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来首次，日本抓捕中国渔民，我大使通告东京，中日已有破局点

日本抓捕中国渔民，将对本就紧张的中日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中日关系的破局点在哪？

2月13号，日本水产厅九州渔业调整事务所宣布，以涉嫌在长崎县外海的“专属经济区”（EEZ）不服从停船命令驾船“逃逸”、违反《渔业主权法》为由扣押了有11名船员的中国渔船，并当场逮捕47岁的中国籍船长。这是日本水产厅4年来首次扣押中国渔船，也是2026年首次扣押外国渔船。按照日本方面的说法，事情发生在12号，当时被扣押渔船在长崎县外海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船长被日本渔业执法人员要求停船接受检查，但其“无视停船命令并逃离”。事实情况是，事发海域部分属于中日“暂定措施水域”，日方单方面主张专属经济区并执法，我国并不承认其合法性。

在当前中日关系因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而持续紧张之际，日本这次抓捕中国渔民的行为，又将给本就紧张的中日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首先，外交摩擦升级，互信进一步透支。对于这件事，我国必然通过外交渠道提出严正交涉，要求立即放人放船、停止非法执法并保障船员安全，不排除召见日本驻华大使、发布外交声明等强硬举措。日方如果坚持司法程序、拒绝妥协，会导致外交沟通渠道进一步收紧，高层互动与机制性对话更难恢复。这次事件虽规模较小，但在当前低信任环境下，极易被放大为外交对抗的导火索，使双边关系陷入更冷的僵局。

其次，激化东海渔业与海洋权益争端，致使海上管控风险上升。在这次事件结束后，我国势必会强化在相关海域的护渔与维权行动，海警船巡航频次、力度可能提升，与日方执法船的近距离对峙、摩擦概率显著增加。双方在专属经济区划界、渔业资源分配上的分歧会更尖锐，《中日渔业协定》的执行空间被进一步压缩，“暂定措施水域”的合作基础动摇。另外，更需警惕的是，这次事件很有可能会被日本右翼势力利用，成为推动其“海洋强国”“军事正常化”的借口，日方或借机强化西南海域执法与军事部署，而中方也会以更坚决的姿态维护海洋权益，双方海上力量的战略互疑加深，东海从“低烈度摩擦”向“高风险对峙”演变的风险上升。

最后，刺激两国民间民族主义情绪，民间交流受阻。中国国内舆论会聚焦日本“非法执法”“侵犯渔民权益”，反日情绪升温，民间赴日旅游、消费、文化交流意愿下降；日本国内则可能渲染“中国渔船违规”，强化对华负面认知，右翼势力借机煽动对立。两国民间好感度本已处于低位，这次事件会让民意对立更固化，民间外交、青少年交流、地方友城合作等修复关系的渠道受阻。

对于当前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的局面，我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在12号举办的2026年新春招待会上明确通知日方，“当前中日关系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严峻困难的局面，责任完全在日方。我们捍卫自身领土主权的立场和态度是坚定的，没有任何事情比这更加重大”。

那么问题来了，当下中日这种紧张关系是否存在破局点呢？这破局点又在哪？应该说，破局点是存在。主要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其一，破局的前提是日方必须回归政治底线。一是在历史问题上，日方必须彻底与军国主义切割，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停止美化侵略历史、停止修改教科书淡化罪行。历史认知是政治基础，如果日方持续模糊历史，我国就不可能建立信任，任何合作都无从谈起。

二是在台湾问题上，日方必须彻底停止“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等错误言论，停止与台官方往来、军事勾连与情报合作，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不纵容“台独”。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日方任何干涉行为，都会被中方视为对主权的直接挑战，引发最强烈反制。三是在安全底线问题上，日方必须停止借“中国威胁论”推动军事扩张，停止突破和平宪法、在西南诸岛部署进攻性武器，停止将日美同盟用于对华遏制。如果日方持续推进军事正常化，东海、台海的安全对峙将不可避免，关系只会进一步恶化。

其二，破局的核心在于重建战略互信。当前中日关系的最大困境是战略互信归零，双方都视对方为“威胁”而非“伙伴”。破局的关键，是双方重新确立“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战略定位。至于怎么做？一来重启并固化高层对话机制，定期坦诚沟通战略意图，避免误判，高层对话不是“妥协”，而是传递“不寻求对抗”的信号，为其他领域合作创造空间。二来针对东海、钓鱼岛、台海等敏感区域，建立可操作的海上危机管控、军事热线、渔业纠纷快速处理机制，避免类似渔民抓捕、舰船对峙等事件升级为外交危机。简单点说就是，中日关系存在破局点，但没有捷径，核心在于日方以行动回归共识、重建互信，最终实现政治、安全、经济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