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多措并举破局增收难题，让亿万农民共享发展红利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增加农民收入”的空前重视，成为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进程中的亮眼导向。农民收入由生产性、经营性、劳务性、财产性、政策性收入五大部分构成，唯有针对各类型收入的痛点、难点出实招、出硬招，系统施策、协同发力，才能让农民收入实现突破性增长，让农村成为亿万农民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为扩内需、强内循环筑牢坚实基础。

一、激活沉睡资产，让财产性收入成为增收新引擎

农村并非“穷洼地”，而是藏着海量财富的“聚宝盆”，仅闲置宅基地就达1.7亿亩，各类沉默资源资产价值超800万亿。但受组织涣散、金融缺位、制度梗阻等因素影响，这些资产长期“沉睡”。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摒弃零散的“出租”模式，推行“合作”和“入股”模式是关键，需打出“组织筑基、金融破壁、交易搭桥、制度护航”的系统性组合拳。

创建“一社N部”村集体经济组织，让分散资源聚起来。分散的小农户缺乏议价权与运营能力，难以让资源资产实现增值，而以村集体经济股份社为核心，配套信用合作、土地合作、房宅合作等部门的“一社N部”模式，能将农民的土地、房屋、劳动力等资源整合，实现全要素合作化、股权化、标准化。袁家村便是典型，通过村社组织整合闲置资源、引入产业项目，农民从产权股权分红中获得丰厚收益，户均年财产性收入达数十万。实操中需依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明确组织架构与收益分配规则，让集体资产增值收益大部分流向农户，同时吸纳老人、新乡贤入社，以“资金互助促发展，利息收入敬老人”的模式凝聚村社力量。

创建村集体经济组织内置合作金融，让沉睡资产活起来。农村资源资产难以变现的核心症结是金融服务不匹配，银行不愿接受农村产权抵押，导致农民抵押贷款难。需构建“政策性金融+内置合作金融”的新体系，让农村产权能抵押、可按揭。罗家村的实践值得借鉴，村集体内置信用合作部承接政策性资金，为养殖户发放抵押贷款，既解决生产资金难题，又以利息收益为老人分红。具体操作中，可将财政扶持资金转化为内置金融资本金，鼓励老龄村民优先入股，形成“金融+产业+养老”的良性循环；同时推出产权抵押贷款服务，允许城里人租赁农村房屋分期还款，让农民提前锁定长期收益，实现“死资产”向“活现金流”的转变。

搭建乡镇产权交易平台，让闲置资源流起来。农村资产价值难以体现，很大程度上源于缺乏规范的交易渠道。要建立以乡镇为枢纽的产权交易体系，将承包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资产股权等纳入交易目录，实现产权产品、交易规则、金融服务、收益分配、违约处置的标准化。济南商河通过村社组织收储闲置房屋，统一规划后二次定价、三次增值，让闲置农房使用权成为可交易、可融资的资产。乡镇产权交易所需简化流程、降低成本，让农民足不出乡完成资产流转，同时建立成员权有偿退出与进入制度，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让闲置资产真正“动起来”“活起来”。

完善三大配套制度，让资产增值稳起来。盘活农村资产，制度保障是根本。一是推行“新型五区规划”，以乡镇为单位规划新社区、新集体经济产业园区、新养老养生休闲区、新农区、新养殖区，让资源在科学布局中实现价值最大化；二是建立农村资源资产闲置税制度，以累进税倒逼闲置资产流转利用，杜绝“占而不用”的资源浪费；三是严控资本下乡边界，规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中农民分红比例不低于70%，资本参与项目需实行“保底收益+按股分红”模式，防止资产增值收益外流。同时，上级部门应减少“一刀切”禁令，加强“手把手”指导，总结推广基层创新实践，为资产盘活提供可操作的制度供给。

二、打通全产业链，让生产性与经营性收入实现质的飞跃

生产性与经营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重要基础，当前农业发展中存在产业链割裂、农户经营成本高、收益被挤压等问题，制约了收入增长。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农户单一种植20亩红薯，每亩收入仅1500元左右，年收入约3万元；若配套养殖50头猪，年收入可达8万元左右；而若实现“种红薯+红薯粉加工+养猪+镇域内自宰自销”的全链条发展，年收入能达到15万之多。但现实中，生猪屠宰垄断、农产品加工手续繁琐等问题，让农户难以实现全产业链经营，大量农业资源被浪费，收益大打折扣。

破解生产性与经营性收入增长难题，核心是让农民及集体经济组织主导农业“种养服加销”全链条发展，让全产业链的收益归农。国家应出台《农民增收保护条例》，从制度层面破除农业全产业链发展的壁垒，打破生猪屠宰等领域的垄断格局，简化农产品加工审批手续，减少农户经营中的制度性成本，让农户能充分利用农业资源，实现种养结合、加工增值、自主销售，从农业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获得收益，仅凭这一实招，就能让全国农民收入实现翻倍增长。

三、多策并举发力，让劳务性收入成为增收压舱石

劳务性收入占农民家庭收入的70%左右，是农民收入的核心组成，但近些年劳务性收入增长极其缓慢，部分家庭甚至出现不增反降的情况，叠加外部贸易环境的变化，农民工就业及工资收入增长面临更大挑战。让农民劳务性收入涨起来、稳得住，是扩内需、强内循环的重中之重，需从供需两端发力，打出一套组合拳。

提高粮价稳供给，倒逼务工薪酬上涨。粮价不仅是农民收入的“压舱石”，更是劳动力市场的“调节器”。近20年小麦、水稻等粮食收购价长期在1.2元/斤左右波动，而种植成本翻倍上涨，种粮纯收入微薄，倒逼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廉价劳动力，既拉低了务工薪酬，又造成农村“空心化”。应理顺粮食“成本定价”机制，将小麦、水稻收购价提高至2.2元/斤左右的合理水平，让种粮有利可图。当种粮收益与外出务工差距缩小，部分农民会选择返乡务农，城市务工人员供需关系趋于平衡，农民工工资自然随行就市上涨。且粮食在物价篮子中占比极低，粮价翻倍对CPI的拉动仅0.2个百分点，国家完全有能力调控，此举还能打破“低粮价→廉价劳动力→内需不足”的恶性循环。

深化以工代赈扩面，让就近就业触手可及。以工代赈是增加农村劳务性收入的直接抓手，2024年全国以工代赈带动332万名低收入群众就近务工，发放劳务报酬478亿元，同比增长超30%，成效显著。下一步需扩大以工代赈实施范围，提升“赈”的实效，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交由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承接，实行先干后验收，并明确劳务报酬占项目投资的比例不低于30%，确保建设资金真正转化为农民的劳务收入，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

组织化抱团发展，提升劳务议价能力。农民单打独斗务工，易陷入“弱、散、乱”的困境，不仅难接优质项目，还易遭遇欠薪、压价。山西大宁县通过各村成立劳务合作社，将分散农民组织起来承接农田整治、道路维护等项目，统一结算报酬，既解决了就业问题，又保障了收入稳定。这种模式需全面推广，支持村集体牵头成立劳务合作社、劳务服务公司，将有劳动能力的农民（包括大龄劳动力）纳入组织管理，开展统一培训、统一对接、统一维权；培育“川菜师傅”“豫建工匠”等区域性劳务品牌，提升市场认可度和议价能力；推动区域间劳务协作，建立输出地与输入地的稳定合作关系，扩大有组织劳务输出规模，改变农民“盲目外出、被动就业”的现状。

大幅提高老农社保金，优化农业劳动力结构。当前我国存在以“老人农业”替代“老人社保”的问题，大龄农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既降低了农业生产效率，又挤占了年轻人的就业空间。需大幅提高农村基础养老金，让65岁以上老农民生活有保障，彻底退出农业产业，既减缓年轻人就业压力，又提升农业劳动生产力水平。同时大力培育新农民，推动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发展，让农业成为能吸纳更多就业的大产业，从根本上保障农村家庭劳务性收入增长。

强化技能赋能+权益保障，筑牢增收长效机制。农民工技能水平偏低是制约劳务性收入提升的关键瓶颈，需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围绕建筑、家政、物流、新职业新业态等领域，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推进乡村工匠培育，让农民从“体力型”劳动者向“技能型”劳动者转变。同时，铁腕整治欠薪问题，完善根治欠薪长效机制，优化欠薪线索反映平台，组建农民工工资争议速裁庭，落实“快立、快调、快审、快结”机制，确保工资足额及时发放；规范企业用工管理，督促用人单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保障农民工休息、加班报酬等合法权益，畅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让农民“学得会技能、挣得到工资、守得住权益”。

四、强化政策托底，让政策性收入成为稳定器

农民政策性收入是最直接、最公平、最托底的收入来源，理应成为农民增收的主抓手、硬支撑。增加政策性收入，不能再局限于小修小补、点状补贴，而要以系统政策与足额资金，把实惠稳稳落到农民口袋里，实现理念、路径、格局的全方位转变。

以扶贫济困筑牢底线，扎实做好政策性兜底。防止返贫、消除绝对贫困是政策性收入的基础工程，财政衔接资金、社会救助资金需建立“助民互助、互助助民”的精准帮扶机制，实现低成本、可持续的精准扶贫，为困难农民群体守住收入底线，杜绝因灾、因病返贫等情况发生。

大幅提高农村基础养老金，让社保普惠落到人。农村养老是农民最关切的民生大事，当前农村基础养老金标准偏低，难以保障老年农民的基本生活。需加快提高基础养老金水平，建立与经济发展、财政能力同步增长的调整机制，让65岁以上老农民按月领到够用、可持续的养老金。这不仅是民生兜底保障，更是推动老年农民退出农业、优化农业劳动力结构、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关键举措，为农业现代化发展腾出空间。

强化农村基建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政策红利转化为生活收益。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完善，是减少农民支出、提升生活质量的“隐性增收”。财政资金应重点投向农村道路、供水、供电、物流、通信等硬设施，以及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软服务，推动城乡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减少农民看病、上学、出行的自付成本，就是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让农村生活更便利、更有品质，才能让农民真正感受到政策红利，提升获得感与幸福感。

做强产业扶持政策，让政策性资金转化为集体资本与农民权益。产业扶持不能只扶老板、不扶农民，只造项目、不增收益，而要将产业政策与资金向村集体经济组织倾斜，增强其市场主体地位。让财政投入、项目资金转化为集体资产、集体股权，形成可持续的经营性与分红收入，支持集体经济组织牵头开展农产品加工、流通、平台建设等业务，让农民在产业链上分享增值收益，推动政策性资金从“一次性补助”变成“长期造血资本”，真正实现“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坚决清理废除歧视性政策，保障农民发展权益。一些地方的涉农政策偏向资本、大户，导致资源低价出让、收益向外转移，农民仅能获得微薄租金，失去发展主动权。必须全面梳理涉农政策，废除剥夺农民权益、挤压集体空间、导致收益外流的条款，让土地增值、产业收益、项目红利更多留在农村、分给农民。严格划定资本下乡边界，规范工商资本租赁农地、开发农村资源的行为，确保农民在资源利用、产业发展、收益分配中占主体、得大头。

农民收入的增长，关乎乡村振兴的成色，更关乎共同富裕的底色。生产性、经营性、劳务性、财产性、政策性收入五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唯有针对各类型收入的特点系统施策、协同发力，把全要素组织起来、把金融活起来、把市场建起来、把制度立起来、把政策落下去，才能让农村的各类资源资产转化为农民的增收活水，让亿万农民在增收致富的道路上稳步前行，共享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这并非遥不可及的愿景，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需要鼓励基层干部群众敢闯敢试，需要政策层面的保驾护航，更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让乡村振兴的画卷在亿万农民的增收致富中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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