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最愚蠢的飞行员：1990年驾机逃往苏联，结局怎么样？

1990年8月的那个夏天，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风里透着一股子燥热。

在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塔台上的苏军指挥官觉得自己一定是眼花了，或者是还没睡醒。

跑道尽头，一架歼-6战斗机刚刚完成了一次极其野蛮的着陆，轮胎摩擦地面的青烟还没散去。

指挥官的脸瞬间拉得老长，那模样，比吞了一只苍蝇还难受。

座舱盖缓缓升起，一个中国飞行员把脑袋探了出来。

这家伙叫王宝玉，这会儿正咧着嘴，冲着围上来的苏联大兵拼命挥手，脸上洋溢着一种难以名状的狂喜。

在他那单纯又疯狂的脑回路里，自己刚刚完成了一次飞向“自由天堂”的伟业。

可他哪里知道，这一脚刹车踩下去，直接给中苏两国踩出了一个巨大的外交大坑。

一名苏军军官凑近了，确认了这是隔壁邻居的军机，又听明白了王宝玉嘴里蹦出的“去美国”、“避难”这几个词儿。

他无奈地摇摇头，嘴角扯出一丝苦笑，撂下了一句极具深意的话：

“好极了，看来我们远东地区也搞了一出红场降落的闹剧。”

这话听着像是打趣，骨子里全是心酸和恼火。

在王宝玉看来，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奔向光明”之旅；可对于当时正忙得焦头烂额的中苏高层来说，这就是一个必须要赶紧甩掉、还得甩得漂亮的“烫手山芋”。

故事的结局充满了黑色幽默：这个费尽心机飞出来的所谓“义士”，最后不得不开着那架快散架的飞机，又灰溜溜地飞回了那个他做梦都想逃离的地方。

要说这背后的弯弯绕，可比一次简单的叛逃复杂海了去了。

咱把日历往前翻，定格在1990年8月25日的中午。

王宝玉窝在狭窄的驾驶舱里，心里的算盘珠子其实已经拨弄好几年了。

他在空军某师航空兵团一大队飞战斗机。

平心而论，这人手上的活儿不赖，技术在团里能排进中上游。

他这人有个特别突出的标签——爱琢磨。

无论是这就那的飞行原理，还是那些形而上的东西，他都愿意往深了钻。

可问题是，在部队这种讲究纪律和集体的环境里，脑子太活泛有时候真不是什么好事，特别是当这种“钻研”劲儿用错了地方的时候。

把王宝玉逼上绝路的，主要是两块心病：前途无望，后院起火。

先说前途，他觉得自己是一块被埋没的金子。

眼瞅着跟自己同批进来的战友，有的肩膀上多了颗星，有的当上了大队长，混得风生水起。

唯独他，每次提干名单下来，都没他的份。

换个明白人，可能会反省一下是不是自己太不合群，或者人缘太差。

毕竟王宝玉平时跟个闷葫芦似的，自尊心又强得离谱，跟战友们基本没有知心话，群众基础相当薄弱。

可王宝玉偏不。

他脑子里只有一种逻辑——“被害妄想”。

他一口咬定，是某位老首长在背后给他穿小鞋，故意整他。

再说家庭，那是更让他头疼。

他和媳妇的关系已经掉进了冰窟窿，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闹。

媳妇那张嘴也不饶人，指着鼻子骂他“窝囊废”、“没出息”。

男人的脸面一旦在家里被踩在脚底下，往往就会去外面找补，甚至走极端。

就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时候，王宝玉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或者说是毒草：他在书堆里迷失了。

他开始疯狂地啃那些西方哲学的书，接触那些把西方描绘成“民主自由天堂”的理论，甚至还要命地违反纪律，偷偷收听境外的反动广播。

在那些充满杂音的电波里，西方世界遍地是黄金，那是像他这种“怀才不遇的天才”该去的地方。

这种脑子里的毒瘤越长越大，让他产生了一种可怕的幻觉：只要加上油门飞过去，到了那边，金钱、地位、尊严，想要啥有啥。

为了这一天，他把自己训练成了一个“活地图”。

借助平时的训练，他把周边国家机场的坐标、进近路线、气象条件背得滚瓜烂熟，就像刻在脑子里一样。

1990年8月25日，那个要命的时刻到了。

大概中午12点，王宝玉驾驶着歼-6轰鸣升空，原本的任务是去搞昼间低空特技训练。

到了指定空域，特技动作一个没做，他猛地一杆子压下去，把飞机高度死死压在100米左右——这么干是为了躲避雷达的眼睛。

紧接着，机头一转，直插边境线。

但这趟“亡命之旅”一开始就差点翻车。

按照他脑子里的剧本，第一落脚点是苏联的乌格洛沃耶机场。

结果飞到那儿往下一瞅，傻眼了——机场跑道正扒开维修呢，全是坑，根本落不下去。

这时候，红色的油量警告灯已经开始玩命闪烁了。

超低空飞行那就是个油老虎，留给他的时间是以秒计算的。

咋整？

是弹射跳伞保命，还是硬着头皮再赌一把？

王宝玉凭着记忆里的数据，强行改道，扑向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

这完全是在玩命。

当克涅维契的跑道出现在视野里时，油箱里基本就剩点儿油气了。

万幸的是，这地方是给轰炸机用的，跑道又长又宽敞。

王宝玉没得选，也顾不上姿态优不优美了，对准跑道就是这辈子最狠的一次着陆。

飞机墩在了地上，人活着。

但他做梦也没想到，真正的噩梦才刚拉开大幕。

当天晚上，苏联塔斯社发了条豆腐块大小的消息，把这事儿给捅了出来。

这下子，一道无比棘手的外交难题摆在了莫斯科和北京的办公桌上。

要是搁在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中苏还要掐架那会儿，王宝玉这块料绝对会被苏联当成宝贝，用来恶心中国，或者把肚子里的情报榨干。

可现在是1990年。

戈尔巴乔夫治下的苏联，家里早就乱成了一锅粥，经济崩盘，加盟共和国闹分家。

中苏关系好不容易才刚刚把坚冰融化。

对克里姆林宫来说，为了一个小小的歼-6飞行员，去得罪正在修好的邻居，这笔买卖不仅亏本，简直是脑子进水。

再说了，那个苏军军官提到的“红场事件”，那是苏联防空军心里永远拔不掉的刺。

这会儿又让一架中国飞机大摇大摆地落在自家的轰炸机窝里，这对苏军来说哪是投诚啊，简直是啪啪打脸，证明他们的防空网全是窟窿。

所以，苏方的态度就一个字：撤！

这事儿得赶紧平息，越低调越好，越快越好。

中方的动作那是雷厉风行。

外交部部长钱其琛二话没说，直接飞到哈尔滨，跟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紧急碰头。

这场谈判没那么多废话，核心基调就俩字：低调。

双方一拍即合，协议签得飞快：人，必须引渡回国；飞机，也得弄回去。

这里面最绝的一个情节出现了。

按照商量好的，中方派了一架专机去苏联把王宝玉押回来。

可那架歼-6咋办？

本来最好的办法是中方派个飞行员飞回来，或者干脆拆了用卡车拉回来。

但现场的情况让人哭笑不得：王宝玉落地那一猛子太狠，飞机受了内伤，最要命的是两个减速板卡死在外面，收不回去了。

苏方那个基地虽然大，可那是伺候轰炸机的主儿，根本没有修歼-6这种老式战斗机的工具和备件。

老毛子虽然也想帮忙，捣鼓了半天，两手一摊：修不好，真修不好。

最后，一个在世界航空史上都找不出第二个的奇葩场景诞生了。

中苏双方拍板：让王宝玉自己把这架破飞机飞回去。

大伙儿可以脑补一下王宝玉当时的心态。

前一秒，他还做着去美国喝可乐、住别墅的春秋大梦；后一秒，就被通知要开着这架带着残疾的飞机，在两国战机的监视下，飞回那个正磨刀霍霍等着审判他的老家。

这哪是引渡啊，这简直就是把人的心放在油锅里煎。

尽管飞机挂着故障，减速板支棱着，气动外形全毁，飞起来就像开拖拉机一样费劲，但王宝玉硬是凭着那种绝望中的求生本能，把这架故障机晃晃悠悠地开了回来，安全落地。

王宝玉的起落架触地的那一瞬间，他的人生剧本就已经写到了大结局。

他脑子里那些所谓的“老首长迫害”、“怀才不遇”，在他拉起操纵杆叛逃的那一刻，性质就彻底变味了。

这不再是私人恩怨，这是赤裸裸的背叛国家。

回国后的流程，走得比闪电还快。

开除党籍，扒掉军装。

紧接着，空军军事法院的锤子落了下来：以背叛祖国罪，判处王宝玉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如今回过头来咂摸这件事，王宝玉的悲剧根源在于，他把生活里的那一地鸡毛，用一种极其极端、极其幼稚的方式，投射到了国际政治的大棋盘上。

他以为自己是投奔西方的“英雄”，但在大国博弈的天平上，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转折点，他充其量也就是个无足轻重的、甚至有点讨人嫌的过河卒子。

他算准了航线坐标，算准了剩余油量，甚至算准了躲避雷达的高度。

可他唯独没算准那个时代。

1990年的天空，早就容不下这种荒唐透顶的“英雄梦”了。

信息来源：