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历史（4）：改变地中海霸权的勒班陀海战

今天我们来说土耳其由盛到衰的历史转折点：1571 年勒班陀海战（Batalla de Lepanto）。

勒班陀海战

第一章：旧序幕的终结与帝国的余辉

如果您从上集听过来，勒班陀这个港口应该并不陌生。

半个多世纪之前的 1499 年，土耳其与威尼斯就在附近海域展开过一场厮杀。

那一战，威尼斯人自乱阵脚，让初生之犊的土耳其海军大获全胜，此后这片海域便成了土耳其的天下。

以这场胜利为根基，土耳其海军在地中海东岸站稳了脚跟，随后不断向意大利周边进军。

数十年间，他们先是拿下罗德岛，驱逐了医院骑士团；接着攻占科孚岛，围困威尼斯人的堡垒；甚至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劫掠西班牙从美洲驶来的运金船。

这一连串攻势，逼得基督教世界暂时放下旧仇，联手对抗土耳其。

可惜这种临时拼凑的联盟终究难以奏效，西欧的新教国家屡屡从中作梗，天主教重镇法国也与土耳其暗通款曲，导致基督教世界始终无法真正同心协力。

此后，土耳其大军依旧势不可挡，海陆两线同时逼近基督教世界的核心地带 —— 神圣罗马帝国的维也纳与教皇所在的罗马。

最终，查理五世心力交瘁，选择退位，将帝国一分为二，传给弟弟斐迪南与儿子腓力二世，自己则退入修道院度过余生。

查理五世退位，谁来扛起抵御土耳其的重任？答案只能落在两位继承人身上，而主力，便是西班牙一侧的哈布斯堡王朝。

当时西班牙在意大利拥有大量领土，与土耳其的冲突最为直接。

因此，腓力二世继承父亲的遗志，一边对付法国，一边对抗土耳其。

腓力二世

只不过，腓力二世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

16 世纪中期的西班牙看似疆域辽阔、家底丰厚，在欧洲坐拥富庶的佛兰德斯与意大利，在美洲掌握着墨西哥与秘鲁的金银矿藏。

可领土越大，敌人也就越多。

当时西班牙在欧洲与美洲的领地麻烦不断，山贼、土匪、海盗、私掠船接连不断地袭扰，使得西班牙能够抽调出来对抗土耳其的兵力相当有限。

西班牙当时的压力有多大、局面有多糟，一场代表性战役便足以说明。

1559 年，西班牙好不容易击败法国，签订《卡托‑康布雷齐条约》，迫使法国退出意大利南部，结束了绵延半个世纪的意大利战争。

松了一口气的腓力二世正准备部署对土耳其的反击，可仅仅隔年，1560 年 5 月，西班牙远征舰队就在突尼斯附近海域遭到土耳其海军重创，损失超过 30 艘军舰，约 5000 名陆军、6000 名划桨手葬身大海。

为庆祝这场辉煌胜利，苏丹苏莱曼一世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得胜归来的土耳其军舰被漆上醒目的红绿色，被俘的西班牙帆船被拖拽入港，被俘的西班牙贵族则被游街示众。

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惨败，也是苏莱曼大帝一生海上功业的巅峰，更让西班牙清醒认识到单凭自己，根本无法独自对抗土耳其。

第二章：命运的齿轮：转折点的降临

此后，腓力二世努力团结基督教各国共同抗敌，局势也由此开始悄然转变。

1565 年 5 月，土耳其海军大举西进，企图攻占医院骑士团驻守的马耳他岛。

这里北邻意大利西西里岛，南接北非利比亚，地处地中海南北最窄之处，素有 “地中海心脏” 之称，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尽管兵力悬殊，医院骑士团仍浴血奋战，坚守超过四个月。

而周边基督教国家也深知唇亡齿寒，纷纷积极驰援。

西班牙、威尼斯、热那亚、那不勒斯等国源源不断地输送援兵与武器补给，最终耗尽土耳其军力，迫使对方解围撤退。

次年，72 岁高龄的苏莱曼亲率大军出征匈牙利，却在途中病逝。

这虽不能算作土耳其全盛时期的终结，却已是盛极而衰的开端。

因为继位的苏丹塞利姆二世，远没有父亲的雄才大略，他是依靠宫廷阴谋才在继承权斗争中胜出的。

这位苏丹对领兵作战毫无兴趣，登基后便沉溺酒色，后宫嫔妃多达两千余人，终日过着放荡奢靡的生活，欧洲人因此称他为 “酒鬼塞利姆”。

自他上台，地中海争霸的天平，便开始悄悄向基督教世界倾斜。

压向基督教世界的另一枚重要砝码，是 1566 年 1 月即位的新教皇庇护五世。

他的作风与 “酒鬼塞利姆” 截然相反：庇护五世生活简朴，如同苦行僧，据说除了教皇法袍，日常衣物只有两件粗糙的羊毛衬衣。

这位教皇心无旁骛，毕生心愿便是铲除一切与天主教会为敌的势力。

命运的齿轮就此转动。

刚刚继位的塞利姆也自知声名狼藉，认为必须用一场军事胜利巩固统治，证明自己不输伟大的父亲，战争由此爆发。

1570 年 9 月，土耳其大军倾巢而出，目标直指地中海东部的塞浦路斯岛 —— 威尼斯在东方最重要的殖民地。

当时威尼斯与土耳其本有盟约，威尼斯每年重金向土耳其买和平，可土耳其却收钱毁约，甚至背信弃义。

土耳其起初承诺，守军投降便可安全离去，可当威尼斯守军真的投降后，土军指挥官穆斯塔法帕夏却食言，囚禁了威尼斯守军，还将威尼斯指挥官马可・安东尼奥剥皮处死。

消息传出，整个基督教世界震怒不已。

威尼斯人更是怒火中烧，决心报复。

与此同时，这次入侵也让庇护五世找到了重组神圣联盟的借口 —— 重建那个仅仅维持不到两年便宣告失败的同盟。

酒鬼塞利姆

第三章：血色勒班陀：决定性的圣战

这一次，因为土耳其倒行逆施，西欧各国出奇地同心同德，土耳其人终于要付出代价。

土耳其的指挥官大概从未听过中国古谚：杀降不祥。

1571 年 5 月 25 日，教皇国、威尼斯、西班牙三方代表齐聚梵蒂冈，签署协定，再次组建神圣联盟。

这一回，三个各有盘算的盟友明算账：所有军费西班牙承担一半，威尼斯承担三分之一，剩余部分由教皇支付。

由此也能看出各国对土耳其的痛恨之深。各国同意用这笔巨款组建一支庞大远征军，目标是收复塞浦路斯。消息传开，热那亚、医院骑士团随即宣布加入，一时间，基督教世界群情沸腾。

从塞维利亚到意大利，从巴塞罗那到那不勒斯，神圣联盟控制下的各个港口一片繁忙，挤满整装待发的战舰、划桨手与士兵，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投身这场自十字军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圣战。

远征军的统帅，是腓力二世的弟弟、查理五世的私生子 —— 年仅 22 岁的唐胡安亲王。

别看他是私生子，又年轻缺乏经验，事实证明，这是当时最正确的选择。

在后来的战役中，这位亲王完美地完成了使命。

1571 年 9 月 16 日，神圣联盟庞大舰队从意大利墨西拿港起航，向东搜寻土耳其舰队，寻求决战。

此时土耳其舰队正停泊在希腊西部的科林斯湾，也就是古战场勒班陀一带。

土耳其海军已经出海半年，接连攻打塞浦路斯与地中海北岸，拿下威尼斯人据守的多座港口，战果颇丰，但将士疲惫，急需休整。

根据舰队司令阿里帕夏呈给苏丹的战报，当时土耳其面对的局势十分有利：勒班陀港易守难攻，季风风向对己方有利，而且冬天将至。

只要坚守不出，联军就会因气候不利与积压已久的内部矛盾自行瓦解。

这份情报相当准确。别看基督教联军同仇敌忾，实则各怀心思：联合舰队高层争夺指挥权，底层西班牙与威尼斯水兵更是频繁斗殴。

若再拖延几周，联军很可能不战自溃。

可 “酒鬼苏丹” 好大喜功，他要的是一场辉煌大胜，而非谨慎保守的防守。

他强令阿里帕夏主动出击，在海上歼灭敌军。

君命难违，阿里帕夏只能硬着头皮出战。

10 月 7 日凌晨，土耳其舰队起锚出海。

黎明时分，双方互相发现了对方。

此时兵力对比：联军 212 艘，土耳其 251 艘。

和几十年前一样，纸面数据依旧是土耳其占优。

唐胡安亲王堪称天生将才，虽无海战指挥经验，却能从善如流，采纳资深海军将领的建议，将整支舰队分为三部分：左翼为威尼斯舰队，右翼为热那亚舰队，自己亲率西班牙海军坐镇中央。

如此一来，指挥体系不同的三国海军既不会互相掣肘，又能互相支援。

为鼓舞士气，唐胡安高举统帅旗，乘坐快船在联合舰队阵列中穿梭巡视。

这一举动，让全军士气高涨。

阵中，还有一位年仅 24 岁的西班牙青年军官，他就是《堂吉诃德》的作者、文学天才塞万提斯。

战斗在正午打响。

此时，海面上风向突然转变，刮起对联合舰队有利的西风。

联军指挥官都是沙场老手，绝不会放过这一战机，立刻下令全速前进。

双方主力舰迅速逼近到 130 公尺左右 —— 以当时海战惯例，已是开炮距离。

就在土耳其人严阵以待之际，联合舰队突然亮出秘密武器：最前方四艘加莱赛战船爆发出狂风骤雨般的猛烈炮火。

这是威尼斯特制的新式重型战舰，每艘可搭载 600 名水兵与划桨手，装备多达 50 门大炮，火力是普通土耳其军舰的十倍。

刹那间，密集炮火撕裂土耳其军舰阵型。据统计，开战初期这一轮突袭炮击，便一举摧毁三分之一的土耳其军舰，瞬间扭转了数量差距，联军士气大振。

但传统海战战局瞬息万变，很快，双方陷入惨烈的肉搏接舷战。

残存的土耳其军舰拼死冲锋，凭借数量与阵型优势，试图两翼包抄联合舰队。

战斗彻底变成接舷厮杀，就连双方旗舰也正面冲撞：唐胡安乘坐的 “国王号” 撞上阿里帕夏的 “苏丹娜号”，双方士兵纷纷登上敌舰，用火绳枪、弓弩、刀剑在狭窄甲板上血战。

这种打法对联军更为有利：联军军舰吨位更大、船舷更高，水兵可以先居高临下，用火器对准备登船的敌军密集扫射，再投入白刃战。

可真刀真枪的厮杀，终究要靠实力说话。

唐胡安亲王身先士卒，亲自持剑与战斧，率士兵冲上 “苏丹娜号”，他的英勇鼓舞了所有水兵。

激战中，阿里帕夏被一发火绳枪子弹击中，当场阵亡，那面镀金的绿色大帅旗也被西班牙士兵扯下。

就在联军即将欢呼胜利时，战局再度逆转：土耳其舰队左翼成功突破联军阵线，割裂右翼与中军，包围了实力较弱的热那亚舰队，双方再次陷入胶着。

但土耳其舰队失去统一指挥，各部各自为战，只顾争抢战利品，没有深入联军侧后，错失了最后翻盘的机会。

最终，联军预备队及时补上缺口，到下午四点左右，土耳其舰队大势已去，全线溃退。

这场空前规模的地中海决战，整整打了一个下午，双方阵亡总计约四万人，其中土耳其人占两万五千。尽管己方也伤亡惨重，但神圣联盟终究赢得了胜利。

胜利的消息飞速传遍欧洲，整个欧洲欣喜若狂。

这并不奇怪，自从君士坦丁堡陷落，基督教世界被压制得太久太久。

据说教皇庇护五世接到捷报时，当场跪地老泪纵横，直言自己死而无憾。

第四章：历史的分水岭：增长率的胜负

后世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勒班陀海战标志着土耳其扩张时代的终结，此后地中海正式由欧洲人主导。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此战之后，局势其实改变有限。神圣联盟的目标 —— 塞浦路斯岛，最终并未收复；土耳其海军与海盗依旧在地中海东部横行。

就像土耳其维齐尔嘲讽威尼斯大使时所说：勒班陀的损失，不过是土耳其被剃掉了胡子；而威尼斯失去塞浦路斯，如同被砍去手臂。胡子很快就能长出来，手臂却不会再生。

事实的确如此。

仅仅一年，土耳其海军便迅速恢复元气；而神圣联盟在欢庆胜利后，内部矛盾迅速爆发，同盟再度分崩离析。

威尼斯趁胜单独与土耳其议和，西班牙则转头镇压闹独立的荷兰，最后更是带着无敌舰队远征英国。谁也没有再继续出兵对付土耳其。

于是，地中海东西对峙的格局再次形成，并一直维持到 18 世纪初 —— 那时英国海军早已称霸大洋。

这么看来，勒班陀海战似乎只是欧洲人的一场局部胜利。可为什么历代历史学家仍对这场战役大书特书？

因为，它是真正的历史分水岭。

如果你把前面几集关于土耳其的内容全部看完，就会知道：土耳其在中世纪晚期，本就拥有许多优于西欧的系统性优势 —— 更开明的政治制度、更自由的商业环境、更包容的社会氛围、更鼓励创新的土壤。正是这些体系优势，让土耳其雄霸东南欧，横跨欧亚非。

可一百多年过去，土耳其内部隐患接连爆发，几代雄主逝去后，继位者尽是酒鬼、昏君与暴君。

反观欧洲，却一步步从低谷反弹。

美国历史学家维克多・戴维斯・汉森在《杀戮与文化》中如此评价：神圣联盟在勒班陀的胜利，是先进的技术创新体制与更强的商业组织能力的胜利。

比如：土耳其舰队船只与水兵更多，但神圣联盟的大炮数量更多、口径更大、质量更好，总数甚至超出一倍以上。而且，联军水兵普遍装备防护更好、工艺更精良的盔甲 —— 因为这些都是欧洲自产。

反观土耳其帝国，虽然财力雄厚，却无法自主生产这些先进武器装备，只能雇佣欧洲工匠仿制，产量、技术革新速度都远不如西欧。

这一现象，折射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只有发明专利受到法律严格保护、能够带动基础科学研究的国家与地区，才能实现军事技术的持续创新与产业化。

西欧的优势，不只是士兵英勇奋战，更有米兰的盔甲作坊、威尼斯的造船厂 —— 这些都是 16 世纪的土耳其无法比拟的。

这些差距一开始并不显眼，可日积月累，便会变成难以逆转的巨大优势。

最后，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土耳其的盛世，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终结的？

听完前面的故事，你或许会觉得，罪魁祸首就是 “酒鬼塞利姆”。

这也是流传最广的说法：苏莱曼大帝晚年昏聩，在宠妃蛊惑下，把王位传给资质平庸的儿子，最终导致国家衰落，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如果把历史当成连续剧，这么理解没问题。

但如果真想锻炼历史格局，就不该把大国兴衰看得如此简单。

正如我刚才所说，勒班陀是分水岭，但它究竟 “分” 在了哪里？

从历史学专业角度看，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

客观来说，土耳其的大国地位在此之后又维持了一百多年，直到 18 世纪初依旧威风不减。

大航海时代开启后，土耳其与欧洲的对抗，早已不局限于地中海。

当时，从西非到东南亚，众多穆斯林政权都在抵抗欧洲殖民者，土耳其持续提供新式枪炮，支持这些穆斯林同胞对抗欧洲入侵，双方一度僵持不下。

一个很直观的事实：勒班陀海战后，土耳其还一度控制马六甲海峡，以及盛产香料的东非坦桑尼亚海岸。

如果你是那个时代的欧洲观察者，在知道这些事实后，会轻易得出 “土耳其正在衰落” 的结论吗？

坦白说，我不会。因为眼前的局势，对土耳其依然有利。

任何时代，要看穿长期趋势都极为困难。

想要做出有深度的判断，必须依靠历史眼光，也就是后见之明 —— 这种眼光，本就不是普通人能拥有的。

综合历代学者分析，可以这样理解：

欧洲与土耳其对抗的关键，在于一个更大的时代趋势 ——资本主义。

随着欧洲以航海贸易开启殖民事业，从威尼斯发源的资本主义精神逐渐席卷西欧，尤其是新教国家荷兰与英国。

这两国远超威尼斯的国家体量，让资本主义带来的优势势不可挡。随着时间推移，地缘格局彻底改变：大西洋取代地中海，成为新的财富中心。

而在地中海之外的广阔世界，土耳其本就不占优势。

此后，西欧各国通过贸易与殖民积累财富，赚钱的速度与规模远超土耳其传统的劫掠模式，更能反过来推动本国产业与技术进步。

换句话说，关键在于进步速率的对比。

16 世纪中期到 17 世纪中期这一百年，单看土耳其，你不会觉得它在倒退；可一旦把土耳其与西欧的发展速度放在一起比较，差距立刻显现：土耳其仍在增长，但对手增长得更快、更猛、更全面。

这一点，和后来的大清王朝十分相似：不是这两个老大帝国做错了什么，而是时代已经变了，它们跟不上了。

经过一百多年拉锯，进入 17 世纪后半叶，土耳其军队再也不是当年战无不胜的模样。

到这一阶段，制度与技术滞后的效应全面爆发，双方差距一目了然。

如果真要选一个具体年份，作为土耳其由盛转衰的明确分水岭，1683 年比 1571 年更为合适。

这一年，土耳其大军进攻维也纳失败，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威胁欧洲核心。

此后，土耳其便渐渐成了欧洲人口中的 “西亚病夫”。

但土耳其毕竟树大根深，依旧顽强支撑了两个世纪才最终解体。

17—18 世纪，奥斯曼的几大对手 —— 英、法、俄实力飞速崛起，尤其是俄国：在彼得大帝与叶卡捷琳娜女皇改革下，国家体制脱胎换骨，从被土耳其压制，变成反过来吊打土耳其，几次俄土战争，土耳其都丢盔弃甲。

此后西欧风云变幻，土耳其更是日渐衰落。

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孤军远征埃及，土耳其还要依靠英国海军支持，才勉强收回埃及与巴勒斯坦，此后更是沦为英国的保护国。

而英国保护土耳其，也并非出于善意，只是不愿俄、法坐大。

英国国内舆论更同情希腊独立，再加上苏伊士运河的战略价值，英国更想独控埃及。

于是，英国暗中支持希腊独立，又挑唆土耳其埃及总督叛变，土耳其就此陷入连绵内战的深渊。

最终，因为长期被英法俄侵略挤压的积怨，19 世纪后的土耳其倒向新兴的德国，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同盟国作战 —— 这一纸选择，几乎签下了帝国的死刑判决书。

战后巴黎和会上，立国六百余年、横跨欧亚非的霸主奥斯曼土耳其，沦为列强瓜分的托管地。

若不是凯末尔横空出世，领导土耳其独立建国，这个国家的未来，真不知会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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