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小子娶不起媳妇，叔用口粮换回个女人，没想到捡到宝了

叔那天回来，牛车后头多了个人。

天擦黑了，村里人都忙着收衣裳收柴火，没人注意。我正蹲院里劈柴，叔远远喊了一嗓子：“铁生！过来接人！”

我抬头，看见破棉袄裹着个女人，脸灰扑扑的，头发打绺，像刚从哪个墙角捡回来。

叔跳下车，拍了拍身上的土，口气跟交公粮一样平常：“你媳妇，一筐土豆换的，不亏。”

斧头差点剁脚背上。

那女人站在门口，没哭，没躲，也没往里走。她就那么站着，眼珠子像不会转。

我张了嘴，没出声。

她倒先开口了，嗓子哑得跟三天没喝水似的，说的话却一个字一个字砸地上：

“给口饭吃就成，嫁谁不是嫁。”

我愣在那，半晌没接住话。

叔已经进屋点灯了，催我：“还站着干啥？烧水去！”

那晚我把柴房收拾出来，铺了厚厚一层干草。

她住东屋，我没敢进。

第二天鸡叫头遍我爬起来下地，回来时院里变了样。柴火码得跟尺子量过似的，灶房冒白气，她蹲灶台边添柴，锅里的野菜粥咕嘟咕嘟响。

我瞥一眼，米没舍得放几粒。

“往后多搁点米。”我说，“人吃不饱，干活没劲。”

她抬头看我一眼，又低下去，没应声。

那之后好几天，我俩说的话加起来，凑不满一页作业本。她干活，我干活，吃饭，睡觉。叔急了，背地里戳我脊梁骨：“人是给你娶的，你躲柴房算怎么回事？”

我不吭声。

不是不想要。是怕。

怕她哪天醒过神来，觉得这日子太苦，扭头就走。

那场雪下了一整夜。

我回来晚了，推门进院，东屋窗上还亮着灯。走近了，听见里头有声音——念书的声音。

《三字经》，一句接一句，轻轻细细的。

我趴在窗缝看了半天。她坐炕沿，膝盖上摊本破书，油灯芯快烧到底了也不管。

我敲了门。

她开门的瞬间，眼神慌了一瞬，书藏到背后。

“你会念书？”我问。

她没吭声，半晌，把书递过来。

扉页上两个钢笔字，工工整整：白秀娥。

“念过六年。”她说。

六个字，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我没往下问。把书放回炕上，说：“往后想念就念，不用躲着。”

她没应，眼眶红了。

那之后，每天晚上她都教我认字。

她念一句，我跟一句。她从不嫌我笨，错一百遍也是轻轻纠正。油灯下她侧脸瘦削，声音却稳得像老井里的水。

我渐渐知道，她爹当过会计，她教过城里的中学，抄家那年来得又猛又急，什么都没留住。她爹饿得皮包骨，把她拉到粮站门口，换了那筐土豆。

“那时候我想，活成啥样都无所谓了。”她说这话时没看我，盯着窗户外头黑漆漆的天，“饿不死就行。”

我握了握她的手，没说话。

那双手，冻疮裂了口子，血糊在指缝里，她从来不喊疼。

第二天我跑遍半个村，换了一碗羊油，又拿仅剩的辣椒熬了膏子。她看着我把药涂她手上，忽然掉泪。

“你对我这么好，”她顿了顿，“我怕我配不上。”

“你是我媳妇。”我说。

头一回，把这两个字说出口。

她低下头，嘴角动了动，没出声。但我看见了，她在笑。

后来她哥来找过。

那人穿着中山装，站院里说话硬邦邦的，一口一个“接回去”“城里”“有身份”。她躲在屋里，手攥着门框，攥得指节发白。

“我不走。”她说。

她哥脸黑了：“泥腿子有什么好跟的？”

她没回嘴，只把我的手攥得更紧。

那天她哥走的时候，扔下一句“你别后悔”。她站院门口看着那道背影消失，忽然整个人软下来，靠在我肩上，哭了很久。

那晚她把所有事都跟我说了。怎么从教师变成“坏分子家属”，怎么从楼房搬到棚户区，怎么饿得啃树皮，怎么被她爹拉到粮站门口。

“那时候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她说，“行尸走肉，活一天算一天。”

“后来呢？”

她抬起头，眼里的泪还没干，却笑了。

“后来遇见你。”

她的书没白念。

村里刘婶的娃发高烧，烧了三天，老刘头的药不顶事。她去看了一眼，问了几个问题，开了副方子。第二天娃退了烧，满院子跑了。

那之后，村里人有个头疼脑热，都来找她。

她从不收钱，最多收两个鸡蛋、一把青菜。晚上还腾出院子，教人认字算账，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院里挤得满满当当。

她站人群前面，拿树枝在地上写，一笔一划，神情认真得像回到从前。

那一刻我才明白，她找回了自己。

可惜好日子不长。

上头来人了，查她的底细，说她成分有问题，夜校也停了，人也被带走了。

我去县城，在县委大院门口蹲了七天。

白长明后来告诉我，她写了检讨，保证不再办学、不再给人看病。他说这话时别过脸，不敢看我。

她出来那天，瘦了一圈，脸白得像纸。但看见我时，她还是笑了。

“铁生，”她说，“对不起。”

我把她搂进怀里，什么都没说。

回村的路上她一直沉默。快到村口时，她忽然停下。

“你后悔吗？”她问。

“后悔什么？”

“娶我。”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头有怯、有怕，还有一点点试探的光。

“我这辈子，”我说，“就后悔一件事。”

她怔住。

“后悔没早认识你。”

她的眼泪刷地淌下来，扑在我肩上，哭出了声。

后来医疗队进村，她跟着帮忙，慢慢又捡起了老本行。

再后来，村里办了诊所，她是唯一的赤脚医生。

女儿出生那年秋天，她抱着那个皱巴巴的小肉团，问我取啥名。

我说：“孙念书。”

她没问为什么，只是点点头，把女儿贴在心口。

念书五岁就能背《三字经》，趴在她娘腿上，一个字一个字念得摇头晃脑。那本破书翻得更破了，边角都用浆糊粘过好几回。

念书考上医学院那年，她抱着录取通知书哭了整整一宿。

“我这辈子最骄傲的，”她擦着眼泪，“就是生了这个闺女，教她认了字。”

我握着她长了老茧的手，没接话。

心里头想的是另一句：

我这辈子最值的事，是娶了你。

那年那筐土豆，换来了一生的踏实日子。

她不嫌我家穷，我不嫌她过去。两个人就像地里的两株麦子，挨着长，熬过旱，熬过涝，结出的穗子沉甸甸的。

如今念书也当了医生，回到镇上的卫生院，见天儿给老乡亲看病。叔八十多了，还念叨：“一筐土豆，值不值？”

她在一旁笑，没应声。

我替她答了：

“值。太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