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原王庭最严厉的父亲，把蒙元鞑子当人参种，铁血岐阳王李文忠

文忠器量沉宏，人莫测其际。临阵踔厉历风发，遇大敌益壮，颇好学问，常师事金华范祖干、胡翰...... 亲为文致祭，追封岐阳王，谥武靖，配享太庙，肖像功臣庙，位皆第三，父贞前卒，赠陇西王，谥恭献。

——明史·卷一百二十六·列传第十四

至正年间，天下大乱，元廷衰败，各路势力割据混战，江淮一带更是民不聊生，瘟疫横行，饿殍遍地。

那一年，李文忠才十余岁，母亲朱佛女病死在瘟疫里，父亲李贞带着他颠沛流离，白日乞讨，夜宿荒庙，几度死里逃生。

李贞本是盱眙人，因战乱举家迁往濠州。

灾年里，他将仅剩的粮食分给乡邻，只留下瘦弱的儿子相依为命。

父子俩穿越疫乡、饥荒地，挤入一波又一波南逃的难民潮中。

那时，朱元璋已在滁州建立根据地，声势日盛。

朱佛女是朱元璋的二姐，早年家贫时，正是李贞接济过朱家，勉强度命。

如今再见姐夫孤儿寡父上门，朱元璋百感交集。

那天，李贞带着保儿刚进滁州城，正遇朱元璋巡视军营，马蹄铿锵，旌旗蔽日。

保儿怯生生地望着那个披甲执戟的男人，朱元璋下马相认时，保儿扑进他怀里，呜咽出声，满脸泪水、泥污不辨。

朱元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那一刻，他决定收保儿为义子，赐名“文忠”，取忠心事国、文武双全之意。

自此，李文忠跟在朱元璋身边，识字练武，一应不缺。

少年李文忠聪敏过人，读书过目不忘，兵书战策尤有心得。

朱元璋东征浙东，命李文忠统亲军前锋，攻建德、夺青阳、拔石埭。

每一战他都亲自率兵登先，未尝一败。

他的战法讲究灵活诡变，以轻骑扰敌，以奇袭制胜，极少正面死战。

敌将常闻其名色变，严阵以待，却往往不知其踪。

朱元璋曾言：“文忠识大义，顾大局，能恤兵、善统众，是我朱家将星。”

至正十八年之后，张士诚与朱元璋的争斗全面白热化。

张士诚兵强马壮，手下更不乏悍将猛兵。

朱元璋知其难缠，故而对浙东战线格外倚重，而这道重任，多次压在了年仅二十出头的李文忠肩头。

初战诸暨，敌将凭险据守，李文忠率兵夜渡潜江，趁雾突袭敌垒，一战破敌。

接连几日，他指挥部队穿梭于富阳、分水、建德之间，打得敌人根本无法组织有效反击，兵锋之锐，连老将胡大海都啧啧称奇。

那时的李文忠，每每前出作战。

张士诚见自己几度受挫，勃然大怒，便调集大军意图一举击破朱军在浙东的根基。

至正二十五年春，张士诚派其麾下主将李伯升率军二十万，挥师直逼新城。

新城地处严州之咽喉，一旦失守，朱元璋多年苦心经营的浙东防线就将如同纸糊般崩塌。

得知敌情后，李文忠立即率军自诸暨急赴前线，他身边不过数万人马，面对的是整整二十万敌军。

许多将领忧心忡忡，劝他且退避三舍，待援兵齐至再战。

可李文忠却是冷笑一声，站在军前大帐之上，掷地有声地说道：

“兵在精不在多，彼众我锐，以锐遇骄，必破之矣。”这番话如雷贯耳，击中了士气低迷的军心。

他站在案前，一边调兵遣将，一边亲自剖析敌阵：“李伯升虽众，但轻敌冒进、前后不接，此乃破敌之机。”

很快，他布下三策，一则佯装弱守，引敌深入，二则设伏两翼，埋于溪涧林中，三则潜兵入城，与守军联络里应外合。

兵分三路，各据地势，战前数日，浙东春雨连绵，正好掩盖了军队调动的动静。

李伯升果如所料，大军压境之后见新城守军不振，便不顾军纪，急行攻城，阵线被拉得冗长疲散。

就在夜幕低垂、敌军临战未稳之际，李文忠挥军而出，率中军于正面突袭。

同时埋伏在林中的骑兵两翼合围，溪涧伏兵亦于后方截断敌军退路。

李文忠亲率数十骑疾驰于乱军之间，长枪破风，马蹄如雷。

敌军中有识他之人，惊恐高呼，顷刻之间，大营乱作一团。

城内守军也在此刻突围而出，鼓声震天，火炬照夜。

三军合围，如洪水决堤，直扑敌营中心。

战至天明，敌军溃不成军，尸横遍野，溪水尽染血红。

这一役，斩首数万，擒敌将六百余人，缴获粮械无数。

李伯升狼狈逃脱，所部近乎全军覆灭。

消息传至张士诚中军，帐中惊骇无比，数日不敢发兵，李文忠之名，自此威震浙东。

捷报传回武昌，朱元璋大悦，设宴三日，亲赐御马与锦袍，命人连夜送至前线慰勉。

这场战役不仅击退了张士诚的最大进攻，也彻底稳固了浙东战线。

而李文忠，也从一个冲阵少年，成长为一把真正能挑大梁、能镇一方的锋利之刃。

洪武二年，常遇春病逝的消息传来时，北地军中一片沉寂。

这个名字，曾是元军的噩梦，如今突然消失，前线仿佛被人抽走了一根定海神针。

朱元璋很快做出了决定，让李文忠接过。

那一年，李文忠三十岁出头，正值壮年。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北地重任，来得极为突然。

大同告急，北元游骑趁边军换防之际，越塞南下，劫掠城外屯田，若大同失守，北方防线将全面动摇。

李文忠调转兵锋，直接北上雁门。

那一夜，风雪骤起，天地混沌。

李文忠命军队熄火潜行，只留马铃暗缠，以防声响。

他将兵马分为数部，主力远避正道，自偏僻山口绕行。

待北元劫营部队夜半回撤之际，明军铁骑突然从侧后杀出，如雪原中猛然掀起的黑潮。

北元兵尚未反应过来，营帐已被冲散，火把被踢翻，混乱中互相践踏。

李文忠亲率中军直插敌阵，不恋战、不追首级，只一味切断退路、焚毁辎重。

天亮之前，敌军已被打得四散奔逃，大同之围随之瓦解。

这是北元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常遇春虽死，但明军的“刀”，并没有钝。

洪武三年，真正改变草原格局的一战到来了。

李文忠奉命与徐达分道北伐，自野狐岭出塞，直趋兴和、察罕脑儿一线。

此时的北元，元惠宗已死，新立的元昭宗仓促继位，王庭人心惶惶，却仍幻想凭借草原纵深，拖垮明军。

李文忠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他放弃稳扎稳打的推进方式，选择了一条近乎疯狂的路线，急行军，奔袭应昌。

明军昼夜兼程，战马口吐白沫，士卒肩背干粮，在风沙中硬生生跑出了一条血路。

应昌城外，北元王庭尚未完全撤离。

元昭宗仓皇北逃，连夜拔营，李文忠的前锋却已经压到了城下。

城门未闭，火把尚亮，明军铁骑便已冲入营地。

这一夜，没有鏖战，只有溃散。

王庭的帐篷被踏平，贵族的车驾被掀翻，后妃、宗室、官属在混乱中四散奔逃，却很快被逐一俘获。

宋、元玉玺，金宝玉册，被一件件从营中抬出。

李文忠没有停命精骑继续北追，一直追到北庆州之外，直到敌军彻底遁入荒漠深处，才勒马回头。

沿途降部接连来降，数万余人放下弓刀，跪伏在草原之上。

这一年又一年，大明铁骑反复碾过草原，元朝残存的尊严彻底扫地。

洪武十三年，京城朝堂之上风声鹤唳。

常遇春已逝，徐达染病，老一辈开国将领凋零殆尽，朱元璋却越发刚猛狠厉，朝廷上空像挂着一口巨刀。

胡惟庸案骤起，牵连数万，尸横满朝。

彼时的大都督府，由李文忠总摄军政。

当朱元璋开始铁腕肃清朝臣、功臣、旧将时，李文忠第一次站了出来。

他的第一道奏章，说得极为婉转。

他劝太祖：“国初安定，宜修文教而不专兵刑，功臣虽有过，惩前毖后，亦当存善。”

言语之间，全是劝慰，意在让皇帝知足守成，收刃归鞘，朱元璋没有批复。

第二道奏章来得更急，李文忠见太祖连连诛杀旧将，甚至开始怀疑兵部、宦官、国子监等各方官员，已然动摇根本。

便再上奏章，直言：“官吏虽腐，法当自明，然国将之体，若一网打尽，恐兵民离心。”

奏章递上去三日，仍未有回应。

可朝中流言已起，“李都督敢上书劝阻皇帝杀功臣？”、“听说奏章中暗讽圣人无德，怕是活不久了……”

第三道奏章，李文忠一夜未睡，独坐灯下反复誊写。

开篇便言：“陛下若诛尽忠臣良将，一旦北有警、南有乱，江山何人守？若使人人自危，民何以安？”

他写到最后，已觉笔力不稳，索性放下笔，唤来夫人。

交待善后，“孩子还小，若我不得善终，你教他读书、修德，不必习武，也不必再入宫中。”

清晨，他着正装入朝。

朱元璋看完奏章时，面色已变。

他拍案而起，拂袖厉喝：“李文忠！你胆敢教朕行仁政？朕屠乱臣贼子，与你何干？”

文忠不跪，亦不惧，只平静回言：“文忠死不足惜，惟愿陛下思社稷长远，莫因猜忌，毁大明根基。”

朱元璋大怒，命：“押入诏狱，择日问斩！”

是夜，消息传入后宫，马皇后听罢愣住，手中绣针落地。

良久，她只是低声一句：“你要杀文忠？”

朱元璋沉默不语，马皇后抹泪，“陛下，我朱家亲人俱亡，只剩文忠一脉，他又何错之有？他从小随你征战，忠心耿耿，如今你连他也要斩，叫我如何面对先人？”

朱元璋望着她，半晌，转身离去。

数日后，圣旨下达，李文忠免死，革职归家，禁足不问政事。

从那以后，李文忠再未踏入朝堂一步。

他在府邸内闭门不出，偶尔抚琴教子，偶尔读书自省。

昔日驰骋沙场、叱咤风云的战神，如今在檐下听雨，病中度日。

洪武十七年，李文忠暴病而亡，终年仅四十六岁。

消息传至朱元璋耳中，他静默良久，未言一字。

第二天清晨，他亲自书写一纸祭文，遣使送往灵前，并下令追封“岐阳王”，谥号“武靖”，配享太庙，肖像列入功臣庙。

李文忠死后，朝堂依旧杀伐不断。

可那段时间，朱元璋少了许多出宫，少了许多宴会，也少了许多笑。

他送走的，不只是一个良将。

而是这天下里，最后一个敢在他面前直言不讳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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