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高官救九万红军却被判死刑，毛主席：立即释放他是红军大恩人

1950年的那个冬天，广东的气氛有些肃杀。

一张判决书静静地躺在办公桌上，红色的勾决笔迹格外刺眼。

被告那一栏里，填着“莫雄”二字。

后面跟着的头衔挺吓人：国民党少将、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

在那会儿，根本不需要罗列什么具体的罪状，单凭“国民党少将”这块牌子，碰上镇反运动的高潮，这就够他在鬼门关走上好几遭了。

当地的老乡和负责土改的干部们想法很朴素：既然抓住了反动派的大头目，那还有啥好犹豫的？

直接毙了。

处决的命令签了字，刑场那边也打扫干净了，就连动手的时辰都定得死死的：即刻执行。

照着那个年头的惯例，莫雄这次是彻底栽了。

毕竟这里是刚解放的广东，没人会吃饱了撑的去保一个旧军阀的命。

可偏偏就在枪栓拉动、马上就要响枪的节骨眼上，一封加急电报火急火燎地从北京飞到了广州。

紧跟着，叶剑英元帅的专线电话直接打进了中南局负责人陶铸的办公室。

电话那头，指令简短而有力，只有四个字：“枪下留人！”

紧接着传达过来的，是毛主席亲自给这个人下的评语：“这是红军的大恩人，马上放人！”

这事儿听着就挺稀奇。

一个挂着国民党少将军衔的人，咋就成了红军的恩人？

毛主席日理万机，怎么会亲自过问一个“反动军官”是死是活？

要把这事儿说明白，得把日历往前翻十六年，去算一笔险之又险的旧账。

这笔账只要算错哪怕一个小数点，咱中国的历史书可能就得换个写法。

镜头拉回到1934年10月，江西庐山。

那阵子，蒋介石的心情那是相当不错。

他在庐山牯岭搞了个规格极高的秘密军事碰头会。

会议的中心思想就一条：给中央苏区的红军来个“绝户计”。

为了这一招，蒋介石可是下了血本。

他一口气调动了一百五十万大军，还在瑞金周围密密麻麻布下了三十道铁丝网和火力封锁线。

这个计划有个听着就让人透不过气的名字——“铁桶计划”。

蒋介石的小算盘打得精：我不跟你正面硬刚，我就用这一百五十万人铸成一个铁桶，把你困在里面，饿死你，渴死你。

每天往前挪几里地，步步紧逼，直到把苏区压缩得连个立足的地方都没有。

只要这招数一使出来，原本就处于劣势的红军，那是插翅难飞。

就在这个连苍蝇都飞不进来的绝密会议室里，坐着一位肩膀上扛着少将星徽的专员，这人就是莫雄。

那时候他对外公开的身份，是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

蒋介石能让他进这个屋开会，那是真把他当心腹看。

毕竟赣北是剿共的最前线，莫雄手里那是真有兵权的。

可蒋介石千算万算，脑子转得飞快，唯独算漏了一样东西——人心。

会议刚散场，莫雄就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上。

那时候摆在他眼前的路，其实有三条。

第一条路，老老实实当他的国民党将军。

拿着这份绝密的“铁桶计划”，回去调兵遣将，配合中央军围剿红军。

只要这一仗赢了，凭着这份战功，往上爬那是板上钉钉的事，荣华富贵伸手就能够着。

第二条路，当个缩头乌龟。

装作啥都不知道，出工不出力，混日子。

虽然捞不着大功劳，但起码脑袋在脖子上长得稳稳当当。

第三条路，也是最疯狂、最要命的一条：把这情报捅给红军。

选这条路的风险有多大？

再一个，当时的中央苏区已经被围得像铁桶一般，红军眼瞅着就要不行了，聪明人都在忙着跳船，这会儿往红军那边凑，在旁人眼里简直就是那句老话——“49年入国军”，逆着大势干，不但没好处，搞不好还得跟着红军一块儿完蛋。

换了任何一个精于算计的“聪明人”，肯定选第一条，最次也得选第二条保平安。

偏偏莫雄，选了那条死路。

他火速赶回德安的司令部，大门紧闭，叫来了几个心腹。

这几个人挺有意思。

名义上是莫雄的手下，其实全是莫雄特意安插进来的共产党人：项与年、刘哑佛、卢志英。

这背后的道理在哪？

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凭啥干这种“吃里扒外”的事儿？

其实早在1930年他在上海闲居的时候，心里就已经有了谱。

通过老部下刘哑佛，他结识了周恩来和李克农。

他对蒋介石那套独裁做法早就烦透了，好几次提出要加入共产党。

当时党组织的回复特别有远见：你留在党外头，能起的作用比在党内大得多。

这一步闲棋，在1934年得到了万倍的回报。

莫雄曾经跟严希纯撂过一句狠话：“蒋介石让我剿共，我偏要剿蒋，我要用他的拳头砸他自己的嘴。”

这可不是句气话，这是他实打实的行动准则。

回到1934年的那个晚上。

情报搞到了，决心也下了，接下来摆在面前的是个执行层面的大难题：咋送出去？

这时候，到了第二个关键时刻，主角换成了项与年。

项与年是负责送情报的中共地下党员。

咋整？

项与年对自己下了个狠手。

他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对着自己的嘴巴狠狠地砸了下去。

一下，两下。

血肉横飞，四颗门牙被硬生生敲了下来。

为啥要这么干？

因为他得扮成个叫花子。

一个蓬头垢面、衣服破烂、满嘴豁牙、浑身散发着馊味儿的乞丐，才有可能让哨兵放松警惕。

就这样，项与年顶着肿得老高的脸，忍着钻心的疼，穿过一道又一道封锁线，把命豁出去，终于从德安跑到了瑞金。

当他站在周恩来面前，从鞋底抠出那份带着体温和馊味儿的情报时，周恩来看着眼前这个面目全非的战友，眼泪差点没掉下来。

这份情报值多少钱？

那是无价之宝。

李克农和周恩来拿到情报一瞅，后背直冒冷汗。

要是没这份情报，红军可能还在苏区傻乎乎地硬抗，或者选个错误的方向突围。

真要那样，九万红军哪怕浑身是铁，没几天也得被这一百五十万大军和无数碉堡给磨成铁粉。

中央“三人团”拿到情报后，当机立断，做出了那个改变中国命运的决定：撤。

而且是立刻撤，赶在“铁桶”彻底合拢前留下的最后一道缝隙，跳出去。

这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长征。

因为走得太突然、太快，等到蒋介石的大军合围上来时，发现苏区早就成了一座空城。

蒋介石气得破口大骂，说有人走漏了风声，他那个精心打造的“铁桶”，最后成了一只四处漏水的“破桶”。

可他查来查去，把身边人怀疑了个遍，唯独没查到那个他亲自任命、亲自请来开会的莫雄头上。

这就是情报战的最高境界：敌人知道自己输了，但死活不知道输在哪儿。

时间一晃到了1949年。

解放前夕，国民党开始疯狂屠杀进步人士。

莫雄这时候已经被薛岳盯上了，薛岳打算斩草除根。

莫雄毕竟是老江湖，提前嗅到了危险的气味，连夜逃到了香港。

这时候，历史来了个大反转。

按理说，莫雄可以在香港当个富家翁，安安稳稳过晚年。

但叶剑英南下主政广东时，毛泽东特意嘱咐：一定要把莫雄找回来，给他安排工作。

为啥？

因为共产党人讲义气，记恩情。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

叶剑英专门派人揣着亲笔信去香港，请莫雄回来。

莫雄回来了，但他低估了信息不对称的可怕后果。

在那个年代，像莫雄这样既有国民党少将身份，又没有公开通电起义，而且长期干的是秘密统战工作，由于保密需要，他真正的功绩只有极少数高层知道。

莫雄老家的人不知道他是大英雄，只知道他是“反动军官”。

中共中央中南局的个别领导也不了解内情，看到有人举报，程序一走，大笔一挥：杀。

要不是叶剑英发现得及时，要不是毛主席那句“红军大恩人”，莫雄这颗脑袋，可能就真的冤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了。

这不光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情报工作的宿命——最大的功劳，往往埋藏得最深，深到连自己人都产生误会。

好在，结局挺暖心。

接到毛主席的命令后，陶铸立马执行“枪下留人”。

11月，莫雄被委任为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

到了1951年，他又出任广东省参事室参事、副主任。

1956年国庆节前夕，北京来人了。

这次派人来的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也是当年情报战的老战友——李克农上将。

李克农派专人把莫雄和那个敲掉门牙送情报的项与年，一块儿接到了北京。

这一年的国庆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出现了一位前国民党少将的身影。

李克农代表中央军委设宴款待，叶剑英元帅亲自作陪。

在酒桌上，叶剑英热情地夸赞了他们的历史功绩。

回过头来看，莫雄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一场关于“选择”的豪赌。

在1934年那个乌云压顶的晚上，他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了一个看起来弱小、当时正处于绝境的政党身上。

他赌的不是荣华富贵，因为那时候投奔共产党只有死路一条；他赌的是良心，是对蒋介石独裁的唾弃，是对中国未来的另一种期盼。

事实证明，这把牌他赢了。

那份“铁桶计划”，不光救了九万红军的命，也救了他自己二十年后的命。

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历史的因果循环，往往就藏在这些关键的决策瞬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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