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吃杀猪饭

临近腊月，村头村尾山峦上，猪的嚎叫带着点不甘，又有点儿歇斯底里，在村庄上空高高低低地回荡。村民在水埠头碰见，三两句之后就问，“你家哪天杀猪啊？”“儿子女儿要来家帮衬吗？”村里就那么几个杀猪师傅，一家一家地轮着，不年不节的，不是周末，子女一般都来不了。

父母每年都养两头猪，地里的玉米、山芋，都是为这两个大耳朵种的。猪栏紧挨着房子，隔着小小的家庭茶叶菊花烘房。猪栏门一开，青春年少的猪，大摇大摆到堂前来看看有啥好吃的。不过，对它们来说，是小时候从堂前被拎着耳朵嗷嗷叫着，拽到后面的猪栏里去的记忆。在那个宽大却黑暗的居所，生活上一年，难得溜到堂前来偷吃。

母亲说，猪栏里越黑越好，它们看不见天光，吃了睡，睡了吃，清清闲闲地过日子，容易长肉。猪再来堂前，已是膘肥体壮了。在母亲敲猪食桶的引诱下，“哼哼唧唧”地过来。其实，它根本看不见，那漂亮的双眼皮早胖成了细如丝线的眯眯眼。它闻着猪食，听着熟悉的声音，一步一摇地过来。它出了猪栏门，穿过烘房，然后进了堂前。然后，它就再也没有然后了。

如果还有跟它有关的，不再是猪，而是家人眼里的火腿肉、肋条肉、猪头、猪舌头、板油。经过一年的辛苦，肥猪变成了猪肉，成为来年悬挂在屋梁上的腊肉、腌火腿。腌肉炖笋、辣椒炒火腿，都是山里的美食。人伺候猪一年，猪犒劳人一年，循环往复地过着，山村的日子就是这样。

“下周杀年猪，你回来拿肉吧？要是没空，过两天放公交车上给你寄。”父亲在杀猪前几天，总是要委婉地说上一句。话语很随意，对我并无多大“硬性”要求。杀猪，是徽州山里过年的预热和前奏，是普通农家年底的大事。父亲说，屋檐下关个猪，就是“家”。可杀猪的日子，我常常走不开。母亲是不看杀猪的，养了一年的猪，感情在那里。一日三餐伺候着，还时不时的有剩饭或是青菜，扔一把进去。猪在栏里“嗯呐嗯呐”地回应着，总给她欣慰。母亲的任务是烧开一大锅水，杀猪匠将一切准备就绪，她敲敲猪食桶，把猪带到堂前，剩下的就是父亲和别人的事情。

我没有参与过杀猪，抓猪头猪脚猪尾巴，还是扶长板凳之类，几乎没有参加过。我以前年龄小，不给做；后来长大了，又外出读书谋生，没有机会去帮忙。随着年岁渐长，我偶尔回家，也是袖手旁观。我姑家的老三是杀猪师傅，带着两三个人来。年过古稀的父亲也帮不上忙了，他的任务是给大家当下手，泡茶递烟，端一小碗猪血，泼在厨房门口的白墙上，流成一个红彤彤的惊叹号。这是村里猪已杀的印记。

生物钟的时间点，让我在朦胧晨光中醒来，窗外是淅淅沥沥的冬雨。忙好手里的事，我到家已近中午。时常是在过石桥转拐角，看见父亲从厨房出来，一脸的笑意：“来家了？中饭还没烧呢。猪杀了358斤，你妈本事大了。”母亲的声音传出来：“猪食今年主要是你爸负责的。菜准备好了，在焖饭啦。”堂前的肉凳上，一字排开大块的肋条肉，两只火腿放在八仙桌和小饭桌上，地上的竹匾里，横七竖八的是各种切好的肉。楼梯口的竹叉上，悬挂着槽头肉和猪肝。

父亲毫不客气地安排任务：换件衣服，把切好的肉搬楼上去，下午趁热腌，开春不容易长虫。我回家，能做的也就这小事——扛肉上楼。换上蓝色的工装服，手指插在尖刀戳出的小洞里，一手拎着一块肉，看似轻松。旧式的楼梯很窄，且陡，我右手高，左手低，人横着上楼，不拎高一点，肉就碰到楼梯了，沾上一层灰。看似不重的肉，“横行”到二楼，让人感觉脚踏在云上一样，几次下来，两脚软绵绵的。

猪三百多斤，火腿也有三十多斤，庞然大物一般。我弯下腰来，抓紧猪脚。猪皮碰到头发没事，重也是小事，主要是不能撞到墙。猪脚碰到墙壁有弹力，人站不稳要摔下楼，就乐极生悲了。自家的木楼梯，闭着眼都可以上去，但还是得小心谨慎。到楼上杂物房，放下来，孤身一人，分量好在还能把持住平放在长凳上。

中午的杀猪饭简单，母亲烧好了一锅槽头肉炖腌菜豆腐，一盘小炒猪肝，还有鱼块、豆腐角、青菜，吃饭的就是杀猪师傅和自家几个人。下午得空，猪血焐好，大肠清洗煮熟，大锅肉烧起来，那熟悉的气味，才是正餐。村里的舅舅、小姨，一家家的早就打好了招呼。男人们一桌，吆五喝六地喝酒；女人孩子一桌，热热闹闹。吃杀猪饭跟过年拜年一样，家里热乎乎的。

很多年来，母亲在杀猪前两三天，常用软尺从猪身前肢后方穿过去，量一下身围。软尺的单位，一边是尺寸，一边是厘米。母亲把总长度减去一尺七寸，减好的厘米数，就是猪的重量。每次我都不信，可母亲每次量出重量，都很准。母亲这法子怎么来的，我一直都奇怪着，她总是笑而不语。

大家吃饭的时候，母亲一直在忙。她为我准备了带回城的肉和青菜，还有猪肠和猪血，满满的几大袋。我那单开门的冰箱，真的是太小了。

原标题：《回家吃杀猪饭》

栏目主编：陈抒怡

文字编辑：陈抒怡

本文作者：江红波

题图来源：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