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列强的枪炮里面 有广州十三行的银子？

白银蝴蝶效应：乾隆年间的广州商人，如何无意间扇动美联储、日本军费与美国铁路

1820年，广州十三行街，一名美国船长正在等待他的保商验货。

他不知道，三十年后，这位保商投资的银元将铺向密歇根的铁路枕木；他更不知道，一百年后，这套“保商”制度将与美联储的存款保险机制，在功能逻辑上惊人地相似。

他没有意识到，珠江口的每一次白银交割，都在全球资本链条里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这些涟漪穿过太平洋、绕过好望角、北上东京湾，最终在1895年的旅顺口，变成炮弹。

这不是阴谋论。这是全球十几家档案馆里，正在被一张张契约、一封封书信、一页页海关记录拼接起来的，关于广州十三行的银子引发的“蝴蝶效应”。

01 白银漏斗：中国是全球货币体系的终点站，也是起点站

16-18世纪，西属美洲波托西和墨西哥的银矿轰鸣不止，日夜不歇，全球80%的白银产自这里。

可问题是：这些白银去哪里了？

根据近代学者庄国土、贡德·弗兰克的估算：其中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最终沉淀在中国。（百度百科“广州十三行”词条引《白银资本》）

为什么？

因为当时中国的白银购买力是欧洲的两倍。用白银买中国茶叶、丝绸、瓷器回欧洲销售，利润空间高达100%-200%。

这不是简单的贸易顺差。这是中国作为全球货币体系“定锚”的时代。

广州十三行，就是这个定锚体系的总闸门。所有外国商船必须停泊黄埔港，由指定的行商“保商”代理报关、纳税、交易。

白银从美洲流入欧洲，从欧洲流入广州，从广州沉淀为中国经济的血液——这是一条持续两百年的单向管道。

但1820年代起，鸦片贸易逆转了白银的流向。

中国从全球白银“蓄水池”变为净流出地。仅1828-1836年，中国净流出白银超过3800万两。

还是那个问题：这些白银流到哪里去了？

一部分去了伦敦，成为东印度公司股东的股息；
一部分去了孟买，成为帕西商人的鸦片货款；
还有一部分，穿过马六甲，北上日本——并在六十年后，变成对准旅顺港的炮弹。

02 资本的蝴蝶：伍秉鉴的银元如何铺向美国铁路

18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广州贸易进入“自由商人”时代，也是伍秉鉴（鸦片战争前广东十三行怡和行行主，嘉庆十四年（1809年）成为十三行的总商，他亦得三品顶戴，并靠英国东印度公司鸦片走私成巨富）人生的最后十年。

这位被《华尔街日报》列入“千年世界最富50人”的广东商人，在1834年向清廷申报资产2600万两白银——约等于清政府大半年财政收入。

但真正令伍秉鉴区别于历代中国巨富的，不是财富数字，而是他的资本配置半径。

哈佛大学贝克尔图书馆藏有伍秉鉴写给美国旗昌洋行合伙人福布斯兄弟的50余封信件；孟买邦档案馆藏有他与印度帕西商人的商业通信。这些史料拼出的图景是：

1840年代初，伍家资本进入密歇根中央铁路、柏林敦和密苏里河铁路；

福布斯兄弟用伍秉鉴的资金设立美国股票投资公司，涉足阿尔巴尼和波士顿矿业；

伍秉鉴曾将价值约100万美元的茶叶运往纽约和伦敦，利润预期高达50%；

他还通过美国代理商承销美国州政府债券。

（叶显恩《广州华商资本的发展与卷入世界市场》，广州数字文化网，引哈佛、孟买档案）

更惊人的是信贷规模：1815年，广州行商潘长耀直接写信给美国总统麦迪逊，抱怨美国商人欠他100万美元未还。

1815年的100万美元是多少钱？我下面贴了张图，大家可以有个大概的轮廓概念。

但我认为他的价值不只是一个数字，更多的是要账者高高在上的态度，跟腐败无能的晚清政府形成鲜明对比！

这封信至今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那是一个中国行商对主权国家元首的跨境催债。

1869年，第一条横贯大陆铁路在犹他州金钉合龙。伍秉鉴已经离世26年，但他投资的那批铁路公司，已经成为这条经济大动脉的组成部分。

这不是“买办资本外逃”。这是中国商业资本第一次以股权投资形式参与西方工业革命——且发生在中国本身尚未工业化的年代。

03 资源的蝴蝶：智利铜矿如何杀死两千万中国人

如果白银是清帝国的血液，铜就是清帝国的骨骼。

清代实行银铜双本位制：大宗交易用银，百姓日常用铜钱。云南滇铜是清政府铸钱的战略命脉。

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博士高晓宇的研究小组，通过英美东太平洋贸易公司档案、广州海关记录、云南铜政奏折的交叉比对，得出令人吃惊的结论：

1820-1860年，英美贸易公司将纯度96%-99%的智利楚基卡马塔铜矿石大量运往广州。

这种“进口铜”成本仅为滇铜的三分之二，纯度还高出一大截，可以直接入炉铸钱。

后果是灾难性的：

云南滇铜产业崩溃。道光十五年至二十五年（1835-1845），云南铜矿年产量从1.2万吨锐减至3000吨。

清政府铸钱原料短缺，民间私铸小钱泛滥，铜钱对白银比价贬值76%。

农民以铜钱计价的农副产品收入不变，但纳税必须折成白银——实际税负暴增3倍以上。

高晓宇的团队进一步测算：这场输入型金融危机直接关联的人口损失下限，是太平天国与云南回民起义中至少2200万非正常死亡。

全球化从来不只有丝绸与白银的浪漫。当智利铜矿的船帆出现在珠江口时，云南山间的矿工正在失业，长江中游的农民正在卖儿鬻女。

04 战争的蝴蝶：日本金本位是靠大清赔款建成的

核心史料：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日本大藏省《明治财政史》

白银从中国流出，并没有直接进入日本国库。

它的路径更长、更隐蔽、也更血腥。

【第一跳：白银逆流】

1820年代起，鸦片贸易逆转白银流向。中国每年净流出白银数百万两。这些白银经印度、英国，一部分流入欧洲资本市场，一部分辗转进入日本。

【第二跳：日本的开国与“白银套利”】

1853年黑船来航后，日本被迫开国。幕府发现一个惊天的汇率漏洞：

当时日本金银比价约1:5，国际比价约1:15。这意味着：外国人用银元在日本收购黄金，运到伦敦出售，转手就是200%的利润。

1859-1869年，日本超过80万两黄金通过这个漏洞外流。

这些黄金从哪里来？相当一部分是日本用生丝、茶叶换来的——而这些生丝、茶叶的最大买家，曾经是广州十三行。

白银在中国的流出，间接加速了日本黄金的流出。

【第三跳：甲午赔款的“惊险一跃”】

1895年，甲午战败。日本向清政府索赔库平银2.3亿两——相当于日本当时国家财政预算的4倍。

这笔巨款抵达东京时，日本正陷入一场金融焦虑：

他们早在1871年就确立了金本位制，但手里根本没有足够的黄金储备来维持兑换。甲午赔款中的7600万两白银被迅速运往伦敦兑换成英镑，再购入黄金——日本用大清的赔款，给自己的金本位制补上了最关键的一块压舱石。（大藏省《明治财政史》，1905年）

1897年，日本正式施行金本位，从此获得西方列强的“金融俱乐部入场券”。

十年后，日俄战争爆发。日本联合舰队的三笠舰上，炮弹的射程里，有旅顺，有对马——还有四十年前从珠江口流出的白银。

05 制度的平行：广州保商制与美国存款保险的惊人相似

需要明确：这是一个“功能趋同”的观察，不是“影响继承”的定论。

广州十三行的“保商”制度确立于乾隆十年（1745年）。核心规则：

外商必须有保商担保才能交易；

行商之间无限连带责任——若一家倒闭，全体行商按资产比例分摊其债务；

以商人集体信用替代政府行政担保。

（百度百科“广州十三行”词条引谭元亨《十三行史稿》、清宫档案）

1829年，纽约州设立“安全基金”——美国最早的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其核心逻辑是：参保银行缴纳保费，形成共同基金，用于偿付破产银行的储户。

1933年，大萧条催生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将纽约安全基金的原理推广至全美。

这两个制度，相隔八十年，相隔半个地球，却在功能逻辑上惊人地一致：

广州保商制（1745）

行商互保，连带责任

防范外商违约风险

集体信用替代个体信用

美国存款保险（1829/1933）

银行互保，共同基金

防范银行挤兑风险

集体信用替代个体信用

这是历史巧合，还是制度模仿？

目前，没有任何一手史料证明广州保商制直接启发了纽约安全基金或FDIC。西方存款保险制度的公认思想来源是欧洲中世纪行会互助传统、1810年代美国互助担保公司。

但我们可以确认的是：

当两种相隔万里的文明，在面对相似的“信用危机”时，演化出高度相似的制度解决方案——这本身就是人类制度史最迷人的现象之一。

十三行商人的智慧，不需要“影响了美国”来证明其价值。

06 轮回的蝴蝶：从白银陷阱到美元困境

历史学者常感慨：18世纪中国吸纳了全球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但这些白银没有转化为工业资本。

为什么？

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原因是：中国的白银流入，始终伴随着制度性“权利逆差”。

十三行商人可以赚取白银，但他们的产权得不到保护。伍秉鉴投资美国铁路时，必须通过美国合伙人代持股份，因为他无法确定清政府是否承认他的境外资产。

潘长耀写信向美国总统催债时，只能以私人身份恳请，没有任何国际法框架支撑。

中国吸纳了白银，却没有吸纳白银背后的铸币权；
中国输出了商品，却没有输出商品背后的规则制定权。

2010年，时任建设银行高管的樊敏非在一篇流传甚广的演讲中，说道：

“300年前的白银流入了中国，300年后的美元也流入了中国。当年的白银被鸦片战争‘回收’，今天的美元会以什么方式被‘回收’？”

他列出的三种“变种鸦片”至今令人背脊发凉：

汇率鸦片——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日本失去三十年；

资本鸦片——推高资产价格再撤资，留下泡沫废墟；

技术鸦片——将储备国锁定在产业链低端，抽走创新动力。

这不是宿命论。这是对历史的追问：我们是否还在用白银时代的逻辑，应对美元时代的问题？

蝴蝶不知道自己扇动了风暴

1834年，伍秉鉴在给美国合伙人的信中说：

“英国人看不上十三行，他们只是迫不得已才接受了‘保商’。那不是给我留后路，而是要断我后路的地方。”

九年之后，《南京条约》签订，十三行垄断贸易终结。伍秉鉴在那一年的弥留之际，并不知道自己投资的美国铁路将在三十年后横贯大陆，也不知道自己经历过的“保商”原则，将在另一个半球的金融体系里找到平行的回声。

历史从不按照线性剧本展开。

十三行的白银的确没有直接变成中国的工业烟囱——

但它变成了纽约的铁路枕木、伦敦的英镑汇票、东京的军舰龙骨。

这些枕木、汇票、龙骨，又反过来定义了此后一百五十年的世界秩序。

今天，当人民币国际化、数字货币跨境支付、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成为热词时，我们不必只向西看。

回头翻阅1754年确立的“行商互保”章程，翻阅哈佛大学那些用英文写成、措辞精准的伍秉鉴商业信函——

我们曾经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曾是全球化的最大输家。

我们曾经吸纳了全球的货币，却从未掌握货币的权力。

这不是为了证明“祖先曾经阔过”。

这是为了追问：在下一轮全球化的“蝴蝶效应”里，我们是扇动翅膀的人，还是被风暴裹挟的人？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广州十三行”词条（2025年11月版），引谭元亨《十三行史稿》、清宫档案、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

2、叶显恩，《广州华商资本的发展与卷入世界市场》，广州数字文化网，引哈佛大学贝克尔图书馆藏伍秉鉴-福布斯兄弟信函（1825-1843）、孟买邦档案馆藏帕西商人通信。

3、高晓宇，《铜业帝国：智利铜、英美的全球贸易以及中国货币制度的转变（1800-1862）》，中研院近史所学术演讲，2024年1月17日。

4、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岩波书店，2003年；中译本引日本开国初期金银比价套利数据。

5、大藏省，《明治财政史》卷十二“金本位实施”，东京，1905年；引甲午赔款兑换英镑、购入黄金明细。

6、樊敏非，《“白银”串起的思考》，中国建设银行内部讲座，2010年6月9日。

7、于奉晨，《全球白银贸易与第一轮全球化浪潮》，《金融时报》2025年10月10日。

8、欧家锦，《“千年商都”广州的关键转折点》，澎湃新闻，2022年2月22日。

9、潘长耀致詹姆斯·麦迪逊信函（1815年10月20日），美国国家档案馆藏，RG59，驻广州领事呈报国务卿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