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秘密》的三个特征

孙胜杰。

□孙胜杰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最近很多人都在问我，你看了“全勇先的秘密”没有？我一度以为作品的名字就叫“全勇先的秘密”，后来才确定作品的名字叫《秘密》。引起我兴趣的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全勇先的秘密”而不是“秘密”呢？我思考的结果是从小说的结构讲起。

《秘密》由三层叙述构成。最外层是隐含的作者也即作品中的“我”对“父亲”调查经历的转述。我要开始写小说，便向父亲打听纪德荣的档案卷宗，因为父亲不但参与了对纪德荣的调查，还保留了他的档案，但父亲说，“丢了，记不住了……”由此纪德荣的人生经历成为被历史档案掩埋的秘密。福柯认为，档案不是中性存储，是权力结构的直接体现，是重塑过去形象或预设未来记忆的方式（《知识考古学》），此时“档案的缺席”其实构成了对历史书写的批评。叙述的中间层是父亲对纪德荣审讯的记录；最内层是纪德荣长达数万字的自述。纪德荣的自述占据了文本的主体篇幅，他的细节回忆与情感表达几乎使读者遗忘这是经过“审讯”这一权力过滤后的言说。小说末尾附上的真实历史人物，如赵一曼、董宪勋、韩勇义、杨桂兰等人的生平，与虚构人物纪德荣的“无名”状态形成强烈的对照。小说没有提供关于纪德荣在赵一曼脱逃事件中真实角色的最终答案，只是从侧面来写这一情节，如记录员的眼圈都红了，父亲给纪先生面前的茶缸又添了些热水，而谷科长核实后还继续怀疑不做定论，通过父亲这些矛盾感受最终将判断权交还给读者。这种开放性的伦理立场，使小说摆脱了简单化的历史审判，转而探讨在极端情境下个体选择的模糊性与幸存者的负罪感。

小说的第二个特征是高度自觉的文学地理学实践，那么《秘密》是如何通过地理空间来完成纪德荣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呢？空间景观的符号化对照。城市和林区的符号化对照是其策略之一，哈尔滨既是繁华、“文明”的国际化都市，也是伪满警察厅等镇压机构林立的权力堡垒。纪德荣在此接受教育，就读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又在俄国人开的中俄工业大学读书五年。可以说，“被动现代化”的城市赋予纪德荣知识、地位与家庭幸福的可能性，同时也将他卷入历史罪责的泥淖，最后隐居小兴安岭林区。小说开篇即通过调查者父亲的视角，勾勒出一个被冰雪净化却潜藏暗流的空间：纪德荣住在自己改建过的“厚厚的白雪覆盖”的木栅栏庭院，院子里的丁香树，屋里铺满长条地板，书架上精装的外文书籍，这些都与林区的生活景观相异，所以，林区是一个兼具庇护与囚禁双重功能的社会空间，既是纪德荣试图隐匿过往的物理屏障，也是历史真相被冷藏的隐喻。其二是两江意象的对照。在“大小姐”逃脱事件的半个月后，内心忐忑的纪德荣带着妻女来到松花江边。松花江属于内河，但俨然已经看不到中国人了。渡江前后，他从一等警佐“纪股长”变成了无名的逃亡者，最终成为失去国籍归属的情报员“米哈依·金”。纪德荣一生经过哈尔滨、东京、珠河、苏联、伊春等地理空间的转移，导致身份不断重构，他的伪满警察身份、日本留学经历、苏联间谍生涯和新中国工程师角色，身份认同成为问题，从而揭示了时代变局中个体命运的脆弱与无奈，任何固定的身份标签在此都显得苍白无力。

小说的第三个特征是对鲁迅的“历史的中间物”思想的回应。纪德荣这个人物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或反派，已经从旧的价值体系和文化母体中觉醒，但又未能找到通往未来的清晰道路、未能融入新的群体。这就是鲁迅所谓的“历史的中间物”，其基本特征是“未完成性”，体现为身份认同的模糊、价值观念的摇摆和行动方向的缺失。纪德荣的核心痛苦源于他是“珠河北门刑场”那场悲剧的幸存者，也是冷眼的旁观者与间接的参与者。他虽然活了下来，但承受着“幸存者的负罪感”，成为他自己终生的记忆禁锢。晚年被审讯时的自述是一次漫长的、充满细节的精神回溯，其目的不仅是向组织交代，更是试图在叙事中安放那个破碎的、充满愧疚的自我。正是这种复杂性，使他成为一个“不可靠的见证者”。小说中有一个贯穿全文始终的细节很特别——“小猫盖屎”。父亲完成审讯任务后问纪德荣家里的木头箱子里的沙子是干什么用的？纪德荣解释：“是猫上厕所用的，猫很爱干净，它们会把自己的排泄物埋起来。可能是为了掩藏气味吧。气味会招来天敌，只有埋掉了，它们才安全。”这是一个绝妙的隐喻，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知识，实则暗指历史中个体为求生存而不得不掩藏的秘密。然而，文学的功能恰恰在于谨慎地挖掘这些被掩埋的“排泄物”，并使其在审美的光照下获得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