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食——从攫取满蒙到分离华北（28）昭和动荡·准战时体制

“二·二六”事件后，日本政治实际已经演变为军人政治。从此，政府必须按照军部的国防方针来决定国家的政策大纲和外交方针。以军事战略压倒一切的“石原主义”已经成为现实，日本被拉入了战争的轨道。

1936年3月9日成立的广田弘毅内阁，在组阁过程中就受到军部的强力干预，成立后即成为军部的傀儡政府。充分表明广田弘毅内阁这种政治地位的是《帝国国防方针》第三次修订。当时，以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石原莞尔为中心的陆军拟定了《国防政策大纲》，这个文件充分体现了“石原主义”的战略设想。其中主张“首先倾注全力迫使苏联屈服”的“以苏为主敌论”，“在消除北方威胁之后，再以实力积极推行我国对南洋及中国之国策”，并且准备最后“对美国进行大决战”。这实际是一种“先北后南论”的军事战略。而海军则拟定了《国策纲要》，主张“确保帝国在大陆地位之同时，向南方发展”，把美国列为主要假想敌国，提出了与陆军“南守北进论”相对立的“北守南进论”。

广田弘毅（1878—1948年）

陆海军相互对立的主张，使得广田内阁的内外政策出现了同样的对立。广田内阁8月7日在五相会议上通过了《国策基准》，并在同日通过了《帝国外交方针》。在《国策基准》中，把陆军的“北进论”和海军的“南进论”同时作为正式国策加以确认，提出“外交和国防相互配合，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之地位之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而在《帝国外交方针》中，又把“粉碎苏联侵犯东亚的企图，特别是要消除军备上的威胁，阻止赤化的发展”作为当前的“外交政策的重点”。这表明陆海军围绕着新的国防方针的修订出现了对立。而广田内阁根本没有能力统一陆海军的意见，只得将这种对立原封不动地反应到内政外交政策中。广田内阁兼容陆海军的意见，制定出南北并进的政策，不仅是政治上对陆海军的妥协，而且意味着必须承担起同时扩充陆海军，完成“以美国、俄国为主要目标，并防备中国、英国”的用兵备战计划，承担起庞大的军事预算。这充分表明广田内阁的亲军部性，而后出现的马场财政就是这种亲军部政治的必然产物。

当时担任广田内阁藏相的是马场瑛一。马场瑛一原为日本劝业银行的总裁，对财政是个内行。但他对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很敏感，他清楚地意识到这时已经难以抑制军部的扩军要求了，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准备不加改变地接受军部的扩军要求。马场一登台就着手全面改变财政政策，将高桥是清的紧缩财政改为膨胀财政，实行军事通货膨胀。高桥财政为平衡财政预算，主要靠发行公债，而马场财政为了满足军部的扩军要求，为平衡大幅度增加的财政预算，则主要靠实行通货膨胀、提高税收的政策。马场财政放弃了高桥财政的低税收政策，断然实行税制改革，大幅度增加税收，以增加财政收入。马场编制的1937年财政预算，在1936年11月通过审议。这是一个包容了陆、海军大规模扩军计划的总额达30.4亿日元的庞大预算。1937年的财政预算较1936年的预算增加了7亿多日元，预算中包括了陆军扩军计划的一部分及海军建造大和号、武藏号两艘超级战列舰在内的总额达7.7亿日元的第三次扩军补充计划。这次预算仅军费支出就有14.1亿日元，占总预算额的43.1％。马场财政的这种扩军经济给产业界以很大的冲击，但它满足了军部的要求，被称为亲军部财政。

军费开支的增加，使日本的工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与军事领域密切相关的钢铁、煤炭、机械制造、造船、重化学工业等发展迅速，设备投资、生产规模急剧扩大。在大幅度增加工业设备投资的同时，为了应付即将爆发的战争，又大量进口、储备了各种战略物资和工业原材料，日本的国际贸易出现严重赤字，只得靠回收海外投资来维持外汇平衡。而此时的日本经济已经难以用常规方法来维持操作。实际上这时的日本经济已经进入准战时体制。

然而，扩充军备仅仅是军部要求的第一步。军部进一步要求的，是在日本建立起符合总体战设想的完备的战争体制，这就需要以战争的原则对国家进行全面改造。所谓“石原构想”便是在这种形势下军部按战争需要改造国家设想的展开。

石原莞尔是日本陆军的谋略家，有一套系统化的战争理论，他的战争理论观即所谓“石原主义”，对日本陆军影响极大。他担任过关东军参谋，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1935年夏天，他从中国东北回到参谋本部开始担任作战课长。不久又从作战课转到新设立的战争指导课任课长。1937年3月晋升少将，并开始担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1935—1937年间，石原在日本陆军中央身居要职，负责战略方针、作战计划的拟定以及指导战争等重要任务，“石原构想”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石原莞尔（1889—1949年）

“石原构想”是以对苏作战为背景提出。石原在担任作战课长期间，曾具体考察过对苏备战的情况，通过日苏两军实力对比得出结论：日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机械化水平上都明显处于劣势，而两军的真正差距是在实力上。所以石原认为：仅靠增加军费开支已不足以克服两军差距，必须全面扩大军需产业的规模，加强作为军需工业基础的产业建设，特别是重化学和钢铁、机械工业的建设。石原从这种认识出发提出了一个发展构想，即：要在1941年以前完成对苏作战准备，兵力要达到苏军的八成。为此，重点要扩大生产规模，充实经济实力，并且要在日本-满洲-华北这样一个日本实际控制的经济圈内完成经济和政治改造计划。石原的构想充分体现了“石原主义”的军事战争观点，即战争是经济实力的较量，必须实现以战养战。

为使“石原构想”能够具体实施，石原启用了原满铁经济调查会的宫崎正义，成立了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负责制定具体的实施发展计划。而后这个研究会提出一个题为《一九三七年起五年内帝国岁出岁入计划》(附紧急实施国策大纲)的文件。这个文件主要包括经济发展计划和政治机构改革方案两个方面。经济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在五年内将以军需工业为中心的整个生产规模至少提高两倍，主要包括：兵器工业、飞机工业、汽车工业、机床工业、钢铁工业、液体燃料工业、煤炭工业、通用机械工业、制铝工业、制镁工业、造船工业、电力事业、铁路车辆工业，共十三个方面。具体指标为：

• 汽车要从现产量的3.7万台提高到10万台。
• 钢材要从480万吨提高到1,300万吨。
• 飞机、军用汽车分别要达到1万架、10万台。
• 机床30万台。
• 钢1,000万吨，生铁1,150万吨。
• 汽油330万/千公升，酒精50万/千公升，苯20万/千公升，重油235万/千公升。
• 煤炭1.1亿吨。
• 铝10万吨，镁9,000吨。
• 造船93万吨。

此外对兵器工业、电力工业、铁路车辆工业等也规定了具体的指标。这一计划的资金、重点确定为：

1. 投资总额为25.8亿日元，其中13.9亿日元为开发工矿。
2. 工矿业除钢铁、煤炭、石油(抚顺页岩炼油等)、电力外，主要是增强兵器、飞机、汽车等军事工业体系。
3. 对满洲各项资源进行统制，以保证建设重点。
4. 吸收私人(日本人)投资。

同时提出了相应的国家机构改革计划，主要是将伪满洲国的行政制度移植到日本国内，废除内阁制，创立国务院，仅以少数国务大臣掌握国家权力，各省(部)设长官受命于国务大臣。进而，宫崎正义还分别制定出有关日本国内与伪满洲国的具体发展计划。关于伪满的计划则作为五年开发计划，从1937年开始交由伪满政府和关东军开始实施。而关于日本国内的计划，则经参谋本部修改提交给陆军省，陆军省将其总结为《重要产业五年计划纲要》，交付内阁要求实施。宫崎计划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将产业发展圈从日本国内扩大到日本-满洲-华北的范围，这种扩张的经济圈是典型的“石原构想”。此外就是强化统治经济，对物资分配、生产管理、金融控制都实行强制的战时经济统治。

“石原构想”实际是一种发动大规模近代战争的总体战体制的设想，这种总体战设想强调以高度完备的军事工业为战争的基础，并且要将军事置于最高位置，以军事统治经济，以军事统治政治，以军事统治整个国家。“石原构想”的酝酿与展开，进一步标志着日本已经进入准战时体制。

日本海军大和级战列舰首舰·大和号

与此同时，日本在国际上建立了与德国法西斯势力的联盟。早在1933年退出国联后，日本就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的境地。为摆脱外交上的被动，减缓来自苏联的军事压力，防止共产主义运动的扩大，从1935年5月起，参谋本部就通过驻德武官大岛浩与纳粹德国外长级的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开始了关于日德结盟的秘密谈判。这种决定日本外交根本取向的重大谈判，开始时竟然越过了外务省，由参谋本部遥控驻外武官进行。这一方面再次暴露了军部对外交的干涉，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日本法西斯势力的进一步强化。日德谈判直到进入制定条约具体内容时才移交到外务省，走上正式外交谈判的轨道。1936年11月25日，日德双方共同签署了《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

大岛浩(左)、里宾特洛甫(右)

协定的表面内容是防止共产国际的蔓延与扩散，但是在秘密条款中则明确了以苏联为共同指向的内容，即日德双方一旦有一方与苏联发生战争，另一方不得采取有利于苏联的行动。而且，非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都不得与苏联缔结政治性的条约。条约签订后，尽管日本外务省曾声明，该条约的缔结并不意味着形成“特殊的国际集团”。然而日德协定的签订，实际上意味着日本已经与德国法西斯结成了国际联盟，况且德国在此之前已经与意大利结成了“柏林-罗马”轴心。至此，日本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外交上都已完成法西斯化而进入了准战时体制。

(本系列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