗家能事都尽。”意思是从曹植到李白，传统文人诗那套抒情言志的本事，已经让李白一个人干到顶了，后面的人再怎么写，都是给他当注脚。

李白是什么人？他是前半部中国诗歌史的“终结者”。《诗经》的比兴、《楚辞》的瑰奇、汉魏乐府的古朴、六朝诗的清丽，李白一个人全吃透了，然后用天纵之才把它们熔成一炉。到他这儿，古诗这条大河奔流了几千年，终于到了入海口。

问题是，入海之后怎么办？你总不能逼着后人继续往海里流吧。

这就是杜甫登场的意义。李白是旧时代的终结者，杜甫是新时代的开路人。盛唐以后，诗歌的主流不再是古体，而是近体——也就是格律诗。五律、七律、五绝、七绝，这些体式在初唐沈佺期、宋之问手里初步定型，到杜甫这里被玩到了极致。律诗讲究平仄、对仗、押韵，有固定的句数、固定的字数，规矩一大堆。你写古体可以撒开了跑，李白“噫吁嚱”三个字就是一行诗；写近体不行，八个格子摆在那儿，你得往里填东西，填得工整、填得巧妙、填出滋味来。

杜甫就是那个告诉你“格子怎么填”的人。

他讲炼字，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口号；讲炼句，有“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这种倒装出新的手艺；讲谋篇，有《秋兴八首》那种环环相扣的大组诗。后世的诗人翻开杜集，看到的是清清楚楚的技术动作：这个字为什么响，那个对仗为什么稳，这一联怎么承上，那一联怎么启下。每一招都能拆解，每一式都能临摹。就像练书法有《九成宫》，学画画有《芥子园》，杜甫就是中国诗坛的通用教材。

李白呢？你去看他的诗，好是真的好，但你不知道他怎么弄出来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口气你怎么学？学他写“君不见”三个字，后面跟得上吗？他那种天才式的爆发力，那种“开口揽尽千古”的气魄，不是靠苦吟能练出来的。他自己都说“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人家靠的是兴，是酣，是落笔那一瞬间的灵魂出窍。你把李白的诗拿去拆平仄、拆对仗，拆完了也学不会，因为他的好根本不在这层。

这就引出了第二层：杜甫的手艺是显学，李白的天赋是隐学。

打个比方。你想学做菜，面前有两个老师。一个叫杜甫，每天给你讲刀工、火候、调味，切葱丝必须三寸长，油温七成热下锅，盐放几克都有讲究。你跟着练，三年能出师。另一个叫李白，他从来不教这些，他自己也没正经学过，他就是进厨房随手一炒，出锅就是满汉全席。你问他怎么做的，他笑一笑，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你怎么办？

后世诗人不是傻子。他们掂量过自己，知道这辈子等不来李白那种“兴酣”，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那股拧巴劲。杜诗看着难，其实有路径：你先从格律入手，把平仄搞通；再学炼字，把一个字一个词磨亮；再学谋篇，把起承转合搭稳。每一步都有迹可循，每一层都有前辈指点。江西诗派的黄庭坚怎么学杜？他说“老杜作诗，无一字无来处”，然后自己搞“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把前人的句子拆了重组。这套路对不对另说，至少他敢动手，因为他觉得自己摸到门道了。

李白那座门，没人摸得着。

当然，这不是说杜甫只靠技术吃饭。杜诗当然有深情、有襟抱、有“致君尧舜上”的士大夫担当，但这些东西也得靠技术承载。关键是，他的技术是可复制的，而李白的境界是孤本。学杜者未必能成大家，但写出来的诗至少是“诗”；学李者十个有九个是东施效颦，剩下一个叫黄景仁。《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歌醉中作歌》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红霞一片海上来，照我楼上华筵开。倾觞绿酒忽复尽，楼中谪仙安在哉！ 谪仙之楼楼百尺， 笥河先生文章伯。风流仿佛楼中人，千一百年来此客。 是日江上彤云开，天门淡扫双娥眉。江从慈姥矶边转，潮到燃犀亭下回。 青山对面客起舞，彼此青莲一抔土。若论七尺归蓬蒿，此楼作客山是主。 若论醉月来江滨，此楼作主山作宾。长星动摇若无色，未必常作人间魂。 身后苍凉尽如此，俯仰悲歌一徒尔。杯底空余今古愁，眼前忽尽东南美。 高会题诗最上头，姓名未死重山丘。请将诗卷掷江水，定不与 江东向流！

“天下几人学太白，黄子仲则今仙才”，这是时人对其的评价。但千年以来，有这评价的也不过几人耳。

所以问题的答案其实挺残酷的。诗人集体学杜甫，不是因为杜甫比李白伟大，而是因为杜甫更“有用”。科举考诗，写的是近体；文人酬唱，唱的是近体；结社雅集，比的也是近体。你要在这个体系里生存，必须把格律吃透，把对仗练熟，把章法整明白。杜甫就是这门手艺的集大成者。

此外，在唐宋以后的文人看来，李白可能也有点“不正经”。王安石说李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这话刻薄，但道出了宋代以后文人对李白的某种微妙心态：你是天才，可你的生活太不“端正”了。纵酒、狎妓、求仙、任侠，这些行为放在儒家士大夫的框架里，怎么看怎么扎眼。苏辙也说李白“华而不实，不知义理之所在”。唐代还能容李白这样的“谪仙人”，到了宋代，科举取士成为主流，文人首先要当官，其次才是写诗。杜甫“致君尧舜上”的理想，杜甫“穷年忧黎元”的情怀，杜甫哪怕穷到“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还在操心天下——这才符合一个标准士大夫的人设。但李白呢？

我今携谢妓，长啸绝人群。 携妓东土山，怅然悲谢安。 美酒尊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

甚至他还有更直接在标题上就把这事写出来的《携妓登梁王栖霞山孟氏桃园中》等等。

至于醉酒、赌博、斗鸡走狗等等，在李白的诗中也非常常见。

就这样的人，就算你想学，你怎么学？你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领导怎么放心把政务交给你？

你再来一句“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那就更完了。唐宋以后及至晚清，没见过几个敢这么调侃孔子的。

这层意识形态的滤镜，几百年没摘下来过。

可话说回来，杜甫就真的好学吗？宋人学杜，大多只学了个皮毛。江西诗派把“无一字无来处”奉为圭臬，结果写出来的诗满篇典故，读着像猜谜。明人学杜，学的是“沉郁顿挫”四个字，结果沉郁变成了沉闷，顿挫变成了卡顿。清人学杜稍好一些，但能学到骨子里的，也就一个黄景仁——巧了，他是学李白的。

说到底，杜甫只是“看着好学”。他的法门公开、套路清晰，但要把那些招数练成自己的内功，需要同样深沉的悲悯、同样阔大的襟怀。你格局不到，再炼字也是砌墙，不是盖庙。而李白那边，压根就没有法门，你去学就是赌命——赌自己是不是那个千年一遇的谪仙人。

结果是，赌赢的只有黄景仁，赌输的尸骨无存。剩下的人全挤在杜甫这条路上，至少能混个温饱。

不是后人不想当天才，是天才这条路不招生。杜甫那儿有个培训班，包吃包住包就业，虽然成不了大拿，好歹能混进作协。李白那边只有一扇窄门，门上贴着一张条子，写着“随缘”二字。一千年过去，门开了三次？五次？没人记得清。

只记得那个推开过门的黄景仁，三十五岁死在山西运城衙门的债务纠纷里，死的时候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

这事说来也巧——杜甫活了五十九，李白活了六十一，李白的铁粉黄景仁，只活了三十五。学杜的未必长寿，学李的倒是真的短命。

不知道这算不算另一个劝退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