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上，博古被解除职务后，他干什么去了？翻看资料愣住了

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力挽狂澜，重新回到了红军的指挥岗位上。那是一次伟大的转折，把红军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

那个在会议上被批评得体无完肤、最终黯然下台的最高领导人，博古（原名秦邦宪），后来去哪儿了？

从云端跌落谷底

1935年1月。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了惨痛的损失，湘江一战，八万大军锐减到三万，鲜血染红了江水。

作为当时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看着满地的伤员和锐减的队伍，心里的压力可想而知。

但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和军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造成的。

遵义会议召开了，这是一场充满了火药味的会议。

会上，大家把积压已久的怒火都发泄了出来，矛头直指博古和李德的“左”倾错误。

对于年仅28岁的博古来说，这简直就是一场精神上的“风暴”。他一开始也想不通，也辩解过，觉得自己是为了革命好，怎么就成了罪人？

但随着会议的深入，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发言，像一把把利刃剖开了战局的真相。

博古虽然固执，但他不是傻子，也不是坏人。面对血淋淋的事实，他沉默了。

会议最终决定，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的总负责人职务。

这一刻，博古从权力的巅峰重重地摔了下来。换做一般人，这时候估计已经崩溃了，或者在心里骂娘了。

但是，博古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和挣扎后，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选择。

他没有闹情绪，没有拉山头，而是选择了服从。

那个著名的“挑担子”比喻

遵义会议虽然开完了，但权力的交接还需要一个过程。当时决定由张闻天（洛甫）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

那几天，博古一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情绪很低落。

这时候，周恩来去找他谈了一次话。这是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也是历史上有名的“挑担子”谈话。周恩来没有批评他，而是像老大哥一样对他说：“博古啊，咱们都是留洋回来的，理论一套一套的，但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咱们确实不如老毛。这副担子太重了，咱们挑不动，为了党和红军，得找个能挑得动的人来挑。”

这句话，一下子击中了博古的软肋。

他是一个有书生气的知识分子，但他更是一个纯粹的革命者。

他想通了，既然自己挑不动，硬挑只会把红军带进沟里，那为什么不让更有能力的人来呢？

就在那个著名的“鸡鸣三省”的地方（扎西），博古把象征着最高权力的装有中央印章和文件的挑子，亲手交给了张闻天。

交接的那一刻，博古显得异常轻松，他对周恩来说：“交出去了，我就解脱了，这副担子太重了，我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这一交，交出的不仅是权力，更是胸怀。

从那以后，博古真的就退居二职，心甘情愿地给毛主席、给张闻天当起了助手。

在红军后来的所有行动中，你再也听不到他指手画脚的声音，他成了一个默默执行命令的普通干部。

面对张国焘的分裂，他比谁都坚定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仗着自己兵强马壮，野心膨胀，想要夺权，甚至还要另立中央。

当时张国焘为了拉拢人心，特意去拉拢那些在遵义会议上“受了委屈”的人，博古自然是他重点争取的对象。

张国焘心想：博古被毛泽东赶下台，心里肯定有气，我这时候拉他一把，他肯定跟我走。于是，张国焘在很多场合故意抬高博古，贬低遵义会议的决定，甚至暗示博古可以和他联手。

但张国焘彻底看错人了。博古虽然犯过错，但他那是认识上的错误，不是政治品质的问题。

在维护党中央统一这个大是大非面前，博古表现得比谁都硬气。

他不仅没有上张国焘的贼船，反而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张国焘的面，义正言辞地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维护遵义会议的决议。

要知道，当时张国焘的手下甚至拿着枪在旁边威胁，气氛紧张得要命。博古却拍着桌子说：“遵义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必须北上，分裂党是没有出路的！”这种态度，让毛主席都对他刮目相看。

在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张闻天等人紧紧抱团，像钉子一样钉在中央的立场上，没有给张国焘任何可乘之机。

西安事变中的“红管家”

长征结束后，红军到了陕北。博古虽然不再是一把手，但他依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时候，他的角色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从一个只会引经据典的教条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务实能干的“红管家”和外交家。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这可是天大的事，处理不好就是内战。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去西安谈判，随行的还有叶剑英和博古。

为什么选博古？因为他理论水平高，思维严密，而且在国民党那边也有一定的知名度。

在西安的那段日子里，博古成了周恩来最好的搭档。周恩来负责大方向的斡旋，博古则负责具体的文书起草、情报分析和与各方势力的细节沟通。

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每一份电报、每一个声明，都经过他的字斟句酌。

后来，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博古又被派到南京，担任中共代表团的重要成员。他在国民党的眼皮子底下，利用自己流利的英语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广泛结交各界朋友，宣传抗日主张。

他还利用自己在新闻界的关系，想方设法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陈独秀等“政治犯”。

这时候的博古，完全褪去了当年的青涩和狂妄，变得沉稳、老练。他不再在这个位置上争强好胜，而是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

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忍辱负重，哪怕是面对曾经的敌人，也能做到不卑不亢。

办出了《解放日报》

回到延安后，博古又干回了他的老本行，新闻宣传。他主动请缨，担任了《解放日报》的社长和新华社的负责人。

这可不是个闲差。当时的延安，物质条件极差，缺纸少墨。博古硬是带着一帮笔杆子，在窑洞里把《解放日报》办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喉舌。

他对自己要求极严，每一篇社论都要亲自审改。他常说：“我们的报纸，要是让老百姓看不懂，那就是废纸。”

为了提高报纸的质量，他带头去采访，带头写文章。他还利用自己的外语优势，翻译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而且翻译得非常精准、通俗。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经典译本，都有他的心血。

在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博古作为曾经犯过路线错误的代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他没有回避，也没有推卸责任。他在大会上多次做深刻的检讨，把自己曾经的错误剖析得淋漓尽致，甚至甚至有点“过头”了。他说：“所有的错误，主要责任都在我，我是罪人。”

毛主席后来评价说，博古同志是讲原则的，是有学问的，也是好同志。他用自己的后半生，在新闻和理论战线上，为党不仅还了债，还立了新功。

英魂陨落

1946年。抗战胜利了，但和平的曙光却依然由于国民党的独裁而变得扑朔迷离。

博古作为中共代表，在重庆参加完政协会议后，准备返回延安汇报工作。

4月8日，博古和王若飞、叶挺、邓发等一行人，登上了那架注定要载入史册的C-47运输机。

谁也没想到，这竟然是诀别。

飞机飞到山西兴县的黑茶山时，因为天气恶劣迷失了方向，不幸撞山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博古牺牲时，年仅39岁。

这个消息传回延安，毛主席悲痛万分，周恩来更是痛哭失声。对于博古的离世，党内是一片惋惜。

大家都觉得，这个年轻的理论家，在经历了挫折和磨砺后，正是出成果、干大事的好时候，怎么就这么走了呢？

在延安的公祭大会上，挽联如雪。

博古的一生，定格在了那个风华正茂的年纪。他从权力的顶峰跌落，却没有摔碎，反而像一块玉石，经过打磨后更加温润、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