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反制后，港口之争出现转机，长和抓住机会邀巴拿马谈条件

2月12日，长江和记一纸公告掷地有声。公告宣称，已依据投资保护条约正式通知巴拿马共和国启动磋商程序，以捍卫其在该国的合法权益。

磋商、斡旋，不搞仲裁逼宫，长和选择的方式称得上是长袖善舞。巴拿马态度也有所软化，究其原因是中国采取的反制措施行之有效，打到了痛点上。

在企业遭受不公平的待遇时，中国政府给予了坚定不移的支持，成为企业谈判磋商时的坚强后盾。

长和行动的背景，是巴拿马最高法院近日的一项突发裁决。该裁决以“违宪”为由，试图废除支撑长和旗下巴拿马港口公司（PPC）运营近30年的法律基础。本来真金白银地投资，互惠互利皆大欢喜，但是在港口问题政治化的大背景下，巴拿马选择屈从，单方面毁约。面对如此不公待遇，长和没有忍气吞声，应对方式堪称企业斡旋的典范。

这份公告绵里藏针：直指巴拿马政府步步紧逼的行为给企业造成了负面影响，裁决还未生效，行动却咄咄逼人，以行政手段干扰正当的商业行为，是为不义。长和将全力保障员工和客户商的权益，将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是为有理。

长和还直接点名潜在接管方马士基，称未经协商的接管将会引起法律追责，维权思路非常清晰。

除此前已启动的仲裁程序外，长江和记的公告里有一个醒目的字眼：“投资保护条约”。长和的处理方式非常成熟，没有一味地困在政治口水战里，而是诉诸于法律手段。长和并非是在巴拿马当地法院起诉，而是上升到了国际公法层面。通常，双边投资保护条约都规定了东道国必须给予外国投资者“公平公正待遇”，并保护其资产不被“直接或间接征收”。在程序方面，长和也是面面俱到：在正式向海牙或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提出仲裁前，条约中一般都会规定了双方有3到6个月的“冷静期”或“强制磋商期”。公告保留了邀请磋商的窗口，为双方留下余地。

在商业层面，政权更迭或政策变动都不应成为撕毁契约的理由。长和启动磋商，逻辑非常清晰：商业归商业，法律归法律，政治归政治。如果凭借地缘考量和行政手段便可以任意践踏白纸黑字的合同，那么国际商业秩序的基石将不复存在。面对违约，维权就是最好的回应。

长和的回应，也是对“长臂管辖”干扰正常商业合作的反击。长和和巴拿马政府之间的争端，本质上是大国意志的投射。特朗普的拉美政策一直有着“泛安全化”的典型特征，美国视拉美为后院，巴拿马运河为内河，甚至在经贸层面大搞泛安全化。美国时常对中拉正常的商业合作横加指责，并对拉美国家施加政治压力。美国在巴拿马和中国大搞地缘角力，不惜威逼利诱，迫使巴拿马政府践踏国际贸易规则。将商业活动政治化、武器化的行径，本质上是破坏自由贸易规则的霸凌主义，对地区发展贻害无穷。巴拿马今日屈从了，但为了给大国交“投名状”而践踏契约精神，这是畏威而不怀德，必定要遭反噬的。中方反制、长和诉诸法律渠道、巨额索赔，桩桩件件都是巴拿马背信弃义必须要付出的代价。长和的索赔金额可能超过21.4亿美元，这对不算发达的巴拿马可谓是一笔巨款。此外，没有专业运营商的配合，强行接管只会导致运河效率大幅削减，由此产生的国际贸易损失，又是一记重锤。

巴拿马的行为，过于短视了。如果仅仅因为企业来自中国，就被贴上“安全风险”的标签，那么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将无从谈起。巴拿马作为连接两大洋的咽喉，其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中立”与“开放”。如果任由地缘政治的争逐干扰商业决策，不仅损害企业的合法权益，更将牺牲巴拿马的国家信誉和长远发展利益。

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但在海外遭遇不公正待遇、资产被收归国有或合同被无理终止的案例屡见不鲜。面对此类危机，部分企业往往陷入要么忍痛割肉、要么诉诸舆论的被动局面。在公告里，长和展现了老牌跨国企业的成熟与老练，对其他企业非常有参考价值。它以“投资保护条约”为法律盾牌，可行性非常强。这个案例表明，在面对主权国家的行政干预时，国际法和双边/多边投资协定是企业最有力的武器。

这次磋商，应当是一个基于商业条款、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的对话过程。既然长和留出了对话解决的空间，就意味着事情和平解决还有希望。巴拿马应当审慎对待，此事如不妥善处理，甚至可能会影响中巴的双边关系。如果及时止损，或许还能挽回声誉与实利。

截至目前，巴拿马一方已经有了软化的苗头，穆利诺改口，承诺事态不会升级。长和背靠祖国，有理有据，还有强大的律师阵容，维权成功的希望很大。

太平洋足够浩瀚，容得下各国共同发展。巴拿马运河是全球贸易的生命线，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角斗场。希望长和与巴拿马的磋商可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因为这不仅是对历史契约的尊重，更是对未来世界开放性经济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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