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正月,开封城头的风跟刀子似的,朱由检裹紧龙袍往下看,逃难的百姓跟蚂蚁搬家似的,拖家带口往南挪。
有个老汉背着半袋糠,走两步就喘,突然腿一软栽地上,后面的人连停都没停,踩着他的衣角过去了。
这场景看得他心里发慌,可他咋也想不明白,祖宗朱元璋当年打下的江山,咋就成了这副模样?王朝垮台从来不是一夜间的事,就像这民心,是一点点从热乎变冰凉的。
大明朝的民心温度计,是咋从洪武年间的高热,降到崇祯那会儿的冰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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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那阵子民心为啥那么热
朱元璋刚坐天下那会儿,那民心热得跟三伏天似的,他自己是要饭出身,太知道百姓苦了。
他在南京城外盖了养济院,专门收那些没儿没女的老人、残疾人,每天两升米管够,冬天还发棉衣。
有回他微服私访,看见养济院里有个瞎眼老太正跟人唠嗑,说“活了六十年,头回冬天不冻脚”,老朱当场眼圈就红了。
不光是照顾穷人,老朱还整了个特敢想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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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诰》里写着呢,老百姓要是觉得当官的欺负人,直接能把他绑了送京城来,路上关卡还得给免费饭吃。
松江府有个小吏,收税时多要了百姓两斗米,被村里的王老汉捆着就往南京送,半道上驿站的人还真管了饭。
这事儿传开后,老百姓都说“这朱皇帝,是咱自己人”,本来以为这种好光景能传个百八十年,后来发现这制度跟新鞋似的,穿久了就磨得没样了。
就说养济院吧,到永乐年间,米袋子就开始掺沙子了,冬天的棉衣也从棉袄变成了单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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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这东西,就跟种地似的,得天天浇水施肥,光靠开国那点热乎气,根本撑不了多久。
民心是怎么凉透的
朱元璋死后没多少年,朝廷就开始变味儿了,万历年间,为了打辽东的仗,皇帝一拍脑袋加了“辽饷”,每亩地多收九厘银。
别瞅这九厘不多,北方农户一家也就几亩薄田,一年到头收的粮食刚够糊口,凭空多这笔钱,等于把人往绝路上逼。
山东有个叫王象春的文人,在《齐音》里写,那时候老百姓见了官跟见了狼似的,躲着走,“官民互害”成了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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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崇祯手里,这税就跟滚雪球似的,剿饷、练饷一层叠一层,有个叫吕维祺的官员,给皇帝上奏折哭着说“民力已竭”,老百姓把能卖的都卖了,最后只能卖孩子。
河北定兴县有个叫张旺的农民,为了交饷银,把闺女卖给人当童养媳,自己跟老婆喝农药死了。
更恶心的是中间那些贪官污吏,朝廷收一两银子,经过州府、县衙层层扒皮,到百姓头上可能就得交三两。
这叫“火耗”,美其名曰“办公经费”,其实就是中饱私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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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好的政策,要是执行的人全是蛀虫,到最后也得变味儿。
老百姓心里的账算得门儿清:皇帝在北京说的再好,到咱这儿,实惠一点没见着,搜刮倒是一天比一天狠。
民心凉透了,就该出乱子了,李自成在河南喊出“均田免赋”,《豫变纪略》里写,当时河南人都说“宁死于闯,勿死于官”。
跟着李自成说不定还能活,留在原地被官府折腾,肯定是死,杞县一个县,短短一个月就有三万多人投奔起义军,都是拖家带口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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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军队都靠不住了,松锦大战后,陕西的边兵半年没发军饷,夜里直接把总兵官的衙门给砸了,抢了银子就跑。
良乡兵变更离谱,士兵里有一半是农民出身,他们说“咱在家被官逼,当兵还被官逼,不如反了算了”。
其实不光明朝这样,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唐末的黄巢,都是老百姓活不下去才反的。
人最基本的需求是吃饭穿衣,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说的就是这个,饭都吃不饱,还跟你谈什么忠君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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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说“民心即天命”,天命这东西,说白了就是老百姓用脚投票。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打到北京城下,太监王之心还在勒索富商,说“皇帝都快没了,不捞一把啥时候捞”。
守城的士兵干脆打开城门,老百姓站在街边看李自成的军队进城,跟看热闹似的,这时候朱由检才明白,他坐在龙椅上,早就成了孤家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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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山上那棵歪脖树,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是整个王朝民心散尽的终点站。
回头看看明朝这三百年,从朱元璋那会儿民心热乎,到万历税改开始变凉,再到崇祯年间彻底冻僵,其实就三个阶段:先是制度慢慢磨坏了,然后老百姓对朝廷彻底失去信任,最后干脆集体“背叛”。
民心这东西,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你得时时刻刻盯着,稍微松懈一点,它就凉了,不管啥制度,要是老让老百姓失望,最后肯定得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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