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发票不入“虚开”就按“非法出售”办？这两个案子说出不同结局

文/舒圣祥税务律师

卖发票没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就按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办，量刑一点没轻——这两年，这个操作，几乎成了很多法院审理涉税案件的“默认公式”。

对很多开票方而言，这不过是“换个罪名坐牢”，本质上没有任何利好，甚至因为非法出售专票罪的定罪门槛更低，反而更容易被追责。

但最近，这种固化的裁判逻辑，似乎迎来了一个重要转机。卖票方的量刑，终于有了大幅减轻的可能。

今天，我和大家聊两个关键案子——一个是2025年爆火、却大概率被误读的最高法典型案例，一个是真正对企业主、财务人至关重要、却少有人大声讲出来的裁判转向。

看懂这两个案子，就看懂了当下涉税犯罪裁判的核心逻辑，也能为自己的企业规避一大波牢狱风险。

一、最高法典型案例：看似“严谨”的改判，实则可能偏离立法本意

先看第一个案子，也是最高法在2025年11月发布的8个依法惩治危害税收征管犯罪典型案例中的案例5——沈某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很有代表性：一审法院认定沈某某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到了二审，法院直接改判，认定其构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二审改判的理由很明确：无法证明出售方沈某某与受票方存在骗税共同犯罪故意，因此对作为开票方的沈某某判处虚开专票罪并不合适。而沈某某收取开票费为他人开票的行为，本质上是把增值税专用发票当作商品出售，应当按照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处罚。

最高法将这个案子作为典型案例公布，等于公开认可了这种“虚开改判非法出售”的定性逻辑。

但作为深耕涉税犯罪辩护的税务律师，我必须明确说一句：这个典型案例，很可能是个错案。

很多企业主、财务人可能不清楚，刑法第207条规定的“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立法本意是为了打击“倒卖空白发票”的行为。

在纸质发票时代，增值税专用发票由国家税务机关依照规定统一发售，只限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领购使用，除此之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私自出售。那些倒卖空白专票的行为，破坏的是国家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秩序，也为后续虚开发票、骗取国家税款的犯罪活动提供了便利，相当于“源头放水”。

正因为如此，立法者才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之外，单独设立了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而且两者的量刑完全一致，最高刑都是无期徒刑——目的就是精准打击“倒卖空白发票”这一源头行为，而非替代虚开专票罪。

但沈某某的案子，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他出售的不是空白发票，而是已经填好金额、税额、购销方信息的发票，其行为本质上属于“虚开”，却被硬生生装进了“非法出售”的罪名口袋里。

这就相当于，把一件本不匹配的衣服，硬套在一个人身上，看似合身，实则完全偏离了衣服本身的设计初衷。

有人说，这是打击涉税犯罪的“与时俱进”——毕竟现在都是电子发票，空白发票倒卖的情况少了，填好的发票倒卖更普遍，理应扩大非法出售专票罪的适用范围。

但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其实是对立法意图的悄悄置换，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曲解。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虚开和出售是一回事，犯罪对象都是填列好的专票，那立法者何必多此一举，设立两个罪名、规定完全一致的量刑？这不是浪费立法资源吗？

虚开专票罪要求主观上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而非法出售专票罪不要求这个目的——只要你收了开票费、收了税点，哪怕没有骗税意图，也能直接定罪。

这种“扩大解释”，唯一的好处，就是给司法机关定罪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不用查骗税目的，不用审交易链条，只要有开票费的转账记录，就能轻松定罪。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虚开专票罪被严格限缩（不再轻易定罪），非法出售专票罪却成了新的“口袋罪”，开票方陷入“两头堵”的困境——定不了虚开，就定非法出售，量刑一点没轻，等于才出虎穴，又入狼窝。

二、重磅判例转向：不是“来者不拒”，就不该判重刑！

难道，所有收了开票费的开票方，都活该被这样“两头堵”吗？

未必。

最近，有一个入选第八届全国法院“百篇优秀裁判文书”的案子，就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也为众多有真实经营的企业主，打开了一扇“出口”——这就是（2024）兵刑终2号，莫某等人虚开发票案。

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堪称“一波三折”，也恰恰体现了裁判逻辑的深层转向：

1. 公诉机关起诉：莫某等人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2. 一审法院改判：莫某犯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3. 二审法院再改判：莫某犯虚开发票罪（刑法第205条之一），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一个案件，三个罪名，刑期直接从十一年降到七年，降幅巨大。

关键不在于罪名的反复变更，而在于二审法院改判的核心逻辑——法院明确指出：“莫某等人并非‘来者不拒’型卖票行为，不宜认定为非法出售专票罪。”

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不是专门卖发票的，不是谁给钱就开、不问对方是谁、不问开票用途，那你就不该直接被装进“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这个最高可判无期的重罪里。

这背后，其实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裁判转向：虚开专票罪要限缩，非法出售专票罪，同样也要限缩。

二审法院的逻辑很清晰：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当限于“来者不拒”、面向不特定对象、没有任何真实交易背景的“职业卖票行为”——比如那些专门注册空壳公司、以卖发票为主要盈利手段的“卖票平台”，谁给钱就给谁开票，这种行为才是需要打击的“非法出售”。

但如果你是有真实经营业务的企业，不是空壳公司，只是偶尔帮朋友开一张、为了补账开一张，或者被业务员绕进去、不小心踩了线，而且开票对象是特定的，不是“来者不拒”，那就不应该认定为非法出售专票罪。

这个限缩，对绝大多数的实体企业、贸易公司来说，绝对是一个极重要的信号——它意味着，不是所有收了开票费的开票方，都会被按重罪判刑；只要你有真实经营、不是职业卖票，就有机会争取更轻的量刑，甚至摆脱重罪的指控。

三、两个案子，天差地别：关键不在罪名，在“你是不是来者不拒”

回到我们聊的这两个案子：沈某某案和莫某案。

同样是开票方，同样是收了开票费，同样是从虚开专票罪改判，判决结果却天差地别——一个定最高可判无期的非法出售专票罪，一个则改判为最高刑只有七年的虚开发票罪。

差别在哪？

不在罪名本身，而在于“是否来者不拒”。

沈某某的行为，大概率是面向不特定对象、不问用途的“卖票行为”，因此二审改判非法出售专票罪；而莫某等人不是“来者不拒”，有特定的开票对象和背景，因此二审进一步改判轻罪。

这不是法律技巧的博弈，而是涉税犯罪裁判逻辑的深层转向——司法机关不再简单地“换罪名、保量刑”，而是开始回归立法本意，精准区分“职业卖票”和“偶然踩线”，对有真实经营的企业主不随意定非法出售专票罪。

对我们这些做涉税辩护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必须抓住的信号——它意味着，后续的辩护工作，核心可以围绕“是否来者不拒”“是否有真实经营”“是否面向特定对象”展开，为当事人争取更轻的量刑。

而对你，一个可能有真实业务、只是一时疏忽踩了涉税红线的企业主来说，这更是一个不该错过的窗口——它告诉你，那些你以为一碰就死的涉税罪名，其实不是没有出口；那些你以为“换个罪名也一样”的判决，其实背后有巨大的辩护空间。

最后想说

涉税无小事，一步踏错，可能就是牢狱之灾、倾家荡产。

但我一直认为，刑罚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惩罚，也是为了引导和规范。那些有真实经营、只是偶尔踩线的企业主，不该被一棍子打死；只有那些专门以卖发票为业、破坏税收秩序的“职业卖票平台”，才值得被严厉打击。

莫某案的裁判转向，正是这种司法理念的体现。而类似的裁判规则，只有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多人用上，才能真正发挥其价值，才能让更多企业主、财务人摆脱涉税恐惧，守住自己的事业和自由。

我会继续在这个账号，拆更多真实的涉税案例，讲更透的裁判逻辑。

不是为了让你学怎么“钻法律空子”，而是为了让你知道：法律有边界，也有温度；涉税有风险，也有出口。

如果你有相关的涉税困惑，或者正面临涉税案件的困扰，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尽力为你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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