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一不穿四衣，穿了快脱掉”今年过年别穿四种衣服，图个吉利

眼瞅着腊月二十三的糖瓜刚粘完灶王爷的嘴，除夕夜的饺子馅儿还没调出味儿呢，马年的蹄声就已经哒哒哒地敲在门框上了。这时候你要去菜市场转一圈，准能碰见隔壁王婶儿一手举着春联一手捏着红袜子，嘴里还念叨：“初一那身行头可不敢马虎，马虎了就是跟自己这一年的运气过不去。”

这话听着玄乎，但你细咂摸，其实一点儿都不玄。

老话讲“衣冠正，人心正，人心正，福气正”，这不是什么悬浮的大道理，是咱们老祖宗从先秦那会儿就刻进日子里的体面。《礼记》里写得明明白白，大年初一头一桩事，不是急着收压岁钱，而是“正衣冠”。那时候的人，对着铜镜把领口理平、把衣角拽展，才敢推开房门去拜天地、拜高堂。你想想，两千多年了，咱们过年的方式变了多少？可那份“收拾齐整了再迎客”的郑重，愣是一点儿没散。

所以老人嘴里那句“年初一不穿四衣，穿了快换掉”，真不是拿老黄历压人，是千百年攒下来的日子智慧，裹着烟火气，也裹着对人的照拂。

头一样不能上身的是带破绽的衣裳。哪怕那破洞是设计师绞尽脑汁剪出来的，哪怕那油点子是你昨天吃年夜饭太欢腾溅上去的勋章，只要是大年初一，都得把它请下战场。你想啊，大早上推开门，左邻右舍都是新袄新帽，光鲜得跟年画娃娃似的，你袖子豁着个口子，走哪儿都像个刚逃难来的说书先生，谁见了不得愣一愣？再说，衣服上挂着破洞，往深了说，是给这一年的日子留了个“漏财”的豁口；往浅了说，大过年的人来人往，你那线头明晃晃地晃着，自己拘谨，别人瞧着也不落忍。

第二种是浑身上下素得能直接去拍水墨广告的行头。这不是拦着谁穿黑穿白，我自己就有一件极爱的大衣，雾霾灰，穿上走路带风。但年初一这天，我真会把它挂在衣柜最里头。你想，满屋子都是福字吊钱的红、鞭炮碎屑的红、桌上砂糖橘的红，你一个人从头到脚灰扑扑地往里一坐，像不像一盘热热闹闹的饺子旁边搁了碟寡淡的醋？醋是好东西，可大年初一，人要的是那份扑面而来的喧腾劲儿。哪怕只在领口别枚小小的中国结，或是脚上踩双红袜子，这日子立刻就俏皮起来了。马年讲究“红运当头”，红在外头，福气才能撒欢儿地往外跑。

第三桩事，关乎皮肉，更关乎舒坦。紧身衣、塑身衣，那平时是战袍，大年初一真该让它歇歇。你琢磨琢磨，初一这天你得干多少活儿？清早挨家磕头拜年，腰要弯下去；中午一桌子鸡鸭鱼肉，肚子要放开来；下午还要跟老姐妹抢沙发嗑瓜子，笑得前仰后合。你把自己勒得跟个端午粽子似的，气都喘不匀，哪还有余力接福气？老辈人说，衣宽带福，倒不是真迷信那条裤腰能盛多少金元宝，是它提醒你：大过年的，对自己松快点儿。

最后一样，最容易被年轻人疏忽，就是衣服上那些“会说话”的图案和文字。有一回拜年，瞧见个男孩卫衣后背印着硕大一个“丧”字，他爸跟在后面追了两条巷子，愣是没撵上。这当然是个笑话，可也透着理儿——字是带着精气神的。你穿个“发”字未必真能暴富，但穿个“穷”字满街跑，这一年开头就不太提气。骷髅、刀斧、凄凄切切的风景画，都不合时宜。正月里讲的是“彩头”，是彼此赠予的那句“万事如意”，你往那儿一站，自己就是一封行走的贺年卡，谁不愿上头写满吉祥话呢？

说来也怪，早些年我也嫌这些讲究烦琐，觉得是庸人自扰。直到有一年偷懒，穿着起球的旧毛衣去舅舅家吃饭，被表妹拍照发到家族群，配文“远房丐帮弟子前来讨饭”，底下三十多条哈哈哈，我妈气呼呼地瞪我，可她眼角的笑纹藏都藏不住。那会儿我忽然懂了，穿衣的规矩，从来不是为了圈住谁，是为了在某一刻，把你妥帖地融进那幅万家灯火的全家福里。

今年是丙午马年，民俗里讲，马主奔跑，主昂扬，最忌畏畏缩缩、邋邋遢遢。你穿得精神，日子才愿意追着你跑。哪怕新衣服来不及买，也记得把旧衣熨出锋利的裤线，把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你对着镜子把自己收拾利索的那几分钟，其实是在郑重地告诉生活：我准备好了，有好运气，只管来。

说到底，新年穿新衣，穿的不是绫罗绸缎，不是名牌大牌，是一口气。是落魄时候也不肯低头的体面，是寻常日子里也要擦亮的那根火柴。窗外的烟花声越来越密了，你的那身“战袍”还挂在衣架上，明天清晨，当你套上它推开门，冷风扑面，红日初升，那便是这一整年最端正的开篇。

你说，咱们在年俗里绕了这么大一圈，图的究竟是什么呢？图的不就是开门那一刻，心里头那声脆生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