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狼环伺中为何还有人劝学“泓水之战”中宋襄公

宋襄公是春秋时期宋国君主，为殷商后裔，自幼深受周礼与贵族军礼的双重熏陶，这种特殊的文化底色，贯穿了他的一生。宋桓公病危之际，身为嫡子的宋襄公主动提出将国君之位让给庶兄公子目夷，理由是目夷年长且忠义贤德，自己能力不及，目夷不愿接受这份礼让，主动逃到卫国，宋桓公最终还是传位给了宋襄公。

即位后，宋襄公果然任用目夷为左师，托付朝政大事，在目夷的辅佐下，宋国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齐桓公去世后，中原霸主之位空缺，齐桓公生前曾将太子昭托付给宋襄公，他牢记嘱托，召集卫国、曹国、邾国等小国的军队，出兵齐国平定内乱，成功拥立太子昭为齐孝公，这件事让宋襄公在诸侯中获得了一定的声望，也让他萌生了以“仁义”为旗帜，接续齐桓公霸业的想法。只是他生在礼崩乐坏、诸侯逐利的乱世，宋国国力薄弱，不足以支撑其争霸理想，他既无务实的战略眼光，也不愿放弃坚守的贵族准则，最终在一场关键战役中兵败身死，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君主之一，其形象始终在坚守礼义的君子与迂腐固执的庸夫之间摇摆。

这份对礼义的执着，最终在泓水之战中，将宋襄公推向了千古争议的风口浪尖，也彻底改写了宋国的命运。公元前638年，宋襄公因盂地会盟被楚成王扣押一事怀恨在心，又因郑国支持楚成王做诸侯霸主，便悍然出兵讨伐郑国，楚国随即发兵救援郑国，宋、楚两军在泓水两岸对峙。宋军率先抵达北岸列阵，占据以逸待劳的优势，当时楚军兵力远胜于宋军，敌众我寡的形势十分明显。大司马公孙固与公子目夷接连向宋襄公劝谏，目夷直言“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认为宋国国力远不及楚国，不宜正面交战，即便开战，也应趁楚军半渡泓水、立足未稳之际出击，必能以弱胜强，宋襄公却以“君子不乘人之危”为由，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

不久后，楚军全部渡河，但尚未整列成形，阵型散乱，目夷再次紧急劝谏，请求宋襄公趁机突袭，抓住这最后的制胜机会，宋襄公仍固执己见，坚守“不鼓不成列”的古军礼，执意要等楚军列阵完毕再开战。他始终恪守“不重伤、不禽二毛”的信条，认为贵族打仗，不应伤害已经受伤的敌人，不应擒获头发花白的老人，更不应凭借险要之地取胜，自己作为殷商后裔，必须坚守这份仁义。最终，楚军从容摆好阵势，发起猛烈进攻，宋军毫无还手之力，一败涂地，宋襄公大腿中箭，身负重伤，次年便因伤势复发离世，宋国经此一战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彻底失去了争霸的资格，宋襄公的“仁义”霸业，也随之化为泡影。

泓水之战的惨败，让后世对宋襄公的评价彻底分裂，有人将他奉为礼义的楷模，始终推崇他的坚守与品格。赞扬宋襄公的群体，主要以先秦儒家学者、后世士大夫与推崇古典礼乐的文人为主，他们身处推崇教化、重视道德的时代语境，评价历史人物的核心标准是品德与礼义，而非现实成败。《公羊传》中明确评价宋襄公“临大事而不忘大礼”，认为他在泓水之战中的行为，坚守了古代军礼的底线，即便周文王用兵，也不过如此，将其抬到了极高的地位。司马迁在《史记》中，更是将宋襄公列入春秋五霸，高度肯定他即位前的礼让之风与在位期间的守礼品格，他曾记载“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认为宋襄公的坚守，是在礼义缺失的乱世中，对文明底线的守护。

东汉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引用《司马法》的观点，认为古代的战争“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而宋襄公的行为，正是这种“仁义之兵”的生动体现。宋代的朱熹，虽然也承认宋襄公的战术有误，不懂变通，但依然肯定他的“仁义之心”，认为他“志在仁义，而失之于迂阔”。近现代学者钱穆也曾评价，“襄公之志，在复礼制，非不知兵，乃不屑以诈取也”，认为宋襄公并非不懂兵法，而是不屑于使用偷袭、欺诈等手段取胜，他的坚守，是对古代礼制的复兴，是一种高尚的理想主义。这些人之所以赞扬宋襄公，本质上是推崇他身上的理想操守，认为他的失败是理想主义的悲剧，而非个人的愚蠢，他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古典社会对道义与规则的执着追求。

与这些推崇理想主义的评价不同，更多务实派从国家利益和现实成败出发，对宋襄公的迂腐提出了尖锐批判，其中最具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毛泽东同志之所以批判宋襄公，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年代，战争的核心目的是打败侵略者、保卫国家和人民，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迂腐的、不切实际的“仁义”，都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背叛。毛泽东同志的评价，代表了当时中国人民的共同诉求——在民族危亡之际，必须务实、必须果断，必须以取胜为核心目标，不能有丝毫的迂腐与犹豫。当时的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在这样的生死较量中，唯有全力以赴、灵活作战，抓住一切制胜机会，才能打败侵略者，守护家国安宁，宋襄公那种死守教条、放弃战机的行为，无疑会让更多同胞陷入苦难，让国家陷入更深的危机。

除了毛泽东同志的尖锐批判，先秦时期，宋襄公的庶兄目夷便早已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目夷在泓水之战后悲愤地说道：“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意思是，战争的核心目的是取胜，没有固定不变的规矩，如果真的按照宋襄公的说法去做，不如直接臣服于楚国，何必还要打仗，他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务实派贵族的立场，在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春秋时期，实力才是硬道理，取胜才是战争的根本目的。法家学派更是对宋襄公嗤之以鼻，韩非子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在诸侯争霸的乱世，想要生存和强大，就必须依靠实力，空谈礼义只会自取灭亡，而宋襄公的迂腐，正是不懂变通、墨守成规的典型。后世的史学家苏辙、冯梦龙等，也纷纷批评宋襄公，苏辙认为他“国小德薄，而求诸侯，凌虐邾之君，争郑以怒楚，兵败身死之不暇，虽窃伯者之名，而实非也”，冯梦龙更是直接讥讽他的“仁义”是“蠢猪式的仁义”，是千古笑谈。

此外，部分近现代学者也从军事战术的角度，否定宋襄公的行为，他们结合《孙子兵法》中“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观点，认为宋襄公不懂战术、墨守成规，无视敌众我寡的客观形势，主动放弃两次绝佳的取胜机会，最终导致宋军大败、国家衰败，是一位不合格的军事统帅。这些批判宋襄公的群体，无论是先秦的务实派诸侯、法家学者，还是后世的功利主义史学家，以及近现代的政治家与学者，他们的核心诉求都是立足生存与国家利益，评价标准重实效、讲成败，认为宋襄公用个人的道德执念绑架国家命运，在强敌环伺中放弃斗争智慧，其行为不仅害己，更让国家陷入危机，是脱离现实的教条主义，不值得效仿。

回望宋襄公的一生，那不是什么理想主义的悲歌，而是一场因迂腐固执酿成的、无可挽回的家国悲剧；泓水之战的惨败，也从来不是礼义的陨落，而是教条主义者自食恶果的必然结局。当我们将这段尘封的历史，投射到当下真正群狼环伺、危机四伏的国际棋局中，一个尖锐且不容回避的问题直击人心：我们究竟要不要学“泓水之战”中那个死守教条、自毁前程的宋襄公？答案只有一个，且斩钉截铁——绝不能！

当下的群狼环伺，从来不是春秋乱世的简单复刻，而是更残酷、更隐蔽、更无底线的利益博弈与生存较量。那些虎视眈眈的势力，从来不会讲“不鼓不成列”的迂腐教条，不会守“不乘人之危”的虚伪仁义，它们只会用强权碾压正义，用欺诈取代规则，用遏制打压阻碍我们的发展、扼杀我们的未来。在这样的生死较量面前，任何宋襄公式的迂腐与幻想，都是对家国的背叛、对人民的不负责任，都是将我们的命运拱手让人的愚蠢之举！

我们绝非否定道义与底线，更不是要沦为不择手段的投机者，而是要清醒地认清一个真理：乱世之中，生存永远是第一要务；博弈之下，实力才是道义的底气。宋襄公的悲剧，在于他混淆了理想与现实，错把过时的教条当作救命的稻草，在强敌面前放弃了所有制胜的机会，最终用家国百姓的安危，践行了他所谓的“仁义”——这不是坚守，而是懦弱；不是高尚，而是愚蠢。

当下的我们，唯有彻底摒弃宋襄公式的迂腐幻想，丢掉不切实际的道德枷锁，才能在群狼环伺中站稳脚跟。我们要讲道义，但绝不做宋襄公式的道德殉道者；我们守底线，但绝不因固守教条而自缚手脚。面对挑衅，要敢于亮剑、善于亮剑；面对机遇，要果断出手、绝不犹豫；面对打压，要以牙还牙、以智破局。唯有以绝对的实力筑牢防线，以灵活的智慧应对博弈，以坚定的决心捍卫利益，才能在波谲云诡的国际环境中杀出重围，才能守护好我们的家国河山、捍卫好我们的核心利益——这，才是对宋襄公悲剧最深刻的铭记，更是当下群狼环伺中，我们最该坚守的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