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问题比答案更重要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编者按：周其仁是一位“文章与脚力”并重的经济学者。2018年出版的《突围集》，想讨论的问题是当时的中国经济如何从发达国家掌握原发性创新，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成本更低的“三明治”夹层中突围。周其仁自陈，他的研究工作就是跟着问题走，去经济较活跃的地方，比如长三角、珠三角的一线，看看有没有企业在创造突围的经验。

2025年，周其仁出版新书《寻路集——在全球网络中寻找合适节点》，他用2021年3月在北大国发院同学研讨会上的发言《问题比答案更重要》作为前言，再次强调“研究工作就是跟着问题走”的重要性。周其仁认为，仅凭学到的经济学知识，不能告诉别人如何解决问题。但一线企业总会在困境中寻求突破，我们要做的，就是跟踪这些企业的表现，看看他们如何“寻路”。从“突围”到“寻路”，其实就是一个重新认识世界的过程。本文节选自《寻路集——在全球网络中寻找合适节点》前言，有删节。

尽管时代变迁，但求学的本质未曾改变，那就是探求学问。那么，求学究竟怎么求，重点何在？借此机会，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个心得：求学是求“学问”，重点不在记住答案，而在怎样发问，在于如何提出更好的问题。

这种理解，是我从前辈那里学来的。今天，我想讲述两位对我影响深远的学者的故事，他们的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提出一个好问题，往往比找到答案更重要。

第一位是张培刚先生。1978年我从黑龙江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来到北京求学。这是一个极其珍贵的机会。下乡十年，我对社会经济现象积累了许多观察，脑子里也有不少问题。由于规定课程无法完全满足自己，我便主动寻求课程之外的求知机会。听朋友说，北京大学校长办公楼二层小礼堂有一个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开设的双周系列讲座，且北大向来有“开放课堂”好传统，我很容易就“蹭”进了张培刚的讲堂。

那时候国内还没有出版张先生1949年在哈佛大学得奖的论文。听众中的多数人应该跟我一样，对先生“大有来历”毫不知情。不过听他操着浓重的湖北乡音讲外国经济学说，实在很有味道。他讲解清楚，神情生动，语言幽默。他对经济学和相关学科的知识，知之广博，又融会贯通。尤其讲到农村经济，他在理性的叙述中透着感情，对我有很强的吸引力。

我对有启发力的前辈向来喜欢刨根究底——尽可能找到他的全部作品来看。张培刚在哈佛得奖的论文，1984年在国内出了中文版，我当然第一时间就找来读了。书中引用过他自己在20世纪40年代留美之前在中国农村做的三项调查（《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粮食问题》和《浙江省粮食之运销》），我也专门从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和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找到。那时没有复印条件，重要章节要手抄。不同于“以农立国”或“乡村建设”派，张培刚研究农村经济的出发点是“变”——向工业化方向转变。他从工业化基础和制约条件的角度来看农家经济，这点对我们后来的农村发展研究影响很根本。

印象最深的是张培刚关于浙江粮食运销的研究，那是一个抗战时期的经济问题，浙江、福建沿海地带城镇多吃泰国进口之“洋米”，一旦战争中断外贸，如何应对？青年张培刚发现湖南、江西等内地农民极端贫困，生产粮食的成本极低，为什么内地粮食反而斗不过进口洋米呢？

有此一问，追下去调查，发现答案在生产成本之外——内地到沿海城市的运输成本比洋米海运进口的成本还高。再追下去，发现“运输成本”又可拆解为粮食在空间移动的成本，以及沿途关卡重重，过路费高昂，甚至土匪抢劫等生产、运输以外的“纯商业费用”高得离谱。真实情形是，内地农民穷，粮食生产成本低，但“纯商业费用”极高！

最后的石破天惊之见，就是先生指出，要降低纯商业费用，就要改善市场体系和组织。今天回看，“纯商业费用”不就是“交易费用”吗？由于战乱环境，张培刚关于浙江粮食运销的研究，在他供职的经济研究所内迁武汉后才于1940年得以发表，比首创交易费用分析的科斯之文，晚发了三年。不过可以肯定，张培刚当时没有可能读过罗纳德·科斯发在英国学刊的文章，他是独立发现交易费用的东方经济学人。好问题犹如好向导，把他带向学术高地。

那位科斯教授，与张培刚几乎是同时代之人，先在英国求学，任教，后转美国，成为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里的第一位经济学教授，1991年因“交易成本与产权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0世纪30年代，科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求学，正值欧洲经济大萧条，也许务实学科的前途比较有保障吧，他选的专业是商学，而不是经济学。在商学课程里，他了解企业内部组织结构，从车间班组长、厂长直到公司经理等，全都是一只只“看得见的手”从事着企业管理。这与他修过的一门基础经济学课（价格理论）似乎发生冲突，因为市场价格机制通过价格涨落配置资源，“看不见的手”可以完美协调全部经济活动。还是大三本科生的科斯直面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看不见的手”的市场里，企业却由“看得见的手”从事组织与管理？

为破解问题，当年学子科斯申请了奖学金，赴美调研企业运作。他发现，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协调生产，实现交易，本身并不免费，要花费成本——寻价、获客、谈判、订约、履约以及处理争议等，这都需要在生产成本以外付出资源和时间。他把这些定义为“交易费用”，并揭示看似自动化的市场里之所以还存在内部实施管理的企业，正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通过企业内部看得见之手的管理，部分代替市场交易，提高效率。

科斯取得学术成就的经验，与张培刚如出一辙，就是把问题看得比现成答案更重要。找一个好问题当向导，跟着好问题走向好答案。

事实上，在所有科学活动里，问题导向都极为重要。当下热得不能再热的人工智能，是众多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的跨界合成结果。但论驱动之源，1950年图灵那一问——“机器能思考吗？”——应该是个元问题。虽然他本人也没有完全给出答案，但他的问题启迪无数后人去寻找答案。在图灵之前，1673年莱布尼茨设计并研发机械计算机，虽仅能做加减乘除运算，但触碰的问题已是能不能造一种机器来替代人类智力活动。他的“磨坊论证”直指意识本质，至今尚无定论，但他不失为人类探索人工智能的一位先驱。

伟大的技术发明也离不开好问题。人人皆知飞机的发明者是莱特兄弟，但飞机发明面对的真问题，并不是物体能不能飞起来。因为在莱特兄弟之前，早有飞机上天，只可惜无一例外，飞不了多久就摔下来。莱特兄弟是看到德国试飞者摔死的新闻报道，才转过来参与研发飞机。其时他俩在美国经营一个自行车店铺，他们玩自行车起家，对如何在运动中保持平衡有不少心得。莱特兄弟提出和面对的问题，并不是飞机如何飞起来，而是飞起来的飞机如何做到持续平稳飞行。正是这个好问题，导向飞机的成功发明。

几年前访学硅谷，发现有一项技术创新很有意思，起因是神经生理学教授保罗·巴赫利塔问了一个问题：人到底是用眼睛看世界，还是用脑子看世界？他认为，眼睛只是把外部信息传进大脑的一个通道，成像区在大脑里。不少先天性盲人眼睛坏了，但大脑成像功能并没坏，所以如果另寻一个通道把外部世界的图像传输进脑子，盲人也可以看见世界。据此，他们开发了“维看”（Wicab）技术，帮助盲人看见世界。

多多掌握人类已知的知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之上怎样探索未知，如何培养探索未知的能力。为此，求学重点是学会发问，问出一个好问题。再以好问题为向导，驱动从已知探索未知。这样的学习非常有意思，相比只求一套分数或一个学历证书，我们的学习状态当大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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