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向变了，德方拒绝美“保护”，向欧盟27国喊话：中国才是好榜样

在比利时举行的一场商业峰会上，德国总理默茨用了不到10分钟时间，把中国、美国和欧盟这三方的经济表现做了一个鲜明对比，其中最醒目的几组数字是“20年、8%、2%、1%”。

他当场指出，在过去约20年里，中国经济年均增速大约在8%左右，而美国只有约2%，欧盟更低，徘徊在1%左右，这样的差距让在场不少来自27个成员国的企业代表沉默了几秒钟。

同一段发言里，他又举了一个具体项目的例子：一个全球最大级别的太阳能发电场，在中国从立项到建成只用了短短几个月，而在欧盟，类似规模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仅审批环节就往往要耗费3到5年。

几个“几个月”“几年”的对比，被他用来说明一个核心问题——效率差距正在实实在在地影响欧盟的增长数字。

默茨并没有只停留在夸赞层面，他顺势把矛头转向布鲁塞尔那套以“几千页法规”和“几十道审批”为代表的治理模式。

他呼吁对欧盟现有的全部法律法规进行系统性审查和精简，认为如果再按原有节奏推进改革，欧盟很难在未来10到20年的全球竞争中保持哪怕2%的中速增长，更不用说追赶中国的8%。

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德国政坛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把“保持自主”“不要被美国牵着走”挂在嘴边。

早在默茨之前，执政16年的前总理默克尔就多次提醒国内听众，美国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有构建“事实垄断”的倾向，而德国如果在监管和标准制定上长期依赖华盛顿，未来20年会在数字产业里处于被动位置。

默克尔当时的原话之一，是希望德国保留“自主监管权”，不把关键规则都交给跨大西洋对话机制去决定。

她提到，美国国内一些政客在谈到所谓“数据安全”和“科技保护”时，对欧洲提出了不少额外要求，但在涉及自身互联网巨头的市场行为时却表现出明显的双重标准，这种差异在她执政的后10年里至少出现了数十次。

从这个角度看，默茨今天在布鲁塞尔和比利时发出的信号，与其说是突然“转向”，不如说是延续了德国政界至少10多年的一个基本判断：在经济和科技议题上，欧盟既不能完全跟随美国，也很难忽视中国。

只不过，和默克尔相对克制的表述不同，默茨这次直接点名中国是“值得学习的例子”，并在一场活动里连续给出了3组以上具体数据。

推动他做出这种表态的，还有欧盟内部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低效率案例”。

比如，德国生产的一批工业机器人运到法国之后，因为两国在安全标准条款上的几十处差异，不得不重新认证，整个过程至少多耗了6个月。

又比如，荷兰开发的一套工业软件，进入波兰时受到当地数据本地化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律的限制，约有20%的功能无法按原设计运行。

这类跨境障碍并不罕见，据欧盟内部评估报告统计，在27个成员国之间流通的货物和服务中，有超过30%在落地时需要额外适配本国法规。

默茨把这些“多30%工作量、长6个月时间”的具体问题，与中国在大项目审批上“几个月”完成的节奏放在一起比较，意图很明确：欧盟的单一市场在规则层面还远未完成。

与效率对比同时存在的，是增长压力本身。

2023年，德国经济年增速勉强在零附近徘徊，有统计称为-0.1%到0.2%之间，这个数字无论如何都称不上亮眼；制造业景气指数多次跌破50荣枯线，能源价格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的两年里最高上涨了数倍。

如果把时间拉长到5年，德国工业产出在多个季度里出现下降，外界不时用“欧洲病人2.0”这样的标签来形容这一区域第一大经济体的处境。

在这种背景下，默茨上任后提出过一系列改革设想，包括通过税制调整吸引十几万规模的高技能劳动力、用数十亿欧元支持关键产业转型，但真正落地的项目并不算多。

当他在公开场合谈到中国时，提到的不只是8%的历史增速，还有“一带一路”等跨境项目在过去10年里覆盖了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不少欧洲企业重新关注“与中国合作能带来多少订单”的具体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默茨早年的对华表态并不总是积极。

他曾用较为谨慎甚至偏强硬的方式谈论所谓“去风险”，在欧洲议会和G7框架里，德国也跟着参与了数轮对华政策讨论。

但近一年里，他一方面在柏林宣布拿出约30亿欧元的补贴，向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外国投资者开放新能源和高端制造项目；另一方面又强调不能把“去风险”简单理解成“去中国化”，这种措辞明显比之前多了几分务实。

他在内部讨论中引用的一个判断是：德国出口总额中，超过7%直接面向中国市场，汽车和机械设备等行业的对华订单有的年份贡献了利润的三分之一以上。

在这样的结构下，如果一味按照外部压力切断与中国的合作链条，短期内可能减少的是几十亿欧元的风险敞口，长期失去的却是数千亿规模的市场空间。

中国方面的表现，也为欧洲政界提供了另一个参照。

在国内，十四五规划以来，官方多次强调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并在可再生能源装机、充电基础设施铺设等方面给出具体数字，动辄是“年新增上亿千瓦”“几年铺设数十万根充电桩”这种体量。

在对外合作上，中方强调“合作共赢”，这类表述在欧洲一些智库的报告里被拆解成“分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具体机制，成为不少欧盟国家研究的对象。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欧盟内部的长期规划经常受到短期政治周期的冲击。

一份原本规划为10年的产业战略，可能因为一次选举、几次民调或者两三党派的博弈，在3年内经历多次调整甚至被废止。

这样一来，企业的投资回报预期从原先的10到15年，变成最多只能看清3到5年，最终影响的是几个百分点的资本开支和几十万个潜在就业岗位。

默茨此番“向中国学习”的提法，在德国国内引发了不少讨论。

有支持者强调，8%对1%的差距说明欧盟必须反思自身制度成本；也有人提醒，中国和欧盟的政治经济体系存在本质差异，简单模仿很难复制结果。

在这些争论中，真正被反复提到的关键字，是“效率”“长期规划”和“多元化”，而不仅仅是某个国家或某种制度的优劣。

美国在这张图景里同样占据着重要位置。

一方面，美国依然是欧盟最大的安全伙伴和重要的投资来源国，跨大西洋贸易额每年以数千亿美元计，科技合作项目遍布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等领域；另一方面，欧盟内部也在反思，是否在过去10至20年中过度依赖美元体系和美国科技平台，这种依赖在危机时刻是否会放大自身脆弱性。

这种既合作又警惕的态度，在北约、世贸组织、G7等多边场合已经持续出现了多年。

从外部看，默茨在比利时的一段讲话，似乎只是一个政治人物在一次峰会上罗列了几组数字、提出了几条建议。

但从内部逻辑看，它折射的是德国以及更大范围的欧盟，在经济增速从3%降到1%、在产业份额从30%滑向20%甚至更低的过程中，对自身路径的一次集中反思。

在这场反思里，中国、美国和欧盟三方的角色，都被拉回到一个更复杂也更现实的坐标系中。

接下来几年，欧盟会在多少领域真正推动法规减负，能否在能源、数字和制造等关键板块重新找到2%以上的稳定增长节奏？

德国会如何在“维护跨大西洋关系”和“扩大对华合作”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

以及，中国在保持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又会以何种方式参与到这场跨区域的制度和效率竞赛中去，这些问题都还有待时间给出更清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