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邓稼先临终嘱妻：来世仍做3个无悔选择

1964年10月16日下午，戈壁深处的罗布泊上空，一团巨大的蘑菇云缓缓升起。那一刻，全国欢腾，广播里播报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普通人只听见锣鼓鞭炮，远离人群的实验场里，却有几个人只是默默对视了一眼，又低下头去做记录。没有人鼓掌，连“成功了”三个字都说得很轻。距离北京几千公里之外，有人已经悄悄为后来的牺牲埋下伏笔，这个人，就是当时谁都不知道名字的“九院同志”——邓稼先。

这场在历史教科书里只占几行字的成功，背后横跨近三十年。从1958年接到任务，到1986年病逝，时间正好划出一条清晰的弧线。弧线的一头，是34岁的青年科学家，西装笔挺，刚从普渡大学拿着核物理博士回国；另一头，是被病痛折磨、却仍然惦记试验方案、工作安排的病床老人。两头看似遥远，其实被同一个选择紧紧绑在一起——把命系在“核武器事业”上。

有意思的是，邓稼先这条人生轨迹，并不是从一张庄严的任命书开始，而是从一个普通家庭的夜晚起步。

那是1958年秋天的某个晚上，北京的风已经带着凉意。许鹿希看着刚满34岁的丈夫，脸上不再是实验室里那种轻松的笑意，而是带着一种下定决心后的笃定。邓稼先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开口：“家里，以后我就顾不上了。”这句话说得不重，却像一把刀，把他往后的日子一刀切成了两半——一边是家，一边是国家，他只允许自己选择一边。

他没有说明任务的内容，只说是“很重要的工作”。许鹿希追问，他摆摆手：“不方便说，总之，是值得干的事。”试想一下，那时的许鹿希不过刚三十出头，家中老人、孩子都在，丈夫突然说要彻底“从家里消失”，换做任何一个人，心里都会打鼓。她只是顿了顿，最后回了一句：“去吧，我支持你。”这句看似平淡的话，实际已经决定了她后面二十八年的命运。

自此之后，九院的名单里多了一个关键人物，北京的普通居民名册上却仿佛少了一个人。

一、从“普渡博士”到“九院同志”

名单最后停在了“邓稼先”三个字上。这个名字在学术界已经小有名气：1948年获美国普渡大学核物理博士，回国后在中科院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已八年，论专业水平，足以担当重任。更难得的是，这个人性格低调，不爱张扬，平日里说话慢条斯理，看着就不像会对外多嘴的人。

从那之后，他在公开资料里“消失”，成为许多材料中只有代号、没有姓名的“同志”。对很多老同事来说，他像是突然被风卷进了大漠，几十年不见踪影。

工作环境谈不上舒适。核武器理论推演和试验设计，大量繁杂计算只能靠人手和简陋设备完成。办公室里，成摞的资料堆得比人还高；戈壁滩上，风沙能把人的眉毛和头发染成灰色。那时的生活很朴素，甚至可以说近乎“苦行僧”：一年中有大半时间不是在试验场，就是在赶往试验场的路上。

邓稼先习惯把复杂问题写满一黑板，再一条条推演；到了野外，他又成了奔波在阵地之间的指挥者。理论和实战，在他身上交织在一起。他不是坐在后方的“纸上谈兵者”，很多关键环节，他都坚持在现场。

1964年原子弹成功试验、1967年氢弹成功试验，中国在极短时间内跨过了世界公认的技术门槛。外界只能看到结果，具体过程被层层保密，连参与其中的绝大多数人，也只知道自己那一小块任务。邓稼先明白，这是一条几乎没有回头路的道路。

二、氢弹坠地与隐形伤口

1979年的那次意外，后来被很多人称作“邓稼先抱氢弹”的一幕，确实令人心惊。

那是一次氢弹空投试验。按照设计，氢弹从飞机上投下后，降落伞应按程序打开，使其在预定高度、预定区域内完成试验。伞未如期张开，装有极为复杂构造和大量核材料的弹体，从高空直接摔向地面。虽然没有发生核爆炸，但现场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弹体损伤情况如何？内部结构是否受到破坏？核材料是否有泄漏？这些都急需确认。

就在众人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时，邓稼先做了一个几乎没人愿意做的决定。他只留下了一句话：“你们不要去，这是我做的，我知道怎么处理。我一个人去。”说完，转身向事故区域走去。

在核武器试验领域工作了那么多年，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其中风险。现代核武器在设计上有多重安全措施，不会因简单撞击就发生核爆，可裂变材料本身的放射性、构件破损带来的散落，仍旧绝非小事。那一刻，他等于主动把自己暴露在最危险的环境中。

等到他把检查情况搞清楚，问题上报，现场处置完毕，这颗“摔裂了的氢弹”总算没有变成更大的灾难。但那短短一段接触，对身体造成的影响，却是无形而深刻的。

回到北京后，许鹿希从别人口中得知“抱氢弹”的事情，几乎当场就急哭了，拉着他直奔医院。检查结果非常刺眼：各项指标紊乱，尿液中检测出放射性物质，白细胞染色体出现严重损伤。医生的脸色很沉，说话时也格外慎重。

这已经不是普通疾病的预兆，而是长年辐射侵袭后的警告信号。可邓稼先在短暂配合检查后，又回到了九院，又上了试验场。没有正式的“休养期”，也没有过多的“防护补偿”，对他来说，“工作还没完”似乎永远排在第一位。

多年以后，当病因逐渐明朗，人们再回过头来看，1979年这一次高强度附加暴露，对已经积累了较多辐射负担的身体，几乎是压垮平衡的关键一击。遗憾的是，这种伤口看不见摸不着，只能在时间里一点点显形。

三、“你怎么现在才来”：病房里的攻坚战

1985年7月，四川绵阳天气炎热。邓稼先从九院出发，按要求赶往北京，参加一次重要的高技术会议。对外界而言，他只是一位“研究院的领导同志”，真实身份仍然隐秘。

难得回到北京家中，许鹿希第一句话就是问身体情况。邓稼先想了想，说肝脏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最近大便困难，有时疼得坐不住。许鹿希心里“咯噔”一下，立刻坚持要他去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检查。

他原本打算简单看一下，顺便拿点药就去开会。没想到检查结果出来后，值班医生严肃地看着他：“你怎么现在才来？”这句话没有客套，像当头一棒，把多年来一直被他“往后拖”的健康问题一下子推到了台前。

九院按规定也会组织职工体检，但每次体检，他要么在罗布泊，要么在其他试验基地，奔波在各条战线上，很少有机会“正常排队”。“忙得喘不过气”，这不是夸张，而是常态。

这一次，肝脏反倒没出大问题，直肠却出了大麻烦。确诊结果很快摆在桌上——恶性直肠癌。消息传出去，牵动了不少人的心。

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早前见到他，就觉得不对劲：“你瘦了不少，气色也不好。”在邓稼先一再说“没事”的时候，张爱萍并没有当成客套，而是直接联系301医院安排检查。确诊后，张爱萍特地叮嘱医院：“马上安排住院，专门组建治疗小组，把这台手术当成攻坚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985年8月10日，301医院为邓稼先进行了直肠癌切除手术。那天大早，张爱萍赶到医院，与九院相关负责人一起，在手术室外默默守候。他对眼含泪水的许鹿希反复说：“邓稼先同志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保护他的生命健康，是我们的责任。”

不得不说，当时医疗力量已尽力而为，但现实并没有给太多回旋余地。术后复查显示，肿瘤细胞已有全身转移趋势，预后不佳。北京医科大学的一位老校长听闻病情后，握着许鹿希的手，沉痛地说：“在核辐射和癌细胞两面夹攻下，他这个病很难。”

对邓稼先来说，病床并没有让他“闲下来”，反而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办公室”。理智上，他明白自己得做最坏打算——长期辐射暴露、手术创伤、化疗反应，这些都摆在那；情感上，他又不甘心“躺着不干事”，一度还萌生过系统写书的想法。

化疗给这个本就消瘦的身体再添折磨。白细胞持续低下，医生建议他回家休养一阵。他大致能判断出“只剩几个月”的可能性，却反而因此更加抓紧时间。1986年春节，有位来京开会的同志去他家看望，刚好碰见他从公交车上下来，脚步虚浮，还拎着资料袋。原来，他刚从北京图书馆查完资料回来。

这种“病重仍查资料”的状态，在常人看来近乎固执，但在他眼里，只是“该做完的事还没做完”。

四、病情恶化与“我还能再选一次吗”

1986年3月，病情加重，邓稼先再次住进301医院。5月16日，第二次大手术开始，目标是尽可能清除被癌细胞侵袭的组织，减缓扩散速度。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部分病灶已深入到手术刀难以触及的部位，这无疑是个沉重的结论。

明知如此，他仍在谋划“下一步”。他向九院发出纸条，请同事从四川再带更多资料来。他打算在第三次手术之前，完成一件在他看来极为重要的事情——向中央写一份关于核事业发展的建议书。

在病房里，他忍着化疗带来的持续疼痛，一笔一划地推敲字句，不断修改，直到在有限时间里写满两大页纸。写完那天，他把材料交给许鹿希，特地叮嘱：“这份建议书，比你的生命还重要。”这句话听上去刺耳，却足以看出他心里那个“轻重排序”的尺度——对他而言，国家长期安全与核事业布局，是压在最上面的那一块。

到了5月下旬，邓稼先越来越难以忍受“被困在病房”的感觉。他很想回家，可医生并不赞成。正好中央准备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对研制核武器有突出贡献的同志进行表彰，通知要求有关人员提前去会场排练。邓稼先听说后，对医生说：“这是党中央的安排，没办法。”在再三权衡下，医院同意他短时间离开病房。

出门后，他并没有直接去排练场，而是让车拐向自家。许多人后来回忆，那天的他神情反而格外安静。家里的陈设依旧，家具位置没变，墙上的挂钟还在走，唯一变化的是，他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

晚饭之前，他特地打电话给大姐邓仲先：“今天下午三点就别来医院陪护了，一起回家吃个晚饭吧。”一家人围坐一桌，特意准备了甲鱼、芦笋之类的营养菜。可这顿饭，他几乎吃不出味道，也几乎没怎么说话，只是不停打量屋里的每个角落，看着每一张熟悉的面孔。大姐有些不安：这个平时爱笑、爱说段子的弟弟，怎么一句话都不肯多说？

很多年后，人们再回想起那晚，才意识到，那很可能是邓稼先给自己安排的一次“默默告别”。他既不想用煽情的话把气氛搞得太沉重，又不愿让亲人毫无心理准备，只能用这种平静得近乎冷静的方式，把最后的团聚“藏”在一顿普通晚饭里。

进入1986年6月，病情急转直下，连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也感到棘手。6月13日，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从美国赶回来看他。两人从青年时代相识，算得上半个世纪的老友。那天，杨振宁抱着鲜花站在病床前，神情凝重，把花放到枕边时，眼圈明显发红。

等朋友离开后，邓稼先对许鹿希说：“振宁知道我快不行了，所以特地带了一大束花。”语气平静，没有多余的感叹。

不久之后，国家对他的贡献作出了更为正式的肯定。7月15日，时任国务委员的万里来到病房探望，转达国务院决定授予他“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的消息。这是“七五”期间评出的第一个全国劳模。第二天，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亲自把证书和奖章送到他手里，感谢他在核武器和核工业发展中的长期付出。

为了不在这种正式场合下显得过于虚弱，他服用了双倍的止痛药，强打精神表示感谢。那天，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想法：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共同努力成果，个人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邓小平曾说：“你们大胆地搞核技术，搞对了是你们的，搞错了我们党中央负责。”他还特别提到聂荣臻、张爱萍等领导多次亲临试验现场，强调正是在这种整体格局下，中国的核事业才走到了那一步。即使身患癌症，他仍在日记里写：“要顽强同疾病作斗争，争取早日康复，不辜负党中央的期望。”

在生命的末段，他把手伸向床边一直守护着自己的许鹿希，轻轻握住，说出了那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若有来世，我还是选择中国，选择核武器事业，选择你。”表面看来，这三句话只是简单的排列，但如果对照他这一生走过的路，会发现这里面有着很清晰的内在逻辑。

选择中国，是政治立场，也是价值判断。从1948年学成回国开始，他就把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绑在了一起；选择核武器事业，是专业选择，也是安全观念——在冷战格局之下，没有核威慑就没有真正的安全；至于“选择你”，是对许鹿希二十八年默默承担的一句郑重回声。外人能理解前两句的分量，却很难完全体会第三句背后的辛苦，在这个家庭里，常年“缺席”的丈夫，意味着日常一切重担都压在妻子身上，包括照顾四位老人、养育孩子、应对旁人的猜测与流言。

这一连串选择，贯穿了他从青年到老年的完整轨迹，也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大局紧紧缠绕在一起。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全身大出血，在北京301医院去世，终年52岁。临终前，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短短几个字，没有华丽辞藻，却清晰透露出他最后仍在挂念的，是国家在关键领域的差距问题，而不是个人的苦痛。

回过头看他的一生，并没有多少铺张的场面：青年时期的学术成就，大多被长期保密的技术档案所“遮掩”；中年时期的关键贡献，也常常隐藏在各种代号和“某同志”的表述里；等到名字逐渐被公开时，他已经躺在病床上，与世无争。

如果把那句“若有来世，我还会做出这三个选择”当成一种总结，不难看出，他对于自己的人生轨迹，并没有太多犹豫或后悔。哪怕最终被病痛击倒，哪怕长期辐射给身体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害，他仍然认定，这条路是值得走的。

对旁观者来说，这样的选择很难要求别人去效仿，但它真实地存在过，也确确实实地影响了一个新兴大国在关键安全领域的起步与防线。邓稼先没有用太多豪言壮语去解释“为什么”，只是用几十年的时间，把答案写在了大漠深处的试验场、夜以继日的计算纸和被放射线切割过的染色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