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学典籍中,《汉书》无疑是一座巍峨的丰碑。然而,鲜有人知的是,这座丰碑的最后一块基石,是由一位女性亲手砌上的——她就是东汉时期的班昭,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明确记载的女史学家。她的故事,不仅是一段学术传奇,更是一场在男权社会中以智慧与坚韧突围的“奇幻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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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昭(约公元45年-约120年),字惠班,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出身于赫赫有名的班氏家族。父亲班彪是东汉初年著名学者,兄长班固、班超更是名垂青史——班固著《汉书》,班超投笔从戎、经营西域三十余年。在这样一个“满门皆才子”的家庭中,班昭自幼耳濡目染,饱读诗书,精通经史、天文、算术,尤擅文辞。《后汉书》称她“博学高才”,绝非虚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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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正将班昭推上历史舞台中央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公元92年,其兄班固因卷入外戚窦宪的政治风波而下狱身亡,此时《汉书》尚未完成,仅剩八表及《天文志》未竟。这部倾注了班氏父子两代人心血的巨著,眼看就要功亏一篑。就在此时,汉和帝下诏,命班昭入东观藏书阁,续成《汉书》。要知道,东观是皇家图书馆兼国家修史机构,向来是男性儒臣的专属领地。一位女子被召入其中主持修史,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破天荒之举。
班昭没有辜负这份信任。她不仅补写了《汉书》中的《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等八表,还完成了技术难度极高的《天文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天文志》涉及大量星象观测与历法推演,需深厚的数学与天文学功底。班昭能胜任此任,足见其学识之广博远超常人想象。更令人惊叹的是,她所补写的部分,风格与班固原文浑然一体,后世学者几乎无法分辨哪些出自兄手、哪些出自妹笔。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盛赞:“班昭续成父兄之志,文采斐然,无愧前哲。”
但班昭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她不仅是《汉书》的“接棒者”,更是其最早的权威阐释者。由于《汉书》体例严谨、用典繁复,当时许多学者难以读懂。汉和帝便命班昭在宫中为诸儒讲授《汉书》,连当朝大儒马融都曾“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可以说,若无班昭的讲解与传播,《汉书》很可能在初期就因艰深晦涩而束之高阁,难以为后世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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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说班昭是“史界的段子手”或许有些夸张,但她的文字确实不乏生动与温度。在《女诫》之外,她在史学写作中亦展现出细腻的观察力。例如在记述西汉宫廷生活时,她对女性角色的描写更为具体,对后妃、公主的命运多有同情之笔,这在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传统史书中实属罕见。这种隐含的性别视角,虽未颠覆史书体例,却悄然为冰冷的历史注入了一丝人性的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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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称道的是,班昭并未止步于史学。她晚年所著《女诫》七篇,虽在后世被曲解为束缚女性的教条,但在东汉语境下,实则是她试图通过规范贵族女性行为,为其争取教育与社会参与空间的一种策略。她本人正是“女子有才便是德”的活生生证明——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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