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姐姐早逝，他从监狱出来后引导外甥参加革命，外甥后来如何

1936年深秋，山西定襄的村庄里已经有了寒意。一个刚刚坐完月子的农村妇女，因产后高烧无药可治，躺在炕上气息奄奄。她反复念叨的不是自己的几个孩子，而是远在北平、音讯未通的弟弟——“书存、书存”。临终前，她对大儿子说了一句：“再也见不上你二舅了。”说完，眼角还挂着泪。这个女子，叫薄书贤；她口中的弟弟，便是后来新中国的老一辈革命家薄一波。

有意思的是，薄一波此时已经从北平草岚子监狱出狱，正在山西活动，只是消息尚未来得及传回老家。姐弟之间，一生牵挂，到最后还缺了一面。等薄一波赶回老家，姐姐的灵柩已停放十几天，棺木冰冷，他的眼泪却止不住往下掉。这一幕，在王家后辈的记忆里，始终挥之不去。

一、从“书存”到“书贤”：姐弟情有多深

薄一波出生在光绪年间，山西定襄一个普通农家。家里兄妹多人，日子紧巴巴地往前挪。父亲在纸坊做活，母亲操持家务，九岁的哥哥早早进纸坊帮工，家里就指望着几个劳力挣点糊口钱。

薄一波刚落地，母亲只在炕上躺了六天，就又下地干活去了。一个婴儿，总得有人抱着、有人喂着。照看他的任务，自然而然落在了只比他大六岁的姐姐薄书贤身上。六岁，按说还是个需要人照顾的孩子，可在那个年代，很多女孩从很小就得学会当“小大人”。

书贤很疼这个弟弟。那时候家里穷得很，能分到嘴里的粮食本就不多，她宁愿自己少吃一口，也要把好东西让给弟弟。弟弟一哭，她就赶紧抱起哄；弟弟睡着了，她才去帮母亲烧水做饭。别人家小女孩玩耍的童年，她拿去换成了弟弟的安稳成长。从小到大，薄一波对这个“像娘一样”的姐姐，一直心存感激。

等薄一波到了上学的年纪，家里咬咬牙，让他念书。哪怕再穷，毕竟总有人觉得“读书能出人头地”。去学堂那天，书贤一路把弟弟送到村口的财神庙前，一边拉着他的手，一边碎碎念：“下了学赶紧回来，还是老地方等你。”这种日常的叮咛，听起来平凡，却伴随了薄一波整个少年时期。

读书时，薄一波成绩不错，老师也很器重。课余时间，他有两个爱好，一是踢毽子，一是看书。家里穷买不起玩具，纸坊里下脚料多，书贤就从纸坊捡纸条，回家做成纸毽子，弟弟放学回来就踢一会儿；至于书，她也会从纸坊附近弄一些旧书破本，拿回家让弟弟翻着看。不得不说，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姐姐能想到的办法，都用在了弟弟身上。

薄一波读完初小，考上了定襄高小，离家二十多里，得住校。每到周末，他背着书包回家，刚一进门，就能闻到厨房里窝头的香味。书贤总要提前磨好玉米，蒸上一锅窝头，给弟弟留着，下周再带到学校当干粮。这种看似简单的安排，背后是对弟弟读书路的默默支持。

后来书贤出嫁，嫁到离娘家四里地外的村庄。婚后忙得脚不沾地，可只要一回娘家，她照例要给弟弟做一点干粮。有时候只是几块玉米面饼，有时是一包炒面，只要弟弟能带走，她就觉得心里踏实。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嘴里最香的饭，就是姐姐做的那些粗粮窝头。

二、危局之中，姐姐把“娘家门”变成避风港

1920年代中后期，社会局势愈发动荡，山西也一样。十五岁那年，薄一波考入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开始五年制学习。正是在这几年，他接触到新的思潮，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正因为如此，他多次被阎锡山当局通缉。

那时，他的行踪不能公开，住处经常要更换。有时暂住在亲戚家，有时躲在同志家里，有时候还要冒险住回自己父母家。危险总是存在的，只是有时候离得远，有时候离得近。为了照应弟弟，书贤干脆带着孩子回娘家住，帮母亲分担家务，也好掩护弟弟。

当时的情形，远比后人想象的紧张得多。街上偶尔有便衣晃悠，村里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知道哪天就有人被带走。就连上厕所这样的小事，书贤也不敢大意。弟弟在家时，只要他要出去解手，她总是先把院门关好，再探头看一眼街道上有没人，然后才悄声说一句：“快去，利索点。”看似小题大做，其实是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搜捕的一种本能防范。

那时候，她的大儿子已经七岁了。孩子不懂事，有一回好奇地问：“娘，二舅怎么晚上不在家，白天又不出门？”书贤听完，脸色一沉，认真对孩子说：“以后不管谁问，都不能说二舅回来过，千万不能说。”短短几句话，非常严厉。对一个农村妇女来说，这种政治敏感不是天生的，是现实一步步逼出来的。

很快，组织上有新的安排。薄一波受命离家执行任务，一去就是几年，杳无音讯。家里只知道他在外搞革命，却不知道究竟身在何处，更不清楚他是死是活。时间久了，亲人难免心中发慌。直到有一天，地下党的一位同志悄悄来到薄家，带来了消息：薄一波被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人还活着，身体还能撑得住。

这个消息传到书贤耳中，她整个人愣在原地。活着，当然是喜讯；但身陷监狱，又让她整夜翻来覆去睡不着。她一面感恩弟弟命大，一面又忍不住胡思乱想：在狱中到底挨了多少打、吃了多少苦？以后还能不能再见？那一阵子，家里人都看得出，她经常半夜起来烧水，又坐在炕边发呆。

1936年10月，书贤因产后发热，拖了几天没好，又赶上医疗条件极差，最终没有挺过来。临终的时候，她已经虚弱得说话都费劲，却仍然在心里惦记那个远方的弟弟。她招呼大儿子到跟前，含着泪说出那句“再也见不上你二舅了”，这一句，是不甘，也是认命。

从时间上看，这一年，薄一波还在被关押。年底前后，他被释放，回到山西开展工作。得知姐姐去世，而且已停灵十几天未能下葬，他急匆匆赶到姐姐家里。那天，他站在灵位前，先是深深鞠了一躬，然后长跪不起，眼泪止不住往下掉。身边亲戚劝了几句，他只是摆手，什么都没说。姐弟情分，就凝固在那几分钟的沉默里。

也正是从那时起，薄一波心里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念头：姐姐这一生为他操碎了心，自己总得替她照看好孩子。这个念头，推动了后来的很多事。

三、外甥改名“自勉”，走上不同的人生路

处理完姐姐的后事后，薄一波并没有久留。他的任务很重，白天要接触各方面的人，晚上还要写材料、开会。可有一件事，他做得干脆果决——把外甥接在身边。

那年，书贤的大儿子已经十六岁，家里人都喊他“龙治”。在农村，这个年纪干农活已经很在行了，可如果继续留在村里，未来基本可以预见：成家、种地，一辈子围着几亩薄田打转。薄一波心里明白，这孩子的路不该只限于此。

临走时，他对亲戚说：“龙治跟着我，边干活边长见识。”这句话，看似平常，其实等于为外甥选定了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到了薄一波身边，外甥的第一件新鲜事就是——有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衬衫。这件衬衫，是王若飞出狱后给他买的。对一个来自乡村的少年来说，一件衬衫不仅仅是衣服，更像是走出旧生活的一张入场券。王若飞还认真教他写名字，告诉他：“名字写得端正，人就得做得端正。”

薄一波给外甥改了名，取名“王自勉”。这个名字的意思，既简单又直接：时时自勉，自己督促自己往前走。改名这一事，不是随口一说，而是对外甥未来的一种寄望。新名字一叫出口，这个十六岁的农村少年，就悄悄从“龙治”变成了“自勉”。

不久之后，王自勉被安排到读者书店工作。这家书店，是当时一些进步力量活动的一个据点，常常给“牺盟会”（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同志送书。送书看着是跑腿，实则是一项很敏感的工作，接触的人多，耳朵里听到的东西也多。为了工作方便，“牺盟会”给了他一个会徽。戴上会徽，等于从此走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队伍里。

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王自勉参加过决死队，同日军正面交火，冒着枪林弹雨跑前线。后来，他又被选送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对于很多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来说，延安不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种信念的象征。走进抗大，意味着个人的道路同民族命运紧紧扣在一起。

1940年代后期，解放战争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各解放区陆续解放城市。建国前夕，王自勉被调往邯郸工作，开始接触工业和城市管理方面的事务。这为他后来进入电力战线打下了基础。

四、一封写给毛主席的信，和一次艰难的选择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北京作为新首都，城市基础设施相当脆弱，任何一个关键环节出问题，影响都很大。同年9月，华北地区最大的一台发电机组突然发生严重事故，导致北京城大面积停电。那时人们形容这件事，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塌了半边天”。

中央很快做出反应，成立调查组，进驻北京石景山发电厂，查原因、定责任、想办法。后来，根据工作需要，组织决定把王自勉从邯郸调到石景山电厂，担任厂党支部书记。这一任命，既是信任，也是不小的考验。一个从农村走出来、在炮火中成长起来的干部，突然面对的是成千上万千瓦的机组，是一座大城市的供电安全，难度可想而知。

在石景山电厂的那几年，他主要抓两件事：一是组织人力物力尽快修复受损机组，尽快恢复稳定供电；二是加强职工思想工作，依靠群众、严格制度，尽量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电力生产看起来就是技术活，背后实际离不开组织和人的因素。对于一个有长期党内工作经验的人来说，他很清楚这一点。

1951年8月，他做了一个很多同龄干部都不太敢做的决定——给毛泽东写信。信里，他一方面汇报了电厂6号机组修复的进展情况，另一方面也坦诚提出了一些关于安全生产、干部作风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他知道，信件要通过北京市委转交，主送对象是国家最高领导人，这绝非一件轻松的事。

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把这封信转交上去。没人预料到，16天之后，王自勉居然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回信。信很短，大意是：看到来信，使我了解你们厂的情况和问题；你提的建议是有理由的，已经责成有关机关迅速而恰当地解决；并勉励他继续努力。

对个人来说，这封信无疑是一种极高的肯定。不仅说明他的汇报被重视，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的建议得到了采纳。从一个边远村庄走出来的青年，凭着多年实干和积累，最终能够把一线情况直接反映到中央层面，这在当时，是很多基层干部难以想象的事情。

更有意思的是，这封信在之后几十年里，又给王自勉带来了一次“考验”。

1976年之后，中央有关方面准备系统整理、出版《毛泽东全集》，向全国公开征集毛泽东的信札资料。通知下达后，每个保存有毛主席亲笔信件的人，都面临一个选择：交还是不交？

王自勉沉默了很久，最终还是做出了决定。他说：“这是党的东西，不是我的。”最后，他把那封回信交了出去。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这个决定既朴素，又有点“轴”。但从他一辈子的行事风格来看，这不过是顺着自己一直坚持的准则走下去而已。

五、不为自己提要求，只把“自勉”二字写到晚年

在恋旧物件的问题上，他选择了集体；在个人待遇的问题上，他同样一以贯之。

王自勉这一生，最敬重的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他的二舅薄一波。薄一波从监狱、风波中走出来后，他总是想办法抽空去看望。每逢春节，他会带着全家去拜年，孩子们年纪小，未必懂眼前这位长辈的重要性，可他懂。他知道，自己从一个农家少年走到今天，二舅在关键节点拉了自己一把。

在他眼里，薄一波不仅是亲舅舅，还是政治上、工作上的“老师”。谈起二舅，他常挂在嘴边的，是“眼光”“水平”“品格”这些词。他不止一次把自己的子女带到薄一波家，希望他们能当面请教一些问题，从老人那里学点东西。对于后辈而言，这样的耳濡目染，比单纯的说教要深刻得多。

离休以后，王自勉关注的重心，逐渐从车间与机房，转向社会和下一代。他的日子本可以过得轻松一些，但他始终对社会上的需要格外敏感。尤其是涉及教育、灾害救助等事情，他总会自发掏腰包。

在“希望工程”刚开展那几年，他每月工资有限，却经常拿出一大块寄去。子女回忆时说，父亲有时一捐就是一个月工资，家里的日常开销只能更加精打细算。对这一点，孩子们倒不是反对捐款，而是不太支持他个人“搞希望工程”。在他们眼里，教育是国家的事情，靠一个工薪阶层的力量杯水车薪。

王自勉却不这么看。他常跟子女说，家里祖辈都是农民，上不起学，念书是奢望。自己这几代，能够连续有孩子读大学，全靠国家政策、靠党组织的培养。他觉得，只要能力范围之内能帮一点，就算不多，也是心意。这种念头，看上去简单，却支撑了他几十年如一日的捐助行为。

其实，他捐钱的习惯并不是晚年才有。早在195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国家号召购买公债，支持经济建设。当时他的月工资是178元，已经算是不错的收入。第一次买公债，他咬咬牙拿出了100元。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支出。可在他看来，这种“把个人腰包同国家大账连在一起”的事情，理应参加，而且要积极参加。

多年以后，组织上在整理老同志情况时，询问家属是否有特殊要求。王自勉去世后，有关部门也同样问过王家人：“有什么具体要求，可以提。”家里人给出的回答很干脆：“没有。”他们提到，王自勉在世时，从来没向党和组织提过个人要求。作为子女，怎么能在他走后反倒开口要东西？

这话说得不算漂亮，却透着一种一脉相承的朴素价值观。可以说，他的这一生，是把“自勉”二字从名字里，写进了日常生活。

他走的时候，没有留下多少钱财。翻找遗物，能拿得出手的“宝贝”，只有一本没写完的回忆录。纸张已经有些发黄，字迹也略显颤抖，很多段落只记到一半就戛然而止。对于有心想把一辈子经历整理清楚的人来说，这样的“戛然而止”，确实留下了遗憾。

不过，换个角度看，他的经历并不依赖一本完整的回忆录来证明。那些在石景山电厂职工中流传的故事，那封主动奉上原件的回信，以及在家族口碑中代代相传的点滴细节，本身就是另一种“口述历史”。

六、一门亲情，在革命洪流中延续下来

回头看薄一波和外甥王自勉这一老一少，人生道路虽然各不相同，但有几个共同点很清楚：都出身农家，都走上革命道路，都在关键时刻把个人得失放在一边。他们身上那种不太张扬、却很实在的性格，很有那个时代基层干部的典型特点。

薄书贤早逝，算是一大憾事。如果再多活几年，她也许能在炕头上慢慢听弟弟讲北平的监狱、山西的斗争，也许能亲眼见到外甥换上军装、戴上党徽。但历史没有“如果”。她只看到了弟弟被通缉时的紧张，看到了他匆匆离家的背影，没看到后来的那些波澜壮阔。

薄一波从监狱里走出来，没几天就赶去为姐姐送行。跪在灵位前，他大概也明白，这一跪不仅是送别，也是告慰：姐姐当年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书存”身上，如今，他会尽力把这份牵挂延伸到外甥身上，让这个“龙治”不至于被埋没在乡村里。

王自勉改名这件事，表面看只是一个简单的人生转折点，实际上却是一条线索。从“龙治”到“自勉”，不只是称呼变了，而是从家族内部的一员，逐渐变成革命队伍的一员，后来又成为新中国工业战线上的一员。他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是被家庭情分与时代洪流共同塑造出来的。

如果把这一家三人的经历串起来，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层次：姐姐在旧社会里用本能的方式守护弟弟，弟弟在革命队伍里用组织的方式扶携外甥，外甥又在新中国建设中用自己的方式回馈国家。个人的命运各有起伏，但那条从家庭到国家、从亲情到信仰的线，却一直连着，没有断过。

王自勉生前只留下了一本未完成的回忆录，这是他个人层面的遗憾。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他既在档案里留下了名字，也在电厂职工和家人记忆里留下了印象。相比很多默默无闻的建设者来说，他已经算是比较“被看见”的一位了。

而在这一切背后，那位在1936年秋天的炕上反复念叨“书存”的姐姐，也有自己的位置。她的名字，或许不会写进宏大的史书，却牢牢地印在了弟弟和外甥的生命轨迹里。可以说，薄一波从监狱出来后引导外甥踏上革命道路，其实也是对姐姐终身牵挂的一种回应。

至于“外甥后来如何”这个问题，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概括，大概就是：不显山不露水地走完了一位老共产党员和建设者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场面，却在那个年代特有的坚守和选择中，完成了自己这代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