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大逃港：十万人冒死偷渡深圳边境

1962年5月14日深夜，罗湖桥头。

一位刚熬完12小时大夜班的香港警察，揉了揉充满血丝的眼睛，望着探照灯光柱下晃动的草丛，嘴里蹦出一句挺不合常理的话：

“这哪是边界线啊，分明就是个打仗的战壕。”

没错，这地方看着确实像刚交过火，可你要细看双方的配置，那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这头是全副武装的五千名军警，天上飞着直升机，水里跑着快艇，手里牵着大狼狗，腰里还挂着催泪瓦斯；再看那头，那是成千上万个老百姓，别说武器了，好些人脚底板连双鞋都没有。

这两拨人之间没啥深仇大恨，唯一的矛盾点，就在于那个刻在骨子里的念头——活下去。

后来人提起这事儿，总管它叫“大逃港”。

可在1962年那个春寒料峭的季节，这压根不是什么简单的搬家，而是一场拿着性命做筹码的概率游戏。

咱们把日历翻回那年年初，你要是站在深圳龙岗西村的村口，就会发现摆在村民跟前的路，其实窄得只剩两条。

第一条路：死守。

这条路的结局，基本上板上钉钉。

广东沿海连着旱了三年，地里的土裂得能塞进拳头，村里的井水早就混成了泥汤子。

像龙岗、坪山那一带，树皮都被刮得干干净净，大伙儿只能撅着屁股在河沟里刨草根吃。

数字最能说明问题：过春节那会儿，龙岗西村也就剩下不到四十口人，可就在十天前，这村里还有两百多号人呢。

人都去哪了？

没人敢问，大家伙儿也就是抬头看看，谁家房顶上还冒烟。

守在这儿，大概率就是跟那消失的一百多人一样，不声不响地饿死在炕头上。

第二条路：跑。

往南边冲，跨过深圳河，去香港。

这条路那是充满了未知数。

前头有带刺的铁丝网，有烂泥塘，有深不见底的水坑，弄不好还得被抓回来。

不过，那会儿坊间疯传着一个有鼻子有眼的信儿：“那边正过节呢，边界就敞开三天，腿脚快的能活命，慢了就没戏了。”

对于一个已经走投无路的人来说，只要这“死亡率”没到百分之百，那就是救命稻草。

于是，饥饿把复杂的人性挤压得只剩下一个动作：冲过去。

这场豪赌的第一个关口，就是挑路。

当时的这些“闯关者”可不是流浪汉，里头有种地的，有教书的，大多是拖家带口。

临出发前，他们得在三条所谓的“生死线”里选一条。

头一条：中线，钻罗湖的涵洞。

看着像是抄近道，其实是在玩命。

好多人把自己塞进蛇皮袋子里，趁着黑灯瞎火被人推进下水道。

这事儿最怕的就是没法控制——出口那么窄，氧气又稀薄，要是前头的人卡住了，后头的人压根不知道，还照样往里推。

有个事儿说起来都让人揪心：一个七岁的小闺女被塞进涵洞，半道上缺氧晕过去了。

等人把她拽出来的时候，小脸乌青，气儿都没了。

第二条：西线，从蛇口游过去。

这得要身板硬朗，还得有家伙事儿。

5月初的蛇口水面上，一夜之间就跟下饺子似的。

大伙儿抱着轮胎、油桶，甚至有人把空的汽水瓶子捆成一排当救生圈，扑通扑通往海里跳。

这儿最大的麻烦是“人挤人”。

几千号人一下水，喊娘的、骂街的、喊救命的乱成一锅粥。

有人直接被后头的人踩进淤泥里，连个泡都没冒就沉底了。

在西湾大桥底下的铁丝网边上，枯草堆里曾经刨出来三具尸体，脸肿得没法看，手指头死死扣在网眼里。

后来有人在上面盖了块麻袋片，留了句话：“水太深，别走这儿。”

第三条：东线，翻梧桐山或者走沙头角。

这就看谁命硬、体力好了。

梧桐山脚底下，后来清理出十一具尸体，全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不是失足摔死的，就是把血流干了。

不管选哪条道，那会儿大家嘴里只有一句话：“前头的快跑，后头堵死啦！”

就算你命大，冲过了这道自然屏障，真正的较量才刚拉开序幕。

这就得说说当时的第二个狠角色——港英政府。

在5月中旬以前，看着这乌泱泱的人群，港英政府的态度其实挺摇摆。

可眼瞅着每天涌进来的人数过了四千大关，香港本地的社会承受力那是彻底亮了红灯。

这背后的算盘打得很现实。

当时的香港工会直接拍了桌子：新来这么多人，工钱肯定得跌，本来房子就不够住，这下更挤了。

这种担心没过两天就变成了真刀真枪的冲突。

6月3日，太子道的一个工地上就炸了窝。

十几个老工人把工头围了起来，为啥？

因为工头招了五个刚逃过来的，工钱直接给砍了一半。

在那样的压力下，九龙深水埗的建筑工会甚至放了狠话：“政府要是再不封关，我们就罢工。”

既然社会成本已经高过了同情心，港英政府的脸立马就沉了下来。

5月14日，一道死命令发了出来：逮住非法入境的，一律遣送回去，不审也不记。

这就是一场不对等的“围剿”。

五千多名警察、特勤、宪兵铺在边界线上，十米一个岗，每个岗带条狗。

铁丝网是双层的，三米高，顶上全是倒钩。

直升机在头顶上嗡嗡转，探照灯把晚上照得跟大白天似的。

对于逃难的人来说，被抓虽然死不了，但那个结果比死还难受——遣返。

大卡车拉着一车车被抓的人，一趟趟往罗湖桥送。

车门一开，那边接收，剃光头、登记、挂牌子。

胸前挂个木牌，上面用毛笔写着五个大字：“非法越境者”。

可这儿出了个怪事儿：边界线上出现了“回流潮”。

白天被送回去的人，晚上顶着个光头又趴在了铁丝网底下。

越封越跑，越跑越多。

有个人连着被送回去三次，第四次好不容易冲进了九龙，结果脚刚踩上旺角的马路就被巡警摁住了。

当时有个记者拍了张照：这人脸上全是血道子，身上的衣服烂得跟从土里刨出来的破布一样。

为啥这么死心眼？

因为在他们心里的账本上，这压根不是试一试，而是唯一的活路。

“过去就是人，回来就是鬼。”

这话不是修辞，是大实话。

面对这么惨烈的冲撞，香港老百姓的心里防线起了微妙的变化。

有个细节特有意思：虽说工会嚷嚷着新移民抢饭碗，可真当那些难民活生生站在眼前的时候，普通香港市民的第一反应是——救人。

从6月中旬开始，九龙的好些个教会、私塾和村子自发凑了个“临时救济会”。

这帮人不登记，不挂牌，就干一件事：送吃的。

这是一种没法言说的默契。

从元朗开出来的小货车，每天后半夜两点停在罗湖附近的荒地上。

车上卸下来的干粮包里装着粥、咸菜和盐巴，用布包得严严实实，藏在草窝子里。

没人接头，也不用接头。

一旦被逮着，车扣了，东西烧了。

有个姓李的司机，有一回送饭被警察追，慌不择路把车开进了沟里，腿摔断了，车也烧成了光架子。

可他后来跟村里人说的一句话，代表了当时好多香港人的心思：“送一回是不够吃，但也比眼瞅着他们饿死强。”

这种帮忙甚至搞到了海上。

荃湾码头的渔船开始定点往红树林滩涂上扔东西。

船不靠岸，就照着坐标甩包。

船头挂着白旗，包里装的是衣裳、饼干和干净水，里头还塞张纸条：“过不去的，就等雨停。”

那一刻，冷冰冰的制度铁墙，被人情味儿撕开了一道口子。

就像英国《观察家报》那个驻港记者写的那句话：“线外头是活生生的人，线里头是死板的制度。

等到6月下旬雨季来了，封锁也更严了，这场大规模的逃亡才慢慢消停下来。

可那些卡在“夹缝”里的人，成了这场悲剧最后的尾声。

他们进不了香港，也回不去内地，只能躲在芦苇荡、废墟堆里，被人叫作“悬空人”。

在罗湖大桥底下的草堆里，有人发现过一个用破尼龙袋和树枝搭起来的“窝棚”。

一家六口挤在里头，孩子发烧三天了动弹不得。

女人接雨水洗衣服，用泥水煮饭，半大的小子去垃圾堆里翻烂菜叶子填肚子。

更有甚者，为了不再挨饿，主动站出来暴露目标，盼着被抓回去。

“至少回去还能喝口稀粥。”

你琢磨琢磨，这得绝望成啥样，才会觉得被抓也是一种福气。

1962年的这场事儿，最后留下的数据是冰冷的。

整个5月份，平均每天有四千人哪怕豁出命也要过界。

但比数据更让人震撼的，是这后头那股子近乎野蛮的生命力。

几十万人拿肉身子去撞边界线，这不是为了叛变，也不是为了发大财。

他们就是为了给家里的老人讨口饭，为了背上的娃娃能熬过那个春天。

在这场没硝烟的仗里，没啥战略，没啥指挥，剩下的全是本能。

你要问他们为啥敢往枪口上撞，往深水里跳？

对于那会儿的他们来说，只要前头有一丁点儿活路，背后的万丈深渊就不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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