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与阴谋论密不可分

推荐一本好书，《汉娜·阿伦特的爱与反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汉娜·阿伦特（1906-1975）毫无疑问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极权主义的起源》是她的代表作。本书是一部以思想史为核心脉络的传记，致力于重新审视汉娜·阿伦特的生平与思想。

之所以推荐这本书，是因为汉娜·阿伦特当年深入思考过的那些问题，在今天并未过时。下文摘自该书第六章，公众号编辑时有删节。感兴趣的朋友可点击下图收藏。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描绘了一个孤独、原子化且毫无生气的社会，一个庞大、无组织、结构混乱的大众集合体，其中充斥着仇恨、恐惧、有组织的恐怖、大规模死亡以及难以言喻的苦难。

这是一个如同科幻小说般骇人的世界，令人感到如此陌生、难以置信、无法容忍。然而，随着书中关于这个地狱如何降临人间的叙事逐步展开，读者的心中会升起一种愈发强烈的不安：这一切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

我认为这种“不可避免”感之所以产生，部分原因在于：尽管书中所描述的历史极端残酷，但阿伦特所设置的那条深层的“思想脉络”，给读者带来了一种熟悉感。《极权主义的起源》就像一本优秀的小说，它揭示了读者早已有所体验，但通过书中的叙述方能更深刻地理解之现实。这也是为什么在21 世纪阅读这本书依然足以令人毛骨悚然，恐怖感丝毫不亚于20 世纪。

《极权主义的起源》所讲述的，是一段关于20 世纪数百万欧洲人如何自愿沉浸在一种致命意识形态幻想之中的历史。我们必须摒弃那种史诗般的幻想，即极权主义群众是被某种共同目标、某种宏大且统一的理想主义信念所驱动的—— 这种信念激进而热烈，只是不幸误入了歧途。同时，我们也要摒弃那种狡猾且迷人的领袖同那些迟钝、愚蠢且易受蒙蔽的帮凶们的哥特式恐怖情节。

阿伦特在这部作品的最后一部分“极权主义”中所记述的历史，既更加平淡，也更加粗鄙，而这正是它让人感到熟悉的原因。阿伦特指出，人们想象中同20 世纪极权统治相联系的那些“阴沉、单调”的大众，其实从未真正团结过。反民主的群众运动，由无数孤立的个体和民主制下的失败者拼凑而成。

文学作品中常出现这样的情节：角色们意识到自己一直生活在一场梦境（或梦魇）之中，当眼前的迷障终于褪去，他们由是开始踏上新的道路。这种桥段在历史上也偶尔出现，只是通常需要更漫长的时间，而且觉醒的时刻几乎总是姗姗来迟。阿伦特在论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时写道：

“正在发生的一切，无论多么愚蠢，也无论有多少人知晓并预言了后果，都无法被挽回或阻止。每一个事件都带有一种如最终审判般的终结意味…… 这审判既非出自上帝也非出自魔鬼，而更像某种无可救药的愚蠢宿命的体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规模失业、通货膨胀、国家内战、革命、暴动、大规模驱逐与人口迁徙等现象相继出现，这些极端的情况非但没能催生人们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反而让（认清）现实变得越发遥不可及。

随着人与人之间越发疏离，怨恨亦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阿伦特写道：“也许，没有什么比那种模糊而又普遍存在的、对所有人和一切事物的仇恨，更能体现政治生活全面瓦解这一状况了。”

毫无目标的仇恨带来了政治上的可乘之机。蛊惑人心的政客和民粹主义者利用民主失败后留下的空白，为那些日后带来致命影响的“ 大人物” 铺就了道路。极权主义思维的那种颠倒错乱的逻辑逐渐形成。

在欧洲和美国，富有的精英与意识形态的鼓吹者相互勾结，试图让那些生活悲惨、被剥夺权利的人们相信，公民社会及法律和民主制度才是真正的敌人。他们宣称，“真相”就是包括全球精英、银行家、犹太人和无国籍人士在内的那些“伪善”的自由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政治与社会阶层企图隐藏的东西。

阴谋论之所以泛滥，是因为它们弥补了现实世界所缺乏的连贯性与一致性。最著名的阴谋论莫过于《锡安长老议定书》（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它于1902 年首次出现在俄国，生动地描述了一场犹太人主宰世界的阴谋。俄国革命后，流亡者将这份文本带到了西方，使之开始广泛流传。虽然它在1921年就被揭穿是伪造的，但这并没有阻止希特勒和戈培尔后来将其作为证据进行宣扬。

在美国，亨利·福特（Henry Ford）将此书出版并发行了50 多万册，反犹主义者、美国“全国社会正义联盟”（National Union for Social Justice）领导人查尔斯·爱德华·考夫林还在面向全国的广播中公开讨论此书。当今的美国极右翼组织“匿名者Q”（Qanon）也在2017年炮制出了他们版本的《议定书》。这些人声称，美国被一群由犹太金融家资助的撒旦教食人恋童癖组成的秘密组织掌控着。

这些阴谋论的极端荒谬，恰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它们本就旨在吸引那些民主话语已对其彻底失效的人群，这些人不仅对传统政治漠不关心，而且往往对其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

极权主义宣传并不遵循通常的政治劝说与反驳规则，而是刻意表现出一种置身传统政党政治之外的姿态。这种“政治”注定是疯狂的，因为理论越疯狂，就越能让人远离令人厌恶的现实。汉娜·阿伦特的一句话自20 世纪回响至今：“群众对现实的逃避，是他们对无法真正生存却又被迫身处其中的世界的一种控诉。”

纳粹主义的鼓吹者们很快便掌握了将巧合转化为阴谋，并使它们看上去真实可靠的技巧。随机事件被解读成预兆和印证。尽管这些故事暂时营造出了一种连贯性的假象，但此类叙事与谎言并不能终结混乱；敌人及其阴谋需要被不断地编造出来，而且永远不够。这样的过程令人疲惫不堪（今日亦是如此）。

事实上，强迫那些孤立、恐惧又愤怒的人们生活在多重谎言构筑的现实之中，非但没有将他们团结成伟大的民族或救赎性的运动群体，反而使局势更加混乱。人们永远需要更多的虚构、更深的仇恨以及更大的谎言。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变得如此模糊，以至于整个民族都放弃了分辨。阿伦特在20 世纪30 年代写道，“我们赖以确定方向和现实感的一切都在颤抖、摇晃，这便是极权统治下最常见，也最鲜明的体验”。

正是这种极为复杂的现实，让人们容易受到宣传蛊惑，同时也使他们变得愤世嫉俗。在虚构、阴谋、假新闻、谎言乃至弥天大谎交织而成的漩涡中，人们倾向于相信那些不可思议之事——譬如阶级或种族敌人确凿的狡诈与恶行，并且告诉自己“早就知道这些不过是谎言和政治手段了”，以维持一丝人类的尊严。

愤世嫉俗者并不聪明，普通民众也并不愚蠢。每个人都与现实渐行渐远，以至于这一切实际上都没什么意义了—— 即便旗帜越来越大，效忠誓言的要求也越发荒唐。

纳粹的死亡集中营正是这一切虚构最终被强行转变为现实的地方。阿伦特指出，这些集中营除了证明极权主义最骇人听闻的主张—— 人类无足轻重—— 的真实性之外，别无他用。“我想请问，毒气室的存在是为了什么？”法国幸存者戴维·鲁塞忆及在死亡集中营里曾被问道的这个问题。“你出生又是为了什么”便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那里，所有人一同死去，孩子，男人、女人，垂死者与新生儿，都如同牲畜一般，好似东西一样，坠入了最黑暗、最幽深的原始平等的深渊，像牲畜，像物品，像东西。后来，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使用地狱这一意象时，她一直强调，这并非在打比方，它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地狱。

阿伦特的朋友玛丽·麦卡锡对《极权主义的起源》有一处批评。她问道，那一切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希特勒是否拥有某种全能的洞察力，使他能够操控他人加入其疯狂的阴谋？他是否像柏拉图笔下哲人的恶魔化身，走出阴影笼罩的洞穴，凝视真理的太阳，而后凭借着对现实的超越性理解回归并加以统治呢？“汉娜，是谁在编织极权主义的阴谋呢？”

“没有人。”阿伦特回答道。这就是极权主义彻底反政治的原因：到最后，没有意见，没有辩论，没有能动性，也没有……人。政治原则为纯粹的意识形态所取代。“你认为世界是由不负责任的金融机构操控的？”希特勒问道，“那么你必须与我们合作消灭犹太人。”

阿伦特这样表述：“你一旦认同了A，也就等于认同了B 和C，如此一直延续至整个字母表尽头的屠杀。”甚至根本无需希特勒本人的存在，这套逻辑照样能够运行下去。她补充说，希特勒成功地将这种特有的极权主义病毒散播给了他的统治对象。这些阴谋已经开始自我复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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