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杀害毛泽民的李英奇枪决前喊冤：盛世才逼迫

1951年4月29日上午，新疆迪化的天空还带着点春寒。离公审大会开始还有一个小时，工厂、机关和学校的人群，已经沿着街道往会场方向汇拢。很多老兵清楚记得，八年前的秋夜，城外六道湾的土坑里有几具“秘密埋葬”的尸体，而今天，参与那桩旧案的人，终于要站在阳光下。

对于当时已经四十多岁的李英奇来说，这天并不突然。早在被捕那一刻，他就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么彻底。押解车队缓缓驶入会场时，台下上万双眼睛盯着囚车，议论声压得很低，却带着难以掩饰的愤怒。

中午前后，审判长包尔汉宣布公审开始。随着公诉人一条条宣读罪状，台上有人低头发抖，台下有人攥紧拳头。轮到宣判时，听到“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八个字，李英奇突然情绪失控，一边扑倒在地，一边拼命嚷着：“冤枉！都是盛世才逼我干的！”这一幕，让不少在场群众大感意外，也让那段曾被尘封的往事，再次浮到台前。

有意思的是，这句“都是盛世才逼我干的”，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他心里筹划很久的“最后说辞”。问题在于，这句话究竟能解释什么？更追根溯源一点，人们更想弄清楚的，是另一个问题——盛世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和毛泽民、和新疆的这段血案，又是如何一步步纠缠在一起的。

一、从东北子弟到新疆“土皇帝”

要理解李英奇所谓的“逼”，绕不开一个人。1910年代的东北，许多地主子弟走上军界道路，盛世才就是其中之一。出身地主家庭，又接受过日本军事院校教育，他很早便把仕途赌在军权上。只是到了南京以后，他在蒋介石身边始终混不进核心，只能在军委会、参谋本部这些地方兜圈子。

时间来到1931年，新疆局势微妙。原任统治者金树仁一边对内高压统治，一边对外左右摇摆，引来各方不满。这个时候，金树仁托人向南京打听，想找一位“懂军事、能帮忙整顿部队”的教官。就这样，被长期晾在一边的盛世才，被人“顺手推”到新疆来了。

到了新疆之后，他用的并不是教官的姿态，而是篡位者的眼光。1933年4月，他在各路势力缝隙间见缝插针，挑起“倒金事变”，借着民怨和军中矛盾，一口气推翻了金树仁，自封为新疆“督办”。从那时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新疆成了他个人的地盘。

为了坐稳这个位置，他很快学会了两套话术：对外一套，对内一套。对苏联与中共，他高调摆出“亲苏、亲共”的姿态，喊着支持抗日、进行政治改革；对国民党那边，他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随时准备“回头”。不得不说，他在政治投机上的嗅觉相当灵敏。

1930年代后期，新疆经济极度混乱，一部分是战乱拖累，一部分是军阀长期掠夺。盛世才解决问题的方式极为粗暴——缺钱就印钞。结果是物价飞涨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五十两银票买不到一盒火柴，五百两银票才能换来一个鸡蛋，发工资得用马车去拉票子，市场上买贵一点的东西，干脆拿秤称钞票。这样的状况，对普通百姓来说几乎就是灾难。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38年，一个名字走进了新疆——毛泽民。这个名字，很快改变了当地的财政秩序，也直接把自己推到了盛世才的对立面。

二、币制改革与“帐本被翻”的恼火

1938年2月，毛泽民因赴苏联治病，途经新疆。那一年，新疆边境发生鼠疫，交通一度中断，他只好暂留迪化八路军办事处。恰在此时，盛世才向中共中央提出，希望派人来“协助治理财政”，一方面应对抗日需要，一方面也想借此增强自己对内的合法性。

中央经过考虑，决定让有财政经验的毛泽民留下，担任新疆省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并化名“周彬”开展工作。对于新疆来说，这位“周厅长”既是技术型干部，也是带有鲜明政治立场的共产党人。

上任不久，他就发现，新疆的财政体系几乎是一团糟：滥印纸币、税制混乱、腐败横行。长期以来，盛世才习惯了随意动用国库，把财政当作“私人钱袋子”。在这种情况下，毛泽民提出进行币制改革，废除以“两”为单位、沿用几十年的旧币制，改用以“元”为单位的新币，并着手调整税收、加强预算管理。

对于普通人来说，新的“大洋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物价失控的局面，也为经济恢复打下了基础。但对盛世才及其亲信，这等于有人把手伸进了他们一直掌控的“财路”。原来想要钱可以直接到银行“搬票子”，现在每一笔收支都要登记、审核，政策还堵住了不少“灰色通道”。

三年多下来，独山子油矿、阿勒泰金矿、头屯河铁矿等一批项目陆续推进，迪化市政建设有所起色，苛捐杂税被清理，不少地方官吏捞钱的门路被一一封死。站在新疆普通百姓的角度，这些变化的确有利于生产恢复，也有利于社会稳定；站在盛世才的角度，这却让他浑身不自在，好像有人翻遍他的账本，还把窟窿一条条点出来。

这种不自在，随着国际局势变化，被迅速放大。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公开大规模反共。熟悉南京政治气候的盛世才马上感觉到风向变了。他开始有意与重庆方面靠拢，一边抛出所谓“杜重远等‘四·一二’阴谋暴动案”，一边暗中试探共产党人的底线。

值得一提的是，被卷入案件的杜重远，正是当年被“邀请”来新疆参与政治改造的进步人士。面对质疑和舆论压力，盛世才一步步收紧控制，最终在一次特别安排的宴席上，让对方吃下了注射毒药的苹果。事后，他竟然还能举着茶杯，冷冷地说出那句“今天需要就爱护，不需要就粉碎”的比喻。这种态度，多少透露出他对“盟友”的真实看法：可以利用，但绝不信任。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陷入险局。随着战事吃紧，盛世才判断苏联可能支撑不住，开始加快向国民党阵营倾斜的步伐。到1942年夏天，他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政治转向，而是准备下手清除新疆境内的共产党力量。毛泽民，就在这一连串安排之中。

1942年9月17日下午一点，武装军警突然开车包围了八户梁大院——中共中央代表和八路军新疆办事处驻地。对外说法很体面，说是“督办邀请周厅长谈话”，实际上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统一抓捕行动。毛泽民、陈潭秋（化名徐杰）、徐梦秋、潘同，以及他们的家属，都在这一天被“请”走。

有些细节，事后回看尤其刺眼。就在几个月前，盛世才还“关切地提醒”：社会上不太平，有人想对共产党不利，为了安全，最好集中住宿。那时表面上是保护，内里已经在布下一张网。毛泽民并非没有预感。在被带走前一夜，他曾对方志纯说过那番话，请对回延安的同志转告毛泽东，自己“无愧于一个共产党员，无愧于是毛泽东的弟弟，无愧于是毛泽覃的哥哥”。语气平静，却带着一种已然看透的决绝。

当晚，负责“接待”的，正是时任公安管理处处长的李英奇。他安排在豪华客厅里摆上糕点水果，又不停进进出出，口头上说“督办太忙，请稍候”，等到毛泽民提出“既然不在，那就先回去”时，他马上翻脸，冷冷一句“何必呢，今晚就住这儿吧”，话音未落，武装军警涌入，把人统统押往“刘公馆”。这座新式建筑，从此成了新疆地下斗争记忆里最阴冷的地点之一。

三、“阴谋暴动案”的拙劣与牢狱里的硬骨头

进入“刘公馆”之后没几天，越来越多的进步人士被陆续软禁进来。狭窄的房间、潮湿的墙壁、散不去的霉味，加上刻意压低到极限的伙食——每天只给两顿饭，干硬的高粱馍里还夹着沙粒——无不透露着一种刻意施加的屈辱。盛世才一边通过李英奇等人强化审讯，一边向重庆释放信号，表示自己已经对共产党采取坚决措施。

在这样的环境里，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共产党人没有选择沉默忍受，而是发起绝食，提出三项要求：公开审判、归还马列主义书籍、改善伙食。迫于形势，又不想过早下杀手，盛世才退了一步，只同意后两项。于是，在阴暗的牢房里，另一种隐蔽却顽强的斗争展开了。

牢房公共厕所极小，仅能容下两个人勉强转身，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他们发现了墙缝深处还有一条更隐蔽的缝隙。通过这条缝隙，不同牢房之间可以传递消息，商量对策。每当发现有人在敌人逼迫下动摇甚至叛变，毛泽民就用“有臭鱼，注意”的暗语提醒众人保持警惕，避免更大损失。

1943年春天，案件进入所谓“收网阶段”。5月7日这天，毛泽民被两个军警押进一间大厅。李英奇叼着烟，面上带着一点得意的笑纹，开口就是：“事到如今，你该承认阴谋暴动案了吧。”这种拿捏，他已经用过许多次，借着“劝告”、“误会”这些说辞，希望对方在精神疲惫时签下口供。

面对这样的开场，毛泽民直接反击，斥责对方“无中生有、血口喷人”，痛骂这种编造“阴谋暴动”的做法。接下来的一段对话，流传下来之后，被许多人反复提起。一边是审讯者强调“已经有人自首”，一边是被告人用事实回应：在财政厅三年五个月时间里，自己参与创办和扩建油矿、金矿、铁矿，推进市政建设，废除苛捐杂税，“堵住贪官污吏的财路”，随后反问：“那么，请问李先生，您又干了什么呢？”

不得不说，这一连串对质戳中了对方痛处。李英奇面色一度煞白，只好摊开卷宗，声称已经有“同党”承认阴谋暴动，并将安排当面对质。于是，两名隐藏在幕后的人开始“作证”，一唱一和，指称有人在新疆大学或八路军办事处开会，策划在1942年4月12日发动武装暴动，计划占领督办公署。

问题在于，这套说辞漏洞百出。前后口径不一，一会说是在大学，一会又改口说在办事处，逻辑上自相矛盾。毛泽民抓住这一点，当场指出“你们自己都对不上口径”，还一针见血地揭出两个“证人”的身份——孟一鸣、潘柏南。这两人原本是从延安来的干部，多年受党教育，却在高压之下选择叛变。

被点名之后，两名叛徒被带到台前，却连抬头直视都做不到。空气一度尴尬得凝固。毛泽民毫不留情地喊出：“别躲在里面学人话。盛世才可以出钱买你们的灵魂，却买不了铁的事实。”这句“铁的事实”，既是对两人的斥责，也是在提醒审讯者：无论怎样炮制口供，总有一些东西改写不了。

再后来，盛世才亲自出面，到了监狱里“劝说”。他用一副貌似宽厚的语气，说“以前的事就算了，只要在脱党声明上签个字，就可以送你回去”。这句话背后藏着很现实的算计：既能向重庆表功，又能借“脱党”打击共产党声誉。然而面对这种“条件”，毛泽民只回以一个动作——怒目而视，啐了一口唾沫，然后低下头，不再说话。那一刻，双方所有回旋余地都被彻底切断。

1943年9月27日夜里，盛世才终于下达命令，对关押在狱中的共产党人进行秘密处理。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先被木棒打晕，再用绳索勒住咽喉，活活致死。当天夜里，甚至连他身边的小老婆——公开身份为家庭女教师邱友松，也被杀害灭口。尸体被塞上车，拉往城外六道湾荒地草草掩埋。

四、“都是盛世才逼的”？枪声响起前后的两种姿态

时间拉回到1951年。解放后，新疆政权更迭，隐藏在各处的旧军阀爪牙逐渐被清理。李英奇作为当年公安管理处处长、直接参与屠杀的重要人物，很快被抓获。审讯中，他对很多细节避重就轻，一再强调自己只是执行命令，把责任推向“督办”。涉及具体杀害过程和批准层级时，他又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关押、审讯、押赴刑场等环节扮演了核心角色。

1951年4月29日的公审大会，是对这批“刽子手”的集中清算。据统计，当天现场约有八万群众参加。宣读罪状时，人群中有人低声交谈，有人默默抹泪，也有人一直盯着被告席，仿佛要从这些人的表情里看出些什么。

当审判长宣读对李英奇等25人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时，现场一片喧腾。押赴刑场的路上，不少群众自发跟在后面，想亲眼看着他们倒在枪口之下。有老人说，这不是看热闹，而是要给多年前那些死在六道湾的冤魂一个交代。

到了刑场，面对即将到来的终结，李英奇再也维持不住往日的硬气。他一边掉泪，一边高喊“冤枉”，还重复那句熟悉的话：“都是盛世才逼我干的！”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有几分“求情”的意味——好像一切罪行，只是被迫执行上级命令，自己并非主谋。

站在不同角度，这里面的责任确实存在层级差别：上层拍板者的政治罪行极其严重，基层参与者中也有人出于恐惧或糊涂被卷入。但像李英奇这种身居要职、主动卖力、反复出点子的人，把一切都推给“督办”，其实是在刻意抹去自己的选择。哪怕他在最后关头喊破嗓子，也改变不了这一点。

值得一说的是，1944年以后，盛世才离开新疆，后来在解放战争中一路退守，最终在台湾担任“国大代表”等闲职，直至去世。这种结局，在很多人眼里多少带着几分遗憾：一个在新疆制造大批冤狱的人，未能在大陆接受严肃司法追究。不过，从公开史料来看，他晚年并不好过，政治地位大不如前，始终活在戒备之中。相比之下，李英奇这类“爪牙”，倒是直接在新疆当地承担起法律责任，面对当年那些他曾经视作“阶下囚”的普通人。

1956年清明前夕，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在南郊燕儿窝修建烈士陵园和纪念馆，将毛泽民等人安葬于此。那片山坡风景开阔，与当年六道湾的荒凉形成鲜明对比。许多曾经参与币制改革、矿山建设、市政工程的老同志，后来都来这里凭吊。有人站在墓前念起李云扬写的《忆周彬烈士》，其中“今人长忆铁汉周，炽热丹心溶皓雪”一联，被一遍遍默读。

回过头来看整件事情，有几点恐怕难以回避。其一，新疆那段历史，并不是简单的“军阀故事”，而是多种力量博弈下，普通人民在政治漩涡中的生死沉浮。其二，盛世才这种政治投机者，可以在短时间内反复变换立场，今天“亲苏亲共”，明天“反共投蒋”，但无论怎么变，他对权力和控制的执念始终未变。其三，在这种环境下，像毛泽民这样坚持制度建设、推进改革、又不肯屈服的干部，很容易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

试想一下，如果当年币制改革只停留在纸面，如果财政仍然只为军阀小圈子服务，新疆经济会陷入怎样的困局？如果毛泽民在牢狱中选择“签个字了事”，这段历史又会被写成什么样子？这些问题，没有假设答案，却能帮助人们看清一个事实：在关键时刻，个人的选择并非无足轻重。

1943年秋夜的六道湾，悄无声息；1951年春天的公审现场，人山人海。两段场景之间隔着八年时间，连接它们的，是一条隐秘又真实的线索：有人被悄悄埋进土里，有人被公开押上刑场。对行刑者而言，这条路通向终点；对被害者而言，这条路则把他们的名字固定在了新疆近现代史的一页，成为后来人绕不开的一段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