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富得流油，百姓却苦到极致：钱氏政权的生存代价

近期热播的历史电视剧《太平年》，将五代十国的乱世风云历史缓缓铺开，其中吴越国的戏份更是圈粉无数。在影视剧中，杭州城舟楫辐辏，街道商贸繁华，百姓虽不富贵却也安稳度日，钱氏王族温尔文雅，完美契合世人对“乱世桃源”的期望。

在后人看来，五代乱世中吴越国是独树一帜：它富甲一方、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被誉为“人间天堂”。但根据史料记载真实的吴越国，从来不是剧中那般岁月静好：它确实富得流油，可是这一份富庶却从来不属于底层百姓，却是建立在苛捐杂税基础上的虚假繁荣。就是吴越国百姓的苦难，换来钱氏政权72年安宁生存。

一、假安民，真自保：“保境安民”只是钱氏的统治话术

吴越国由钱镠于公元907年建立，定都在杭州，疆域覆盖今天浙江全境、上海全境、江苏南部和福建北部，共历五朝，存续近百年（907—978年），是五代十国乱世中少有的安稳政权。

在五代十国“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的乱世里，吴越国确实是个异数：它不称帝、不争霸，即使是中原王朝更迭频繁，却始终对中原王朝——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乃至北宋等称臣纳贡。

《资治通鉴》记载：“钱氏岁贡中朝，无虚月。”意思是吴越每年向中原王朝进贡，几乎没有中断过。吴越国通过称臣纳贡，避开了大规模的战乱，换来疆域的安全和和平环境，专注于内部经济发展，最终积累了“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的巨额财富，成为当时最富庶的割据政权之一。

据《吴越备史》统计，后周显德年间，吴越国向后周进贡绫与绢各二万匹，白金一万两；七月，又遣使进奉白金五千两、绢二万匹、细衣缎二千两；八月，再贡白金五千两、绢一万匹、龙舟一艘、天禄舟一艘，皆饰以白金；十二月，进贺正钱一千贯、绢一千匹。

钱弘俶在位期间（948—978年），就向中原进贡金银、丝绸、香药、珍玩等财物达百余次，累计价值难以计数。

从贡品数量之多，可以证明吴越国的富庶。吴越国的富庶，除了处在和平环境和“保境安民”的国策之外，也是因为掌控着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带来的财富。

根据《资治通鉴·后周纪》记载，吴越国“地狭民众，勤于耕织，鱼盐之利甲于东南”。当钱镠主政吴越国时期，为了防海潮的水患，就修建了钱塘江海塘，用“石囤木桩法”抵御潮患，护住了杭嘉湖平原的万顷良田。

为了疏浚西湖，钱镠还专门设立“撩湖军”千人，恢复西湖的灌溉与航运功能，让吴越境内“无弃田”，粮食年年丰收，米价常年维持在一斗十钱的低位。

除此之外，吴越国的手工业极为发达，越窑青瓷（秘色瓷）、丝织业“吴绫”“越罗”闻名天下，不仅是皇室贵族的奢侈品，更是远销日本、朝鲜乃至波斯的外贸珍品；海上贸易更是兴盛，杭州、明州（今宁波）等港口“商船往来不绝”，外贸收入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

然而，与国库充盈形成鲜明对比，就是吴越国百姓生活的困苦。俗话说，羊毛出在羊身上。吴越国为了维持对中原的巨额进贡，不得不加重赋税。据《资治通鉴》记载，钱氏政权“赋敛苛暴，鸡鱼卵菜，纤悉收取”。

北宋欧阳修在主修《新五代史·吴越世家》中，一针见血地戳破了“东南乐土”的神话：“钱氏据两浙逾八十年，外厚贡献，内事奢僭，地狭民众，赋敛苛暴。”

这一句话精准概括了五代时候吴越国的生存本质：对外，用巨额财富讨好中原王朝，换取生存空间；对内，压榨百姓，满足王族的奢侈生活和国家的庞大开支，所谓的“保境安民”，不过是钱氏政权维系统治的维稳策略。

二 苛税猛于虎：吴越百姓的“无物不税”与无休止徭役

史书记载，吴越国的税收之苛、税目之细，堪称五代十国之最。如《吴越备史》《梦溪笔谈》等典籍记载，吴越国的税收项目之多，除了征城的田税、盐水、商税层层叠加之外，柴草、蔬菜、水果、箕斗、扫把要交税，农民要缴纳“身丁税”（人头税），贫穷农民也无法豁免，包括新生婴儿需要纳税。

甚至吴越国百姓家里养的鸡、捕的鱼、母鸡下的鸡蛋，刚破壳的鸡雏，都要官吏“家至而日取”，史称“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可以说是“无物不税”。如此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项目，就是为了盘剥百姓，榨取百姓的财富。

吴越国的催税手段严苛到令人发指，在《新五代史》记载，百姓哪怕拖欠“斗升之逋”（少量赋税），都会被处以笞刑，竹条鞭打脊背，少则数十下，多则五百余下。有南唐使者夜宿吴越境内，曾听到“声若獐麂啼叫”，次日才知，竟是县衙夜间催税、行刑时百姓的惨叫。

更令人窒息的是劳役制度。当时吴越国为了保境安民，大力兴修水利工程，这也使百姓还要承担无休止的徭役。如钱镠组织修建的杭州海塘工程固然功在千秋，但据《吴越备史》统计，仅这项工程就征发民夫数十万，“昼夜不得息，死者相枕”。钱镠时期，先后大修杭州、余杭、苏州等50余处城池，百姓中流传着“没了期，没了期，修城才了又开池”的民谣，而钱镠的回应，却是轻佻的嘲讽：“没了期，没了期，春衣才罢又冬衣”，全然不顾百姓死活。

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曾经直言：“吴越之民，输纳贡赋，几于家无余粮。”可见百姓生活之困苦，远非“安民”二字可以掩盖。

三 百姓的血泪，养了谁？重税徭役的3个最终流向

吴越国征收的重税和徭役，最终都流行了三个地方，每一处都是浸着底层的苦难，这也是吴越国国君提出“保境安民”口号的三大核心代价。

1 重税养贵族

吴越国百姓承担的重税和徭役，都是供养着贵族的奢侈生活。根据史料记载，吴越钱氏贵族生活奢侈无比。如钱镠50岁后，曾5次大规模“还乡”，最典型就是公元901年，已经统治吴越近十年的钱镠，以50岁的盛年，志得意满地回到了他的发迹之地——临安（今杭州临安区），体验衣锦还乡的荣耀感。

钱镠的还乡不是简单的省亲，却是彰显权力和财富的政治秀。据《吴越备史》等史料记载，这场仪仗的奢华程度令人瞠目：从杭州到临安的还乡道路都是铺上了锦缎，沿途的树木全部都披上了绚丽的娟绸，可谓是极度的奢侈和铺张浪费！

钱镠这一次还乡之路，昔日玩耍的山野被命名为“衣锦山”，大树封为“衣锦将军”。还乡路上耗费的锦缎娟绸，正是吴越国最重要的财政来源和出口商品，但却用来做生日庆典无用的装饰。但钱镠用这种最直观的方式，向父老乡亲，更是向天下诸侯，展示着吴越国的富庶和他个人的无上权威。

但在钱镠衣锦还乡的“锦缎铺地、绢绸挂树”极致风光背后，是吴越百姓难以言说的沉重负担。当时吴越底层百姓为了交齐赋税，不得不卖儿鬻女、倾家荡产，生活都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

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年），朝廷下诏减免江浙赋税时，明确提到“江浙等路李煜、钱俶日，民多流亡，弃其地，遂为旷土”，这正是贵族奢靡、百姓不堪重负的真实写照。

历代钱氏吴越王都喜欢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园林，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杭州的“宝正寺”“灵隐寺扩建工程”“雷峰塔”等，皆耗资巨万。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钱弘俶为祈福所建的雷峰塔。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建塔动用民夫数万人，历时多年，耗费白银十万两以上。

除了吴越钱氏王族，贵族官僚也是生活奢侈竞相攀比。地方官员常常借着修桥铺路、建庙设斋之名义，巧立名目加税，中饱私囊。《十国春秋》载：“吏多贪墨，民不堪命。”百姓稍有拖欠，便遭鞭笞拘禁，甚至卖儿鬻女以偿赋。

吴越国王室贵族官僚生活的奢侈，与百姓穷困潦倒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总结“保境安民”，实质是“保王安贵”——保护的是钱氏政权与权贵阶层的利益，而非普通百姓的福祉。

2 重税奉中原

钱氏王族为了“保境安民”，无论中原王朝如何更替，吴越国的贡使永远在第一时间携带厚礼北上，称臣纳贡，缴纳巨额的“保护费”，借此换取中原王朝对钱氏政权的认可和保护，以及国内的和平环境，这也是吴越国“保境”的核心密码。

但这巨额的“保护费”，都是全部嫁给了民众。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吴越国每年向中原进贡的绫罗绸缎就达数十万匹，珍玩宝器不计其数，这笔开支相当于全年财政收入的三成以上。这些进贡的财富，没有一分来自王族私产，全都是从百姓身上搜刮而来。

当时吴越国百姓辛苦劳作一年，大多收成要用来填补这笔巨额“保护费”，虽然换来和平的环境，但生活的确是贫穷潦倒。正可谓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3 极度崇佛

吴越国征收的重税和徭役，还有一个流向是吴越国的佛教事业上。吴越国是古代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佛教王国”。在五代十国的诸侯国中，吴越国对佛教的推崇达到极致。

如吴越国的开国国君—钱镠自称“佛弟子”，之后历代君主都是极度崇佛，致力于打造“东南佛国”，这既是钱氏王族的精神寄托，更是维系统治的政治手段。

如钱缪、钱弘俶等人都是耗费巨资，在吴越国境广泛修建寺塔，如杭州的保俶塔、雷峰塔都是钱氏王族修建的。

钱氏王族还大肆动用民力，在在烟霞洞开凿石窟、雕刻罗汉像，大规模刻印佛经，耗费无数人力、物力、财力。《吴越备史》记载，吴越国境内寺院多达上千所，僧尼数万，每年用于佛事的开销，几乎与供奉中原王朝的开支相当，这些巨额花费，最终还是落到百姓头上，成为压垮他们的又一座大山。

可以看到，“东南佛国”的光环下是百姓血泪。最重要，就是吴越国的寺庙和僧侣们享受着特权，当时吴越境内寺院多达数百座，僧侣人数逾万。吴越政府不仅免除寺庙僧侣们赋役，还拨付大量土地作为“寺田”，导致国家税基进一步萎缩。这些供养寺庙的巨额花费，最终还是落到百姓头上，成为吴越百姓背负的又一座大山。

钱弘俶曾三次大规模刻印《宝箧印陀罗尼经》，分藏于八万四千座小塔之中，号称“八万四千塔”。此举虽被后人赞为“弘扬佛法”，实则劳民伤财。每座塔虽小，但总量惊人，所需铜料、人工、运输皆来自民间税收。可以说，是当时吴越百姓在饥寒交迫中供养着一个庞大的佛教机器。

一切如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所评：“吴越奉佛太过，耗财病民，虽得一时之誉，实种亡国之基。”

四 客观评吴越：有功，但不该掩盖百姓的苦难

虽然很多人因吴越国的“纳土归宋”和“陌上花开”的故事，美化钱氏政权，称赞其“免动干戈，爱民如子”。不可否认，在五代乱世中，吴越国“保境安民”确实让江南避开了大规模战火，钱镠主持修建的钱塘江海塘、疏浚的西湖，也确实惠及后世，“纳土归宋”更避免了江南遭受战乱屠戮，有其历史功绩。

但我们不能因此忽略真相：钱氏政权的“保境”，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割据基业；“安民”，是为了稳住税源，所谓“太平”，从来都是建立在百姓的血泪之上。苏轼笔下歌颂吴越国“老死不识兵革”的太平，从来不是百姓的太平，而是钱氏王族和贵族的太平；世人称颂的“东南乐土”，不过是苛捐杂税堆起来的虚假繁荣。因此，吴越国的百姓虽然在五代乱世中避开了战火，却没能避开苛政；见证了国家富庶，却没能摆脱自身贫苦。

结语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吴越国的故事，从来不是一段孤立的历史，却是封建时代所有底层百姓的缩影。读懂吴越国的苦难，才能读懂“太平”的珍贵。愿我们都能珍惜当下，也不忘那些被历史尘封的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