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巡山队：首任队长遭截杀遗体成冰雕，继任倒毙家中死因是谜

在电视剧《生命树》里，多杰是全剧的魂。

他是青海省治多县的副县长，是高原巡山队的创立者，是这支队伍的第一任队长，也是后来那些人——白菊、老韩、扎措、桑巴——共同的师父和信仰。

《生命树》里的多杰，不是一个凭空捏造的角色，他的身上站着两个真实的人，两个把自己钉进可可西里冻土的环保英雄。

一个叫索南达杰，1994年1月18日，他在太阳湖畔打完最后一颗子弹，血凝成冰、人成冰雕，四十岁的眼睛没能闭上。

另一个叫扎巴多杰，是索南达杰的妹夫，他踩着冰雕的血迹走进无人区，四年后被一颗子弹从右耳后射入，所有秘密随着天葬台的秃鹫飞散在1998年的风里。

藏地没有“超级英雄”这个词，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相信：有些人死后会化作山，化作湖，化作巡山队进无人区时车灯刺破的第一道黎明······

索南达杰是索加乡牧人的儿子。

1954年他生在莫曲村帐篷里，十七岁骑马翻过昆仑山去民族学院读书，毕业后本可以留在西宁当翻译、坐办公室，但他却回到了偏远的家乡。

他说，他忘不了那片草原，忘不了草原上生活着的人们，他是牧民的儿子，是草原的儿子。

回到治多县，索南达杰一开始在民族中学当老师。那时学校师资不足，他一个人教初中三个年级的藏语文、全校的体育课，还兼任初二年级的班主任。

每天夜里，他在烛光下批改作业，一本一本地改，常常改到后半夜。有一次学校组织学生到牙琼山采挖虫草，一个学生在山上突发急性阑尾炎，四周没有牧户，借不到马匹，索南达杰二话不说把学生背在身上，连夜走了近四十公里山路，一脚深一脚浅，把学生送到县医院。

放下学生时，他的棉衣已经被汗水湿透，在零下三十度的夜里冻成硬邦邦的冰壳。

1985年，索南达杰的妹妹从州民族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县上。那时，索南达杰已是县文教局长，掌管着分配大权，但他却把妹妹分到了离县城最远、条件最艰苦的索加乡当老师。

父母责备他，亲戚们埋怨他，妹妹哭着离开家时，索南达杰也哭了。

他说：“索加乡虽然艰苦，但那里是我们的家乡，那里的孩子们需要老师。你是文教局长的妹妹，你不去，谁去？”

这句话，妹妹记了一辈子。

1987年，组织上让索南达杰去索加乡当党委书记。

那是“天边的索加”，地处可可西里东端，交通闭塞，雪灾频发，牧民常常断粮。

索南达杰没有怨言，这一去就是五年。

有一回他骑马下乡，看见一位老阿妈趴在帐篷门口，饿得起不来身。他跳下马背，把自己的干粮全留给了老人，又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塞进她手里。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草原上，对着满天的星星流泪，他在心里发誓：“如果不把索加建设好，让索加的父老乡亲们过上像样的日子，我愧为索加的儿子，愧为一名共产党员。”

那年冬天，他带着几名乡干部，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实地勘测索加至沱沱河的冬季运输线。

七天七夜，不眠不休，他们用脚步丈量了一百四十多公里的路程，在风雪里垒起路线标记。这条路后来成了索加乡的生命线——从此，索加再也没有缺过冬粮。

1988年，索南达杰在《工作汇报》的手稿第一页写下了一句话：“保护和利用好自然资源，我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那时，可可西里的灾难还没有被世人看见。

二十年之后，这句话被刻进了可可西里保护区的纪念碑。

1992年，西部工委成立后，索南达杰最想拉入伙的人，是老朋友靳炎祖。

靳炎祖是他1976年相识的同事，两个人在治多县民族中学挤过同一间单身宿舍，屋里摆着两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两张床、一个火炉。

靳炎祖搬进来时屋子更挤了，索南达杰笑着说：“挤在一起更亲热啊！”

那时他们常一起打篮球、一起喝酒，索南达杰是康巴汉子，酒量大，靳炎祖也不差，喝多少也没有醉过。

后来靳炎祖调到龙羊峡水电四局，在小学当老师，工资高、福利好，一家人在一起，还能辅导两个孩子做功课。

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样的日子，谁舍得扔？

索南达杰跑到龙羊峡，坐在靳炎祖家的板凳上，苦苦恳求。

靳炎祖摇头，妻子更是坚决反对，几乎是撵着索南达杰“赶紧滚”。

索南达杰没有“滚”，他一把攥住靳炎祖的手腕子，说：“好兄弟啊，我可不是三顾茅庐的诸葛亮，我就是这一顾了。你一个大男人，总不能只过自己的小日子吧！”

就这一句话，靳炎祖瞅着妻儿的目光猛地扭了过来，他瞒着妻子，跟着索南达杰走进了可可西里。

后来许多年里，靳炎祖忘不了一个细节。

一次巡山，前方遭遇多名持枪盗猎分子，他坐在后排，索南达杰坐在副驾驶。他提出要和索南达杰交换座位，索南达杰一下火了，扭过头瞪着他，那双眼睛像是要把人烧穿：“难道我怕死吗？难道你的命就不是命？”

靳炎祖没再说话，他知道自己跟对了人。

1994年1月8日，三九第一天，可可西里进入了最冷酷的季节。

索南达杰从格尔木给妻子发了一封电报，只有四个字：“8号上去。”

他没有写归期，这是他的第十二次巡山，此行一共五人：索南达杰，秘书扎多，办公室主任靳炎祖，向导韩伟林，还有一名临时雇佣的卡车司机老马。

他们开着一辆破旧的北京吉普，租了一辆东风卡车，带的是借来的七七式手枪、一把冲锋枪、还有一把生锈了打不响的五四式手枪。

临行前他在同学寒梅家借了一顶帐篷、一袋二十个大饼，寒梅劝他不要去，他说：“我必须要去，我必须关注这个事情。”

1月9日，他们经过西大滩附近的岔道口，发现许多手扶拖拉机留下的痕迹。

循迹追到海丁诺尔湖边，他们发现一顶帐篷，一辆手扶，八个人，并从帐篷里搜出两支小口径步枪、三千发子弹，索南达杰没收了枪支弹药，责令他们马上离开。

1月10日，库赛湖南边，一个采金窝点。

他们又搜出两支小口径步枪、一支改装的半自动步枪、三千四百发子弹，索南达杰让盗猎者限期离开，只留下东风卡车和司机“听用”。

1月13日清晨，他们正要拔营出发，一阵手扶拖拉机的响声从沟口传来，截住一看，又是一个八人团伙。

他们收缴了小口径步枪一支、火枪一支、子弹二百发、毒药若干，还有一百六十张沙狐皮和二十余张狐狸皮。

索南达杰蹲在地上数那些皮子，手指划过狐狸背脊上尚未干透的血迹，什么话也没有说。

1月16日，巡山队在泉水河附近完成勘界任务，正准备回返。

秃鹫和乌鸦在远处的天空盘旋——那是藏羚羊遭受杀戮的现场。

索南达杰驱车赶到时，看见一只只被剥了皮的藏羚羊倒在血泊之中，残骸散落一地，嗜血的秃鹫正用利爪和尖喙撕扯啃食。

那一大片竖起来的藏羚羊头角，冷森森的，像是一片森林。索南达杰看着这残忍的景象，一双怒睁的大眼似要喷出血来。

他说：“追，一定要抓捕这伙盗猎分子！”

在茫茫无涯的可可西里追踪，唯一的线索是盗猎者留下的车辙，但那天狂风裹挟着风雪，追着追着，车辙就在风雪中消失了。

索南达杰气得猛踩一脚油门，又喷出一口浓重的白气：“这样穷凶极恶之徒，苍天也不会放过他们啊！”

苍天真的有眼。

就在他们沿河谷驶往格尔木时，与两个武装盗猎团伙狭路相逢。那是青海化隆人组成的团伙，一伙十二人，一伙八人，三辆东风卡车、四辆北京吉普，持有十一支小口径步枪、一杆自制火药枪、一万多发子弹。他们满载着两车约两千多张沾满鲜血的藏羚羊皮，正要开往格尔木交易。

索南达杰没有犹豫，他鸣枪示警，驾车紧追，一梭子弹打在逃窜车辆的后轮边上，溅起嘶啦啦的火舌。

第一伙盗猎者被迫停车，抱着脑袋在雪地上蹲成一排。

十几分钟，速战速决。

但是，更大的车队随后便开过来了。

他们佯装减速停车，待索南达杰逼近时，突然加速闯关，韩伟林对准驾驶室的玻璃连开三枪，东风大卡车一头栽在路边，司机大腿中枪，在驾驶室里“哎哟哎哟”地痛声叫唤。

索南达杰一边命人给他包扎伤口，一边把扎多悄悄叫到一边，低声叮嘱：“回去汇报，一定要说是我打的。”

扎多不解，那分明是韩伟林开的枪。

索南达杰解释：“老韩是老百姓，如果说是他打的，回去后恐遭盗猎分子报复。咱们是政府的人，没人敢找事。”

扎多这才明白，索南达杰从每一个细节上，都是先替老百姓着想。

截住这伙人后，索南达杰兴奋地搓着手说：“好，等咱们把这些家伙押送到格尔木，大伙儿就可以痛痛快快洗个热水澡了！”

他们有日子没洗澡了，可可西里干燥寒冷，几个人浑身痒得难受，夜里躺在睡袋里一片沙沙沙的抓挠声，谁都想洗个热水澡啊。

当时，被截住的这伙人里有一名盗猎者被子弹打断了股动脉，另一名患上了高原肺水肿，急需救治。索南达杰当即决定派扎多和司机才扎西开着吉普车，将两名伤者连夜送往格尔木。

临行前，他把自己的七七式手枪换给扎多——那把枪上膛快、轻巧好用——自己换上了扎多那把不好使的五四式。

他厉声警告那两名盗猎者老实点，否则他这个书记不做了也饶不了他们。

看着吉普车的尾灯消失在雪野里，他没有想到，这是他在世间最后一次可以活下来的机会。

1月16日傍晚，索南达杰率余部押解盗猎者的车队行至太阳湖南岸。他的卡车在半路爆胎，他让靳炎祖、韩伟林押着车队先行，开到太阳湖休整等他，自己留在后面慢慢修车。

那晚，零下四十摄氏度的太阳湖畔，靳炎祖和韩伟林把盗猎者的七辆车一字排开，西部工委的车夹在中间便于看守。

盗猎者们双手还铐着手铐，靳炎祖有些大意了，他打开其中几个的手铐，让他们下车生火烧水。

过了一阵子，见烧水的那几个人还没回来，靳炎祖过去察看，刚弯腰端起热水，身后窜出三个人，木棍砸在他后脑，又一棍扫在他膝窝。

靳炎祖被按倒在地，嘴里塞进破布，五花大绑，车里打盹的韩伟林不费吹灰之力也被制服。

盗猎者们没有立刻逃跑，他们把这十几辆车排成一道弧型，车头齐齐对准索南达杰将要来的方向，车灯全部熄灭，所有人都伏在暗处，手里握着枪。

他们在等他。

车修好后，索南达杰慢慢地向太阳湖驶来。

远远地，他就觉出了不对——太静了，没有一盏车灯，没有一丝人声。他掏出手枪，猫腰接近车队，就在离车队只剩几米时，十几道车灯骤然亮起，雪白的强光从弧型阵地直直刺入他的眼睛。

一名盗猎者打开吉普车灯，负责定位索南达杰。索南达杰朝那辆吉普车开了一枪，车灯熄灭，与此同时，十一支枪对着他的方向同时开火。

索南达杰就势卧倒，向枪口焰的方向还击。那把他换来的五四式手枪原本是坏的，谁都打不响，此刻竟一发一发吐出子弹。

一名盗猎者应声倒下，他借着车灯的光亮往卡车后面跑，想找遮蔽物，但整个人完全暴露在强光里，每一个移动都像靶场里的剪影。

一颗小口径步枪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腿，他拖着伤腿绕到卡车左侧继续射击，又一颗子弹撕开了他大腿与小腹之间的动脉，血瞬间灌满了黑色皮裤，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里迅速凝结。

他没有立刻倒下，而是拼尽最后一口气，挪到卡车后轮边，打光了枪膛里所有的子弹，换上一个新弹夹。

新弹夹没有打完。

枪声停了。

盗猎者们不敢走近查看索南达杰的死活，各自逃命去了，他们死了一人，伤了一人，但他们以为最大的绊脚石终于被踢开了。

靳炎祖与韩伟林在黑暗中挣扎数小时，用牙齿一点点咬开绳索，终于挣脱束缚，随后解救了才扎西。

三人爬出车辆，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望见队长跪立持枪的冰雕身躯，在月光下闪着悲壮的寒光。

他们强忍悲痛，由靳炎祖与韩伟林驾车连夜突围求援，留下才扎西看守现场与队长遗体。

途中车辆多次抛锚，两人徒步荒原，三天三夜滴水未进、粒米未食，靠意志力遇见运油车，这才获救报案。

治多县委立即组织以县公安局局长尕松尼（玛）为队长的救援队伍，联合林业公安、武警20余人，于1月20日紧急挺进太阳湖。

1月25日，救援队伍抵达现场，所有队员集体跪地恸哭。

英雄保持战斗姿态，怒目圆睁，右手紧握五四式手枪，左手拉着枪栓，身旁是弹壳与藏羚羊皮，在滴水成冰的高原上，早已被冻成了一尊不屈的冰雕。

他们小心翼翼将英雄遗体移出冰雪，用厚棉被包裹，轮流背负走出无人区。

1月30日，索南达杰“回到”了家乡治多。

这个只有两千多人的小县城，一千多人自发来参加追悼会，僧人们燃起酥油灯，为这位无神论者诵经送行。

他的遗体覆盖着党旗，武警战士为他守灵，遗体被政府恭送至寺院，以酥油火葬，这是只有高僧大德才能享有的仪式。

他12岁的儿子索南仁青没有被安排与父亲告别。

许多年后，仁青说：“我一直不相信父亲走了，想着他有一天会回来。”直到三十年后第一次看到父亲遗体的照片，他才终于相信。

那一年的2月14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一条消息——《为保护野生动物 县委副书记索南达杰英勇献身》。

他的骨灰撒在昆仑山上。

撒骨灰的地方立起一座碑，碑侧刻着“功盖昆仑”四个字。

曾有纪实节目再现过他与盗猎者对峙的场景，盗猎分子隔着车窗喊他：“索书记啊，索书记，咱们谈一谈嘛！”

索南达杰的回答像从冻土里崩出来的石头：“你杀了我那么多羊子，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盗猎分子还不死心：“索书记啊，现在你的人在我们手里，枪也在我们手里，你把皮子还给我们吧，把事情私了了，完了嘛。”

索南达杰一字一顿：“出去，我跟魔鬼不做交易！”

这是他的最后一句话。

在寻找索南达杰遗体的队伍中，就有他的妹夫扎巴多杰。

扎巴多杰那时是玉树州人大法制工委副主任，他有一个安稳的家，妻子白玛是索南达杰的妹妹，两个孩子还小，放学回家父亲会在门口接。

他去太阳湖接索南达杰的遗体，回来后三个月没有说话。

1995年5月，他主动申请调回治多县，重建西部工委，他对白玛说：“哥哥没有走完的路，我去走。”

白玛问他为什么要去，他说：“我之所以不在州里的办公室里坐着，跑到这要命的深山来，一方面是为了一种亲情，我要为索书记报仇，这个账我要记在所有盗猎分子身上；另一方面，我就不信中国没有环保，别人不做，我来做！”

白玛没有拦他。

她只是默默地跟着他，租用玉树州一栋破旧的平房，两年内第六次安了家。

从此，除了贫穷，她还要忍受漫长的孤独，丈夫几乎从不在家，也几乎不往家交钱——他的工资全填进了汽油桶和队员的伙食里。

扎巴多杰把巡山队取名“野牦牛队”。

他说，野牦牛是高原的保护神，温顺忠厚、吃苦耐劳，但是一旦侵犯了它，即使是一辆正在行驶的卡车，也会被它掀翻。

他希望他的反盗猎队伍就是这个样子，六十四名队员大多是退伍军人和待业青年，没有编制、没有固定经费、没有足够枪弹。

扎巴多杰把自己的工资按月垫进汽油桶里，不够就去赊账，油站老板看他天天来签字，摇头说扎书记，你赊的账比你工资还高了。

野牦牛队最苦的时候，十个月发不出工资。

队员扎江1995年9月10日入队，17岁，每月工资260元，这点钱在当年也不算体面，还经常被拖欠。

队员耐美才仁在五道梁保护站坚守时，美丽的妻子是保护站的义务厨师，岳母也常常给保护站送羊肉和馍馍，那是全队最羡慕的一对。

可再难，也没有人肯走。

他们追捕盗猎者，查缴藏羚羊皮，在平均海拔五千米的地方一次次与死神擦肩。

但是武器和装备的极度匮乏，始终压迫着他们。

保护区刚成立时，巡山队没有几支好枪。每次出发，每个队员腰间的枪套都是鼓鼓的，其实那里面塞满了石头，每次遇到盗猎分子，他们就靠拍这个枪套来镇住对方。

有时候这一招也不灵。

有一次，赵新录和队友们发现一个九人盗猎团伙，每人都有小口径步枪，而巡山队五个人只有一把枪。

在海拔五千米的地方，人因缺氧反应速度会变慢，他们采取突然袭击，先将团伙头目控制住，喝令其余的人缴械投降，等把枪缴过来一看，子弹全都上了膛，如果稍有疏忽，后果不堪设想。

1998年4月之前，在极度困顿中，有八名队员私下卖掉了缴获的藏羚羊皮，人均分得四千余元。

扎巴多杰发现后没有辩解，没有姑息，他追回每一分钱，对每个人处以等额罚款，那些队员含着眼泪交钱，但没有一个人离开队伍。

后来有记者问起这件事，扎巴多杰对着镜头沉默了很久。

纪录片《平衡》的导演彭辉端着摄像机等了很久，他终于开口：“我们是用死去的藏羚羊，换取活着的藏羚羊生存的机会。”

那语气里没有开脱，只有沉沉的痛。

可即便这样，队里还是穷。

后来，他们不得不做一件更违心的事，把缴获的赃物拿去卖，卖得的钱充当反盗猎的经费。

扎巴多杰对着镜头说：“这也是很违心的……”话到嘴边，他咽了半句。

那是1997年，盗猎者的羊绒在境外黑市上每公斤价值数万美金，而他的队员在零下四十度的荒原里啃冻成冰坨的馒头。

他必须在这荒谬的失衡中作出选择。

更让他自己无法饶恕的是另一件事。

有一次巡山，队伍在可可西里腹地被暴风雪困了十三天，汽油耗尽，粮食断绝，扎巴多杰独自走到山梁后，开了一枪。

他打了一只藏羚羊，不许任何人动手，自己剥皮、自己分肉。

他把最好的里脊分给病倒的队员，自己啃着没有肉星子的骨头。夜里队员们都睡了，他坐在篝火边，把羊角埋在雪里。

他记下了那个经纬度，后来他对着镜头说起这件事，声音低得像怕惊醒什么：“假如从法律上，各方面追究责任的话，就追究我个人，扎巴多杰就行了。”

1997年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获国务院批准，“索南达杰保护站”落成，是中国第一个民间自然保护站。

扎巴多杰带着全家赶到海拔四千六百米的站址，妻子白玛和孩子们穿上最好的藏袍，他亲手把国旗升上旗杆。

那天他难得笑了，对白玛说以后能轻松一点了，想带她和孩子去北京，看看天安门。

那年秋天，他真的去了北京，在北大演讲，向各界介绍可可西里的真实处境。

梁从诫先生主持的“自然之友”为他筹了四十多万元资金，他买回关于野生动物救护站和探矿的书，在返程火车上连夜翻看，用红笔划满页边。

然而，悲剧就在这时猝不及防地发生了。

1998年11月8日夜，扎巴多杰从北京回来不久，邻居听见他家传出争执声，随即是一声枪响。

白玛和孩子们跑出屋子，又一声枪响，当白玛折返回去时，扎巴多杰倒在血泊中，子弹从右耳后穿颅而过。

警察在现场发现两个弹孔，一枚弹头嵌在天花板，一枚已夺去他的生命，屋内遗留两枚七七式手枪弹壳。

官方调查结论是自杀。

白玛不说话，野牦牛队的队员们不说话。

藏传佛教徒不可以自杀，一个许诺带妻儿去北京、刚刚筹到四十万资金、正计划扩大救护站的男人，为什么要在自家的夜里扣下扳机？

大儿子普措才仁多年后低声说，曾有人出两百万买父亲的命，但他没有证据。

扎巴多杰的遗体很快被天葬了，骨血交付鹰鹫，世间再无一物可供查验。

当年跟拍扎巴多杰三年、在无人区与他同生共死的导演彭辉说：“如果他的牺牲能够唤醒更多人的环保意识，揭露政治官场上的一些弊端，那就永远成为一个谜吧。”

这是1998年。

距离索南达杰牺牲过去四年，距离野牦牛队最终解散还有两年。

白玛没有倒下。

她记得丈夫说过的那句话：“大儿子可以继续保护可可西里，二儿子不能去。”

她问他为什么，他说，可可西里太危险，两个儿子，总要活一个。可是2010年，她还是把二儿子秋培扎西送到了可可西里管理局。

“这是孩子的意思，我不拦。”白玛说。

大儿子普措才仁从学校毕业后没有去西宁的机关，早已回了可可西里，做了一名森林公安。

白玛老了，心脏病和慢性肠胃炎侵蚀着她五十七岁的肌体。

她说她是可可西里最不幸的女人，先后失去了哥哥和丈夫，又把两个健康的儿子都送进了那片要命的荒原。她拒绝任何高尚的评价，她说，这都是命。

2000年底，西部工委被撤销，“野牦牛队”不再被允许使用。

2001年3月，格尔木市检察院以涉嫌贪污罪拘留八名原野牦牛队队员——就是四年前被扎巴多杰罚过款的那八个人。

命运开了一个残忍的玩笑：他们与四名盗猎分子被关进了格尔木看守所的同一间号子。

这次相遇，不再是可可西里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而是同为阶下囚的无奈与不堪。

队员扎江清楚地记得，盗猎分子得知他们是“野牦牛队”队员后，一声不吭。

夜幕降临，一群陌生人突然将他们团团围住，二话不说，一阵拳打脚踢。

对方打累了，稍作休息又是一阵打骂。

次日晚间，拳脚依旧。

“说是挨打，简直就是散打，一群人对几个人的散打。”第三天他们才知，对方“老大”姓杨，是可可西里有名的盗猎者，后因盗猎藏羚羊被判刑二十年。

杨老大找他们“谈话”，开口要烟和吃的，没有，又是一阵拳打脚踢。

杨老大还喜欢拿他们做游戏：“他把我的双手放在地上，用脚拼命地踩，我越惨，他越高兴。”队员彬巴说，以前在可可西里这些人看见野牦牛队就跑，但在这逼仄的看守所，对方十七八个人，“只能忍”。

几个月后，彬巴被转到西川监狱服刑。

那里，他又遇到了“冤家对头”——一个来自内蒙古的盗猎者，正是野牦牛队五六年送进去的。

盗猎者见到他，眼前一亮，仔细打量确认后，跑到他的面前说：“你也有今天。”说完，死死盯着他，再也不说一句话。

此后每次见面，那人总是摇摇头后转身离开。

彬巴出狱后，在格尔木遇到一个大老板，大老板曾经也是可可西里的盗猎者，彬巴两次逮住过他，予以严惩。

大老板见到潦倒的彬巴，并没有报复，只是说了句“我们再遇到也是缘分”。

第二天，大老板托人给他送来两千元钱，让他买几件衣服穿。

彬巴说，这比打他一顿，更难受。

消息传出，曾经三上可可西里的记者陈国望写道：“英雄也是人，犯了错误，也正在为自己犯的错误负责。十个月发不出工资，还要在那样的环境下跟盗猎分子殊死战斗，那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八名队员后来被判缓刑。

没有人问过，那四年里他们追回的被盗猎羊皮总值数千万元，而他们欠油站的几千块赊账，到队伍解散也没还清。

解散之后，野牦牛队的大部分队员赋闲在家。

杨欣说，被辞退的队员只领到了几千元的补偿，有些人无法融入新的生活，找不到固定工作，借酒消愁，生活没有节制，至少又死了四个人，据他所知是病死的，而且都很年轻。

队员耐美才仁是现在最苦的一个。在治多县，他与一个姐姐相依为命，因为不是城镇户口，屡次招工都未能安排上工作，他在可可西里五道梁结识的妻子也离他而去。

扎江的女友在半年前跟他分手，“我没有钱，全身又是在可可西里落下的病，不能强求人家。”

扎江1995年进入野牦牛队，2009年又回到可可西里管理局不冻泉保护站，每个月工资1600元。

老队员谢周离开可可西里后开了一个歌舞厅，生意红火，后来又做起了建筑老板。

他说：“整整干了九年，就啥也没有得到，最年轻力壮的时候留给了可可西里，有点可惜，浪费了青春。我得到的就是一生当中好多的朋友，再没啥。”

公保扎西成立了“治多县野牦牛队促进会”，搜集和宣传当年的事迹。

偶尔，老队员们会聚在一起，作为聚会的保留环节，彭辉的纪录片《平衡》会再次播放，画面映射到每个人的脸上，一群四十多岁的爷们凑在一起，泪流满面。

索南达杰当年缴获的一千八百多张藏羚羊皮，现在安静地躺在博物馆展柜里，玻璃映着参观者模糊的面容。

2011年，杀害索南达杰的六名盗猎者在公安追捕压力下投案自首，2020年9月14日，又一名潜逃26年的凶手落网。

现如今，藏羚羊数量从不足两万只恢复到七万余只，保护等级从“濒危”调整为“近危”，可可西里成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最偏远的保护站也已接入5G网络，巡护员可以在手机上实时上传监测数据。

昆仑山口那座索南达杰纪念碑，是民间出资修建的。

过路的人常常停车，在碑前放一瓶水、一条哈达，或者一包兰州烟。

扎巴多杰至今没有一座公开的纪念碑。

当年的好友寒梅医生奔走呼吁多年，只想让治多县给他立一块石头，哪怕是块石头呢，可是县里说没有这笔预算。

寒梅医生说，我自费。

但是到现在也没有下文。

其实他们不需要石头。

三十一年的风雪早已把两副血肉之躯化进了可可西里的每一寸冻土——每当藏羚羊越过青藏公路，车灯在暮色中连成一线；每当巡山队员的车辙印上新月般的沙丘，年轻的脸映在结了冰的车窗上；每当又一批志愿者在索南达杰保护站举起右手——他们就在那里。

索南达杰保持着半跪举枪的姿势，枪口朝向他没能追完的方向；扎巴多杰还是坐在篝火边，一针一线补着刮破的帆布帐篷。

他们像两棵倒下的树，躯干腐烂成泥，种子却在高原的风里飞了很久，如今那些种子已经长成一片无声的森林，而森林是没有碑的。

藏地没有“超级英雄”这个词，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相信：有些人死后会化作山，化作湖，化作巡山队进无人区时车灯刺破的第一道黎明。

多杰就是这种人。

索南达杰是。

扎巴多杰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