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前主席直言：这种中国风俗极可怕，日韩学不走，西方更看不懂

2023年夏天的一场智库论坛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投影屏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六个字，而莱特的名字，在议程表上排在第3位、时间只有20分钟。这个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的学者，却用了其中一半时间谈中国社会运行“风格”，而不是宏观经济或地缘政治。

他在北京逗留的天数超过30天，走过的不只是三环以内。莱特提到自己先后去了2个省会城市、3个县级市，还在一个普通村庄看了一场清明前后的祭扫活动。正是这些细节，让他在发言时把“中国文明延续了约5000年”这句常见表述，放进了一个更具比较性的框架里。

在他的分析里，西方主流社会长期围绕“个人—国家—市场”三角来设计制度，而中国社会更像在“家族—社会—国家”这条线索上延伸。莱特强调，这是他在实地接触了不少三代同堂的家庭、翻阅几本家谱之后形成的判断，而不是停留在GDP增速或者城市天际线的印象层面。

他举了一个课堂上的小实验。在中国传媒大学的一次讲座里，他请现场约200名学生回答“你是谁”。结果超过一半学生先提到“来自某省某市”或者“家里几代人都在某个行业”，而不是直接报出职业理想或个人兴趣。莱特据此提出：在很多中国人心里，“我从哪里来”这道题，优先级往往高于“我现在做什么”。

与之对比，他回忆自己在巴黎、纽约、伦敦做过类似提问时，得到的回答大多围绕职业标签、国籍标识或价值观立场，很少有人主动提到祖先、家族或乡土。莱特并没有给谁打分，他只是把这两组样本放在一起，让论坛现场的听众重新思考“身份认同”的起点。

对他冲击更大的，是几次与祭祀相关的现场观察。清明、中元、除夕，这3个在中国人心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节点，在官方日历上只是节假日或传统节日，但在不少家庭的安排里，却对应着扫墓、上香、写牌位、更新家谱等一整套“连接过去”的行动。莱特说，他在一个县城看到，三代人一起去山上祭拜时，小辈会被要求记住至少5个以上的祖辈名字。

这种“记住上几代”的实践，在他看来，构成了一种长期的软约束。家谱里密密麻麻的名字、迁徙时间、入仕或经商的经历，并不只是历史记录，而是对后代的一种行为提示。很多家庭会在家谱扉页写上短短几十个字的家训，强调勤俭、读书、守信等价值，这些文字往往早于近现代成文法律至少200年甚至更久。

莱特在发言中用了一个有争议的比喻：他认为，这种基于祖先与家族记忆的约束，在很多具体场景里的效力，不完全弱于现代国家依靠的成文法典。法律条文规定“不能做什么”，而“列祖列宗在上”这类内心独白，则提醒人们“最好怎么做”。两者叠加，可能会影响一个人在关键抉择中的权衡方式。

他并不否认现代治理离不开完善的法律体系、行政程序和技术手段。莱特的观点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超过14亿、地域跨度接近50个纬度的国家里，单靠制度设计很难解释社会运行的全部稳定性。那些在春节、清明、婚丧嫁娶中不断重复的仪式，本身就是一种低成本的社会沟通机制。

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举了南斯拉夫这一反面案例。这个在20世纪60—80年代被称作“巴尔干之虎”的国家，曾拥有约2000多万人口、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较高的识字率，也实行了联邦制、共和制等多种现代政治安排。按理说，这样的国家具备持续存在的条件，但最终却在1990年代经历解体和战争。

莱特尤其提醒大家注意几个数字：一个国家，内部有2种主要文字、3大宗教传统、4种以上语言被广泛使用，看上去多元而开放，却也意味着日常沟通成本极高。居民在街头交谈、在议会辩论、在媒体发声时，必须先确认彼此使用的语种、信仰背景和历史叙事，再来谈政策、预算或合作，这种隐形摩擦在几十年里不断累积。

在他看来，南斯拉夫的联邦结构更像是一份复杂的合同，依赖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只要某个地区的经济增长率领先、财政贡献增加，就容易质疑“为什么还要为别的共和国买单”。当外部冲击叠加内部不信任，这种以契约为核心的连接方式很容易进入恶性循环。

1998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事件，是很多中国人记忆中的重要节点。莱特在提到这一年时，更关注的是当时当地社会已经高度撕裂：不同族群对同一场轰炸、同一个国际组织的态度截然不同，街头口号和媒体论调在几个月内迅速极化。对他来说，这个年份不仅意味着一次外交事故，也折射出一个国家“共同记忆”的崩塌。

同样牵涉历史与身份认同的，是俄乌之间围绕克里米亚的争端。1954年，时任苏联领导人的赫鲁晓夫在庆祝俄乌“友谊”的背景下，将克里米亚从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划归乌克兰加盟共和国，文件上的调整花了不到1年时间完成。那时，大多数当事人并没想到，这一行政决定会在数十年后成为冲突焦点。

苏联解体后的1991年，原本统一的政治框架瓦解，原本被视为“内部调剂”的边界调整，突然变成主权纠纷的核心素材。到了2014年和2022年，围绕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争端，已经不再只是一段历史条款的争议，而被不断叠加上安全格局、能源通道、军事部署等多重变量。莱特借此提醒，缺乏被广泛认可的“共同祖先叙事”，会让每一次边界谈判都变成高风险博弈。

他并没有简单把俄乌冲突与任何一个文明模式直接类比，而是抛出了一个开放问题：当一个社会内部无法就“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达成基本共识时，单纯依靠合约、选票和短期经济利益，是否足以支撑长期稳定？这个问题在现场引发了至少3轮追问，也让不少听众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熟悉的政治概念。

回到中国本身，莱特多次提到“家与国”之间的那条隐形通道。无论是在沿海城市的现代小区，还是在中西部县城的老街，他看到的家庭相册、客厅挂画和手机相册里，都同时出现两类元素：一类是祖辈的黑白照片、老房子的门牌号，另一类是天安门广场、长城、抗战纪念馆等公共符号。这种并置，在他的经验里非常罕见。

他认为，这种“家国映射”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在遇到边疆、主权等议题时的集体反应。很多人会把地图上的一块区域，与家族长辈讲过的故事联系起来，把抽象的疆界线，理解成祖先留下的责任。哪怕这种连接未必经过严密论证，却实实在在影响着舆论场上的情绪张力。

莱特同时注意到，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并不是简单依靠“风俗惯性”运转。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实践中，把很多原本散落在地方乡规民约、家族家训中的观念，加以筛选和提炼，写入宪法、党章和政策文件。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表达，在2012年前后逐渐被提出，并在2017年的一份官方报告中被系统展开，其背后既有全球治理的考量，也与“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等传统观念存在某种呼应。

他强调，正是这种把民间经验上升为国家叙事的过程，使得一些看似零散的“风俗”，在危机时刻能够转化为较强的社会韧性。无论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还是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再到2023年复杂的全球经济环境，中国社会在短时间内动员资源、调整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能力，都与这种“家国一体”的认知结构有关。

在经济层面，他特别提到粮食和产业链两个指标。过去十多年，中国连续保持粮食产量在6亿吨以上的水平，并且不断强调“饭碗主要装中国粮”的底线；在制造业方面，多个行业的产业链在外部环境变化后进行重组，很多关键环节逐步实现本土化或多元化布局。莱特认为，这些看似技术性的调整背后，也有文化和社会结构提供的支持。

至于西方社会能否复制这种模式，他的回答并不绝对。他承认，5000年的文明延续和庞大的家谱传统，确实不是短期工程可以照搬的；但他也提醒，任何社会都可以重新审视自身的历史记忆、社区结构和价值传承方式，而不必只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二元对立中做选择。

在论坛结束前，大屏幕再次出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这一次，讨论不再局限于抽象口号，而是落在具体问题上：在未来10年里，不同文明如何在保持自身风格的前提下，共同处理气候、安全、能源、公共卫生等跨国议题？在这一轮对话里，中国、欧洲、东南亚和非洲学者各自举了案例，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统一结论。

或许正如莱特在最后5分钟里说的那样：一个拥有数千年连续记忆的文明，如何在21世纪与其他文明展开互相理解和合作，仍然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这个过程会不断带来新的数据、新的冲突和新的妥协，也会提出新的提问，等待不同社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