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柬泰冲突，重在人和

翟崑

2月10日，中国农历小年，北京寒气未消，但年味渐浓，奔向寓意吉祥、生机勃发的马年。当天，我有幸参加了外交学院在京举办的一场低调而重要的二轨对话会，主题是“中柬泰二轨对话会议：落实抚仙会晤共识，推进柬泰重建和平”。

自2025年7月柬泰双边冲突爆发后，中国为推进双方解决冲突，始终秉持亚洲安全模式，可持续、不间断且扎实地开展了大量协调工作。从高层沟通、特使穿梭，到提供对话平台，中国的斡旋为局势降温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最近一次关键努力是2025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外长王毅邀请柬泰两国外长和军队部门负责人举行抚仙湖会晤，就巩固停火局面、恢复正常交往、重建政治互信、推动双边关系改善、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达成共识。

本次中柬泰二轨会议得天时、地利、人和。“地利”自不必说，三方学者能在北京聚首，本身就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外交姿态。北京作为中立、友好的对话地点，为坦诚交流提供了第三方冷静空间。近年来，中国在面对全球冲突问题上，态度越来越积极，行动越来越主动，在北京等多地举办过多次冲突协调的一轨外交和二轨外交，北京作为国际冲突协调中心的作用日益突出。

就“天时”而言，当前柬泰之间正处于和平进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关键节点。抚仙湖会晤虽然按下了冲突的“减压阀”，18名被扣的柬埔寨士兵顺利回国，中国对柬泰两国边民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运抵。但是，和平的基础依然脆弱。2月9日，泰国大选初步计票结果显示，选举策略诉诸民族主义的自豪泰党成为国会下议院第一大党。阿努廷誓言要在泰国与柬埔寨的边境修建隔离墙，加强军队建设。柬埔寨方面称，仍有近9万名难民因泰国军队在“被占领的柬领土上非法设置路障及进行道路施工”无法返乡。

如果把柬泰冲突放在更大的时空背景下，力促双方落实抚仙共识更具意义。自1991年冷战结束以来，东南亚国家间的冲突降到最低点，保持了长时段和平，开启建立东盟安全共同体进程，成为全球和平发展的榜样。但是，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冲突成潮，柬埔寨和泰国卷入其中，撼动的是后冷战时代的和平基石。

2026年是“转机”还是“危机”，取决于柬泰双方能否在释放民族主义情绪与维护地区稳定大局之间把握分寸，抓住时机迎难而上，创造和平窗口期。如果错过时机，和平进程就有可能迟滞甚至倒退。
天时也好，地利也好，真正接触交流的是人，是人和。根据我的现场观察，人和是本次二轨对话会的主要成果。

首先，二轨聚合。本次二轨会是三国智库和学者唱主角。二轨外交可以协助一轨官方渠道，在沟通交流、缓和气氛、分享信息、建立信任、提出方案、协商辩论乃至形成共识等方面，扮演重要的探路者和黏合剂角色。事实上，在冷战后的亚太地区，二轨外交已日益成熟，从经济合作到安全构建等诸多领域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三方倡和。人在面对危机和冲突时的心态非常重要。情绪价值是个好东西，但过度的情绪宣泄无助于解决问题。自柬泰冲突后，两国关系僵硬，中国学者与柬泰两国学者的交流突然进入非舒适区。这是因为，过去三十多年，三国之间谈交流合作多，处理冲突分歧少。冲突爆发后，柬埔寨和泰国都把中国当作老大哥、好朋友，认为中国可以一碗水端平，能发挥建设性作用。各种情绪，非常微妙。

2025年底，我曾访问柬埔寨，并与柬泰双方都有交流。总体感觉是两国对立情绪非常深，在学者层面也是如此。我记得柬埔寨一位权威学术机构的领导人，在一场智库对话后做总结发言谈及边境冲突时，难掩激昂、长篇大论、据理力争，导致会议延时。延时事小，其背后是柬泰两国民族和文化冲突被重新激活。因此，中方小心维护三方关系，不偏不倚，实属不易。

在2月10日北京的会议现场，柬埔寨和泰国的学者们不再纠结于情绪化的指责，而是回归理性专业视野，紧扣抚仙共识谈看法、谈方案、谈落实。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事态发展，学者们理应保持客观理性，回到“有话好好说”的轨道上来；另一方面，这也体现了对主办方的尊重，以及对中方长期以来秉持公正、促谈劝和所积累的信赖。

再次，与世界和解。平心而论，一场二轨对话会很难毕其功于一役，但其最大的成果，莫过于三方在讨论中塑造了一种更为积极、冷静、和解的心态。当今世界，风险与冲突的交织已成为国际格局演变的核心特征。面对这一现实，国家政策的演进应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塑造——与风险共存、以适应性方式治理冲突。与世界和解，正在成为新范式。

具体而言：第一，高风险成为全球治理的新常态。从地缘摩擦到公共卫生危机，从气候变化到经济金融波动，风险无处不在，无一国家能独善其身。第二，国家间冲突的增加正在成为国际关系的新常态。在利益碎片化与民族主义回归的今天，承认并有效管控冲突，比简单回避更具现实主义的智慧。第三，培育与风险和冲突共存，走向和解的积极心态至关重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这种稳健从容的适应性心态是全球共需的治理能力。

本次中柬泰二轨对话会的举办说明，中国的国际问题学者、区域国别学学者可以在官方渠道之外，为柬泰缓解紧张、积累互信、试探解决方案创造宝贵空间，为“亚洲安全模式”的落地生根发挥作用。中国学者从观察者到建设者角色的进阶，需要做好两件事。

第一，我们的研究须直面“最难啃的骨头”。柬泰冲突这种交织着历史经纬、领土主权与民族情绪的复杂命题，正是检验学科含金量的试金石。区域国别学研究理应着眼于最实际、最尖锐的现实困境，解答真问题，才能产生真正的穿透力，为政策方案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知识支撑。

‍第二，人才培养亟待跨界与融合，锻造具备“上桌”实战能力的新一代学者。在对话现场，能有效与各方学者沟通、提出建设性方案的，往往是既深谙对象国历史文化和政治生态，又通晓国际关系理论与冲突斡旋技巧的专家。未来的国际化人才培养应有意识地将国际政治、谈判学、国际法等冲突管理知识系统性地融入，培养能理解复杂情境、参与专业对话、贡献可行思路的新人。（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生杨珂萱对此文也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