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那天,我在厨房擦灶台,擦了三遍。
油渍其实早就蹭干净了,就是手停不下来。老周在客厅剥蒜,电视开着,播的是哪年的春晚重播,冯巩还在那儿“我想死你们了”。
“你那个——”他剥着蒜,头也没抬,“真不去?”
我知道他说什么。儿子女儿轮番打电话轰炸,说今年说什么也得回老家过。三十多年了,每年都回,今年怎么就回不得?我没解释。电话里听着儿子那边小孩哭、电视响,儿媳在旁边小声说“妈要不想回就别逼她”,儿子压着火:“不是逼,是规矩。”
规矩。
我把抹布往水池里一扔,水溅了一手。
老周站起来,把剥好的蒜搁碗里,盖上一块湿布。他这人做什么事都慢,盖个布都四角对齐。六十五了,手还是稳的。
“我想去海边。”我说。
他嗯了一声,没问为什么,也没说大过年的海边多冷。第二天一早,他女儿把车开过来了,钥匙放在鞋柜上,底下压了张纸条:“爸,回来给我带海鲜。”
腊月二十九下午三点四十七分,我俩上了高速。
我没给儿女发消息。不是赌气,是不知道怎么说。到了服务区才给儿子发了条语音:“妈跟周叔出去几天,过年不回村了。”他电话回过来,我没接。后来又发了一长串,我一个也没听,就看着屏幕亮了又暗、暗了又亮。
车过黄河大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桥灯昏黄黄的,一排排往后退。我忽然想起去年绝经那天——不是想起来,是那感觉自己冒出来。
八月十五刚过,我在阳台晒被子,就觉得小腹坠坠的。去厕所一看,没了。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我在马桶上坐了很久,久到夕阳从门缝底下钻进来,黄澄澄一道。没有难过,也没有松口气,就是空。像这间住了二十年的房子,孩子都搬走了,忽然静下来。
我没跟任何人说。
不是什么事都非得说的。
我们在大年初一下午到了乳山。
老周订的民宿临海,窗户正对着潮汐线。老板是个三十出头的姑娘,养了只橘猫,肚子圆滚滚的,见人就躺倒露肚皮。她给我们钥匙的时候多看了两眼,没问是夫妻还是什么,就说:“叔,阿姨,初一退潮,明早能赶海。”
那声“阿姨”叫得我愣了一下。在老家,三十多年没人叫过我名字,都是“老张家媳妇”“强强妈”“二妮奶奶”。前年孙子会说话了,视频里指着手机叫“奶奶”,儿媳在镜头外笑,我在镜头里笑,笑着笑着就关了屏。
原来我叫徐秀英。
初二早上五点,天还黑着,老周敲我门。他提了两个塑料桶,穿着他女儿那双旧雨靴,鞋小了,后跟踩着当拖鞋。我披着羽绒服出去,海风硬得像砂纸,刮在脸上沙沙的。
赶海的人三三两两散在滩涂上,头灯晃来晃去,像萤火虫。老周蹲下来扒拉沙子,不一会儿就掏出一小把蛤蜊。他手掌大,蛤蜊躺在他掌心里,壳上还有泥。
“你看,”他举给我看,“活的。”
我低头接着扒拉,什么也没找着。他就在旁边等着,也不催,偶尔指指这儿、指指那儿。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桶底总算盖住了。直起腰那一下,后脊梁咔嗒响了声,我俩都笑了。
旁边一个本地老太太,蹲在那儿挖蛏子,动作利索得不像七十岁的人。她看了我俩一眼,用带胶东口音的普通话说:“你们是来旅游的?”
我说是。
她又问:“过年来旅游?”
我说是。
她没再问,低头继续挖,半晌递过来一把小铲子:“用这个快。”
那个瞬间,我心里堵着的东西松了一点。
那几天我们什么也没干。
早上看海,中午晒太阳,下午沿着海岸线慢慢走。老周话少,走着走着就落在后面半米。我也不等他,就那么一前一后地晃。有时回头看,他正弯腰捡个什么,贝壳、石头、被海水泡白的玻璃碴子。捡起来看看,揣兜里,走几步又忘了,继续捡。
初四晚上,我们在海边坐着看月亮。正月里的月亮不圆,细伶伶一牙,光也不亮,稀薄薄铺在海面上,像没化开的盐。海风停了,浪也慢下来,哗——哗——像人睡着了的呼吸。
老周忽然开口。
“我老伴走了十二年,”他看着海,“头三年我都没出过门。后来女儿把我接过去住,住了半年又回来。不是她们不好,是我自己觉得没意思。”
他没看我,我也没看他。
“你不一样,”他说,“跟你在一块儿,不用说话,也不觉得闷。”
我过了很久才嗯了一声。
浪又哗了一下。
我没告诉他,老周是我在老年大学认识的,书法班。他写楷书,我写不来,去了一学期连横都拉不直。他就把他的字帖给我,让我描红。后来书法班没去了,但每个周末还一起去公园。湖边那棵柳树,从发芽看到落叶,又从落叶看到光秃秃的枝子。谁也没问对方是什么意思。到这个岁数,很多话不必问,问了反而是负担。
初六早上,女儿的电话打进来了。
我以为她要质问我、数落我。电话那头静了几秒,她开口时声音是哑的。
“妈,”她说,“我爸年轻时要是也像周叔这样对你就好了。”
我握着手机站在窗前,海在很远的地方,灰蓝色一片,天也是灰蓝色的,分不清边界。
“你爸那个人,”我说,“他也不是坏。”
“我知道,”女儿说,“就是不会。”
我没接话。窗玻璃上蒙着一层细细的水汽,我用指尖划了一道,外面模糊的海变得清晰了一小条。
“妈,”她又叫了一声,“你这辈子,苦吗?”
我眼眶热了一下,没让眼泪掉下来。六十一了,不能在孩子面前哭。
“还行,”我说,“谁不苦。”
那边沉默着。我知道她在忍,就像我刚绝经那段时间,一个人坐在马桶上,看着门缝里那道夕阳,也想问问谁——我这辈子,到底算什么?
可我谁也没问。
“妈,”女儿说,“你好好玩。别急着回。”
挂了电话,老周在厨房煮面。水开了,咕嘟咕嘟冒着热气。他背影弓着,把面条抖散下锅,动作还是那么慢,四角对齐的慢。
初七下午往回开。
后备箱里塞满了干海鲜,老板的橘猫蹲在门口送我们,尾巴绕在腿边,蹭了一圈又一圈。老周发动车子,收音机里正播天气预报,说过两天华北有雪。
我没说话,把座椅往后调了一点,看着窗外。
路还是那条路,海越来越远,山越来越近。车里暖风开得足,挡风玻璃下沿趴着一只干了的七星瓢虫,不知道什么时候飞进来的,壳子都脆了,一碰就碎。老周开车不看我,偶尔伸手调调空调温度,也不问我热不热、冷不冷。
我忽然想起三十多年前,第一次跟丈夫回村过年。也是冬天,也是这条路。他开着借来的拖拉机,我在车斗里抱着两床被子,颠得浑身散架。那会儿想的是,日子还长,慢慢过总会好的。
后来日子确实长了。长到把人都磨钝了。
到家那天晚上,儿子发来视频。孙子在镜头那边举着新玩具枪,哒哒哒扫射,喊着“奶奶你看我的枪”。儿子在镜头这边,犹豫了一下,说:“妈,以后过年你想去哪儿去哪儿,不用什么都跟我们说。”
我说好。
他顿了顿,又说:“爸那边的坟,清明我去扫。你不用操心。”
我没问是谁让他这么说的。女儿还是儿媳,他自己还是别的谁。不重要了。
挂了视频,老周已经把东西归置好了。海鲜塞冰箱,贝壳洗净了晾在窗台。他站在阳台门口,对着那排贝壳看了会儿,没说话,回自己那屋去了。
隔壁传来电视声,还是春晚重播,还是冯巩。
我坐在沙发上,没有开灯。屋里暗下来,窗外的路灯亮起来,光透进来,在地板上铺了一层浅浅的黄。
手边是赶海带回来的小桶,桶底还沾着干了的沙,一搓就簌簌往下掉。我没扫。那些沙子就那么散在地板上,细细碎碎,在灯光下泛着点白。
明天是工作日,老周要去接外孙女放学,我要去超市买菜。
日子还是那个日子。
只是我心里那根绷了几十年的弦,好像松了点。
不是调好了,也不是断了。
就是松了。
松了也好。松了还能弹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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